王沪宁是上海人，姚文元也是上海人；王沪宁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大笔杆子，姚文元是毛泽东的大笔杆子；王沪宁是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意识形态总管；姚文元是中共九大、十大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共意识形态总管。
王沪宁因替江泽民包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替胡锦涛包装“科学发展观”，替习近平包装“习思想”，获提拔重用；姚文元因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头阵，获提拔重用。所不同的是，姚文元在秦城监狱被关押20年后，曲终人亡，王沪宁仍在继续走姚文元的“老路”。
姚文元走上“末日”不归路
1976年9月9日，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病亡。主子一死，姚文元的末日即到。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给姚文元，通知他晚上8点到中南海怀仁堂二楼，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议程是：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当晚7点40分，姚文元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一进怀仁堂的门，姚文元就被中央警卫局的两名军人抓捕。
“末日”降临前，姚文元是有预感的。姚文元曾收到两封让他心惊胆战的信：第一封信是1976年4月写给《人民日报》的匿名信。信中写道：“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人民日报）应改为：法西斯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第二封信是1976年7月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名记者写的。信中透露，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对在北京养病的一位河南官员说，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政治局存在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不开口，是因为毛还活着，毛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秘密串连，接下来将是血雨腥风。纪登奎的儿子叮嘱这位河南官员回去后要预做准备。
这两封信，姚文元思考再三，没有上交，而是锁在自已家里的抽屉里。从姚文元后来的交代看，他预感到毛死后可能会出大事，想给自己留后路。一旦江青被抓捕，他就把这两封信送给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再搞一次投机。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跟江青等一起被抓捕了。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姚文元奉命打响文革第一枪
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被称为“十年浩劫”。1980年8月，意大利着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北京问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举例说，仅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一个冤案，就牵连138万多人，打死1万7千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1493人，打残9661人。
被毛泽东妻子江青称为“无产阶级金棍子”的姚文元，就是奉命打响文革第一枪的大笔杆子。
1965年，毛泽东开始蕴酿发动文革，打倒他曾经选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跟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因为毛担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
毛泽东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找来找去，最后找到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认为，《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1959年毛打倒的中共元帅彭德怀翻案的戏，是“大毒草”。
毛指使江青到上海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一听说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闭门数月，数易其稿，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毛改定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成为毛发动文革打响的第一枪。
后来，江青盛赞姚文元：“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起，进而“挖”出“三家村”，“挖”出“中共北京市委”，“挖”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挖”出“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姚文元紧跟毛泽东的投机路
姚文元，是作家姚蓬子之子，1931年出生于上海，17岁加入中共。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等。其特点是善于观察政治风向，见风驶舵，善于“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且文笔毒辣，极具煽动性，颇对毛泽东的口味。
1955年，24岁的姚文元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崭露头角。胡风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姚文元曾经非常崇拜胡风，一度想做胡风的“入室弟子”，专门写过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这本书出版前，毛泽东突然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姚文元立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分清是非，划清界线》，攻击胡风的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震惊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立即写出一篇独出心裁的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刊登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到后，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从此，姚文元成为全国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储平安、王若望、施蛰存、流沙河、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一大批着名文人成为他棒打的对象。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因替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头阵立大功，经江青提议，35岁的姚文元被提拔重用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由此开启了他在文革中以笔做刀枪棍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辉煌岁月”。1969年中共九大上，38岁的姚文元被提拔重用为中共政治局委员，成为最年轻的中共政治局委员。1970年8月，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倒台后，姚文元接任《红旗》杂志总编，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总管。1973年中共十大上，姚文元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继续掌管中共宣传机器，总管中共意识形态。
文革中，毛泽东要打倒谁，姚文元就紧跟着打倒谁。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意在打倒刘少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姚文元立即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要打倒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姚文元就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毛泽东要打倒中共政治局常委陶铸，姚文元就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要打倒文革中的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姚文元就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6年4月，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姚文元就积极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称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文革中，姚文元的刀笔所至，杀气腾腾，血光照人，导致冤狱遍地，惨祸四起，血泪斑斑。
姚文元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然而，中共的绞肉机是冷酷无情的。今天整人的人，明天可能成为挨整的人；明天整人的人，后天可能成为挨整的人。毛泽东在世时，由于有毛的庇护，姚文元跟在毛的妻子江青的屁股后头到处整人，无数知识分子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中共官员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死去活来。
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立即遭报。1976年10月6日，就是姚文元遭恶报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在十年文革中红极一时、害人无数的姚文元，沦为阶下囚，被关进阴森森的秦城监狱。直到1996年，姚文元被关押整整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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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