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05日讯】中共正式改变香港选制，结果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差。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进程，由中共自己承诺的“循序渐进”，被指倒退到不只是“循序渐退”，简直是“突然死亡”。美国国务院亦谴责当局违反国际义务，系统性摧毁香港的高度自治，严重破坏香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师蔡子强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表示， 这次选举制度出来，令人吓了一跳。很多人对未来选举会从严从紧早有预料，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想到，苛刻和收紧到了这种地步。整个选举的性质都变了，“如果你没有中央的首肯，你不能参选，那其实结果就是中央恩典了。”最大的变化是，没有了民主自由意义的选举，成了一个“半恩典”的机制，“可能真正有意义的选举，在香港未来会消失。”
民主派在立法会最乐观的结果，也只能拿到不到五分之一的席位，最坏的结果则是一席都没有，只看中共卡不卡。这次选举改制最重要的特征是，将香港立法会的性质，从切实反映民意，变成了体现中共政治意志。
改制漠视民意 违背中外价值 荒谬过三
他指出，这次改制荒谬之处很多。第一，《基本法》规定了普选特首循序渐进，然后立法会全面普选。但是现在突然间来了一个大倒退，立法会直选议席从35席减到20席，又增加了40席北京操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议席。还用语言艺术来伪装，说“回到原点，重新出发”“不就是倒退咯？但是它不想用倒退这个词。这个是第一个荒谬。”
荒谬之二是，违反了大家习以为常的、不分中外的核心价值，即不可以有利益冲突。很多人都说，整个方案最大的笑柄是，“你竟然（在选举委员会和功能界别）取消了区议会之后，又加回了一些扑灭罪行委员会、防火委员会。你觉得不应该将区议员政治化，但是你又觉得应该把防火委员会、扑灭罪行委员会政治化。”
“你说（加入区议会）会违反初心，但是防火委员会和扑灭罪行委员会的初心，也不是我们选特首的。更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由特区政府委任的。那么就是说特区政府委任一些人，而那些人未来是会选特首的，那其实这个不是变相种票？这个是很严重的利益冲突来的。”
他指，把亲北京的人放进选举委员会，同时把泛民为主的区议会全部踢出选举委员会，做法极为恶劣，到了漠视不论中外的核心价值，公然制造利益冲突的地步。
荒谬之三是，完全不重视、不尊重“一国两制”之下港人的意见。回看过去，2010年的政改方案出来之前，经历了与民主派超过半年的互动，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今次改制则完全漠视两制与香港民意，纯粹由北京说了算。“人大闪电宣布，然后闪电通过。”
“《基本法》在草拟期间，里面有比较多民主派在里面，甚至有一些中立的学者等等；2010年政改方案，我们也有一些中立的学者，加入去参与讨论。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了。”他认为，中共当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做法，不只违反了香港价值，更是违背中外共同的核心价值，这是令很多人感到愤慨的原因。
泛民若无中共首肯 参选将极为困难
以后任何人要想参选，无论是选举委员会还是立法会，无论是立法会直选还是功能界别选举，都需要在五个界别都拿到提名。“如果你对特首，你说需要安全系数比较高，那我想大家也不会再跟你争论。但是到了立法会，你只是选一个直选议员或者功能组别议员，你也要五个界别才能拿到提名。”有媒体访问了一些之前的民主派选委，他们都觉得基本上很难选，也都没什么兴趣再参选。
民主派以往可以在35个直选和功能组别里，拿到很多议席。但是现在这两部分都被减少了，反而增加了40个北京控制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的议员，成为立法会议员三大组别的最大部分。大家深入去看就会发现，“民主派要想在选委会拿到零星的议席，都很困难。”
