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行，中共称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是全世界共享的机遇”。在此之前，中共还自2018年起每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称这是“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果真如此吗？
赞成者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从基本国情看，中国14亿多人口，大概4亿中等收入人群，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从最终消费总量数据看，2016年至2019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3.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41.2万亿，已与世界最大消费国美国相差无几（2018年中国零售市场相当于美国的95%），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从个案看，中国已成为世界一些品牌的最大市场，例如欧莱雅北亚区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称“2020年，中国市场首次成为法国美妆最大的市场”，等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2020年1月8日，中共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尚信心满满地称，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今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不料，疫情爆发，虽然中共声称“率先走出疫情、领跑经济复甦”，虽然美国遭受重创，但是，2020年中国市场规模仍没能超越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比上年下降3.9%（为391,981亿元）。一些人又把超越希望寄托在2021年。
不过，即使今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其容纳能力仍远非理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本文略讲两点。
其一，中国的消费率远低于正常水平
202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接近55%，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为80%左右。不论是相比于高水平的发达国家，还是同等人均GDP发展水平的国家，或是文化地缘相近的邻国，中国的最终消费率都非常低，且相比于同等人均GDP国家，要低2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仅计算居民消费率（将最终消费中的政府消费部分扣除），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消费水平差距会减小到20个百分点左右，但也同样在同水平国家、地域邻国中是最低的。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比较，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都偏低。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不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万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了吗（2020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即使就同等发展水平比较，中国的消费水平为什么远远低于其它国家？中国人的收入到哪去了？陆媒刊发的“中国的居民消费在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一文指出两点。第一，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居民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总体趋势都是在下降的，收入分配整体向政府倾斜；也就是说，相比于过去，同样取得一万元的国民收入，在分配中，居民的获得变少了，从而影响了消费。第二，中国收入差距大幅高于其它国家，而在同等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率就会越低（因为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会逐渐降低，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消费率会变低）。
这两点原因，矛头都指向中共：中共（通过政府）攫取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同时制造了贫富悬殊，使中国人的消费远低于正常水平。
其二，虚幻的4亿中产阶级（中等收入人群）消费能力
虽然，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虽然，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研究结论是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9.63亿人；但是，“中国4亿中产阶级论”仍有巨大的影响力。
而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中的论坛上，“中国经济奇迹论”者林毅夫甚至提出，“到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可能会达到8亿，这样巨大的市场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机遇。”他说，新的消费人群的崛起加上原有消费者的需求升级，对于全球来说，中国都是一片值得开拓深耕的沃土。
其实，“中国4亿中产阶级论”在学术上是很有争论的。例如，大陆社会学家陆学艺等1999年估算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14.1%，到2008年这个数字会增长为22%—23%，“一个较小的中产阶级被极小的上层阶级和庞大的下层阶级挤在中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2015年10月在“塞缪尔∙李普塞特世界民主讲座”（Seymour Martin Lipset Lecture on Democracy in the World）的那次着名演讲中，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与李普塞特界定的中产阶级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
另据中国经济学者李实、杨修娜的最新研究，若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按2018年价格，每日收入上下限分别为155元和516元，相应年收入上下限分别为56,575元和188,340元），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仅为24.7%（2018年为3.44亿）。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为55.9%，但高收入者占到30.5%；亚洲的韩国、日本中等收入者比重也都在60%以上，俄罗斯也达到49.3%。该项研究认为，造成这一差异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二是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要大于欧洲发达国家。
即使中国中等收入人群有3.44亿，但是研究也指出，第一，从收入来源来看，其中近60%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比重>=50%）；第二，在中等收入（下限）标准附近分布着大量中等收入人群，他们属于底层的中等收入人群，也是“脆弱”的中等收入群体。这就带来一个隐患：他们的收入可能因受到工作变动、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而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跌落为低收入者。因此，这部分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绝不能高估，尤其考虑到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压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相互借鉴的，是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的一项名为“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研究（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2月刊上）。该研究采用“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ISEI）方法，使用“六普”“长表”数据1%的抽样样本，针对16岁—64岁间有职业的人口，总计样本量为683,291人，测量表明中国中产阶层占样本比例的19.12%，但73%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边缘状态。
结语
中国市场的实际容量，并没有“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论”所认为的那么巨大。这除了中国的消费率远低于正常水平和虚幻的4亿中产阶级（中等收入人