“功能组别这一点是没有变的，就是仍然有很多界别是个人票；但是在选委会里面，基本上就已经是团体票。”同时，“五个界别里面都要拿提名，那怎么拿呢？所以变成那个结果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央的首肯，你基本上参选呢，是极为困难。”
防退回压力团体政治 民主派是否参选两头难
民主派的回应，他觉得“有点意兴阑珊”，因为连获得提名都很难，选委会选举还多是团体票。“如果只有一个政党可以允许他(她)参选，比如民主党等等，那他（她）的压力会很大，就是其它党都不可以参加，只有你可以，有些人就会怀疑，你跟中央是不是有什么默契？甚至有什么交易。”
他指，现在的政党和以往压力团体的最大区别，就是政党可以参选，在议会里面有议席，能够为市民发声。如果一个党不参选，在议会自然也就没有议席，那香港跟压力团体政治就没有什么分别。
“在立法会里面，用五大界别去提名，那我以后都不参选了，因为觉得要参选，所谓要投票，或者有人叫乞票等等，基本上是相当的侮辱。”
“但是如果区议会也有这样的安排，那你怎么样？你是不是杯葛所有的选举？杯葛所有选举你还是不是一个政党？”
他经常说，香港随时有机会退回到70年代‘压力团体’的政治，倒退50年，这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很简单的，可能是十几二十个人，政府出了些政策，开个记者会，这样（就完了）。基本上你没什么影响，你不可以通过议会里面投一票，跟它讨价还价，逼它在某些问题上听市民意见。”
他看到民主派人士的畏难心态，摆在他们面前的考验很艰难。如果“ 引刀成一快 ”容易并且痛快，以后再不参选就是了。带来的问题就是，未来香港会怎样？“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决定，就是你走到这一步，想回头就相当困难了，你的政党就会急速萎缩，变回压力团体的地步。”
民主派最乐观拿16席 最差0席
他觉得，最乐观的情况是，民主派可以拿到立法会16席，即派出来的所有参选者，北京基本上全部放行。最差的情况则是全部卡住，一席都没有，选委会不给予提名就行了。“你五个界别都要拿，每个界别两个提名嘛，如果一个都不给你，你就没得参选了。”
他的算法很简单，今次20席直选里面，取消了“比例代表制”，改成“双议席单票制”，可能是民主、建制平分秋色，各占10席。而民主派上次拿到了10个功能组别，其中3个超区取消，又有资讯科技界转成了团体票，不容乐观。“最后可能的就是剩下6席，那么加在一起就16席。”
未来立法会将体现中共政治意志
他说，这次改制最关键在于，未来议会的特征变了。在西方，议会就是反映民意的代议机构。通过选举把主流民意放进议会，然后由议会反映和行使民意。但是在共产党那里，从来都不是这样。“未来本身那个立法机关，我相信就是主要用来体现中央的政治意志。就是它想怎么样，然后通过立法机关去展现它的意志。”
他认为，以往在立法会有很多乱局、拉布等现象，涉及到一直处理不了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中共可能觉得很厌烦，在它的如意算盘里，未来处理这问题的效率会高很多。
“它觉得过去20年在议会吵吵闹闹，结果有很多东西做不了，所以它以后就要一锤定音。”他说，中共眼中深层次矛盾问题，包括土地、房屋、税制、青年人向上流动等等。中共公开批评，在立法会由于民主派的掣肘，使它很多愿望达不到；但它没公然去讲的，就是工商界的反对。
他表示，实际上以前选举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建制派拿不到一半票，在立法会更加拿不到一半票。它能够拿到一半，是因为和工商界组成了一个联盟，将工商界拉了过来，因此工商界有否决权。
所以林郑特区政府有很多想做的事，都没有做到。所谓的“空置税”，胎死腹中；从梁振英年代开始的“强积金对冲”，也做不到。“因为它伤害了地产商，它伤害了大商家、老板等等的利益。”
事实上，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包括了香港人对香港日趋大陆化的反感，对香港一直迟迟未落实普选的反感。但北京不想将这些提到是深层次矛盾，也不想真正解决这些矛盾，“因为这些就挑战了一个政治制度的本质。”
如果中共真要在土地和房屋等深层领域开刀的话，就要和工商界进行切割，再不理他们的反对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的大输家当然是民主派，第二是工商界，第三就是那些建制的直选党。”
他预言，下一届立法会，最重要的将不再是一个代议机构，而成了体现中央政治意志的机构。它会与政府共同合作，迅速通过一些政策，触及那些所谓深层次矛盾。“所以我相信，地产界现在都会有一些危机感存在，因为它其实都可能会是一个开刀的对象。这是一个彻底的变迁。”
中共强制手段搬到香港 很多港人死心移民
众所周知，民主政府的办事效率从来都不如独裁政府。近两年大陆华北地区不允许烧蜂窝煤，雷厉风行地挨村检查，谁家藏煤就全部没收，并且罚款。“当然出了很多问题，原来那些天然气管又未准备好，结果大家就捱了一个很冷的冬天。”“要强拆，那在北京一夜就强拆完了，那些所谓低端人口要被赶走。”
中共的高效率、低人权，使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给社会带来了后遗症。“很多有留意中国问题的朋友会记得，即所谓华北要烧天然气，不用煤炭；或者北京强拆，清除低端人口，造成怨声载道，造成了很多问题。”
现在要将同一套手段搬到香港，由中共一锤定音，从而搞定多年没搞定的深层次矛盾。结果会如何呢？“会不会像刚才讲的，效率就有了，但负作用频生，或者一些恶劣结果频生呢？”
效率虽然不是民主制度的长处，但是民主有很多好处，如保障民主人权、保证政府透明、制衡政府等，是香港人珍而重之的价值。香港人之所以喜欢香港，并不是在这里可以发大财，而是这里相对内地可以自由呼吸、自由发声。如今这些都没有了之后，大家看到的就是移民潮。
“牺牲了香港这么多东西，都要将这个选举制度拆掉，然后将它变成一个体现中央意志的架构。那种高效的决策是否真的可以解决香港问题呢？我们不知道，还要观察。但是起码已经使得香港很多人死心，因为这个已经再不是他们认识的香港，而因此纷纷移民。”
对香港来说是悲哀的。越来越多的人在问，香港和内地城市还有什么分别？以往大家都会振振有词地说，香港有言论自由、有选举。但是现在有了国安法，真选举也没了。“很多东西大家讲都要小心；一个艺术馆，放一件什么藏品，都会给你变成一个轩然大波；一个公营电台，每个节目都被你审查，然后又停止播。”他估计，这种政治风暴会继续下去，未来对香港的机构，慢慢都会用中共标准去审视，看你是否“爱国”(爱党）。
“在很多国际指标里面，以往比如在曾荫权年代，甚至董建华年代，每年一些国际的，所谓自由指数，或者传统基金会等等，很多指数，发现香港排得很前，甚至排第一。那政府就会振振有词地讲，香港仍然是自由不变，仍然是回归之后一个，即在西方眼中，‘一国两制’之下自由的城市。”
而现在政府都不好意思说了。有些国际机构甚至踢出了香港，不参与评分了。即使评分，也从名列前茅跌到很靠后。“以前说我们与新加坡斗，现在你不是与新加坡斗了，你现在是出局了，它都不评你了，或者你甚至跌到很后、很后的位置。”
情绪低落 但不要改变原则
“大家都很意兴阑珊，尤其是在最近的这几个星期，不断地有事情发生。我自己做了将近30年的选举研究，我有大量研究的成果、数据等等，突然间发觉其实可能全部没用了，因为未来的那个已经不是选举了。”
另外一些人要搞一些研究，也开始担心会不会跌入禁区、触碰红线。“在学术圈内我知道很多，原本答应了会帮你出的学术着作，现在突然间反口说不行了，太敏感了，不帮你出了，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他不想说一些纯粹使大家高兴的话，例如奋战到底、坚持到最后一刻之类，因为现在的事情使大家实在是有一种沮丧低落之情，战意昂扬不是大家真实的情绪。但是他希望大家能说的，还要继续说下去。
“我不会(像）在过去几年发生的，有些人转了，以往你可能是民主派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民主派政党的领导，结果退了党，加入了政府，然后讲一堆你完全都不认识的话；还有好像是失忆了，你看回当年，2003年23条，你讲过的话与你今天说的话，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完全是两套话。很多人就问，你是否失忆了？”
从内心深处，他认识的所有的学者，没有人想跌入这种失忆坑里，都不想打倒昨天原本的自己。“还是那句话，能讲多少就讲多少，能讲多久就讲多久，如果真的是讲不了的就不讲。但是不要去讲一些相反，或者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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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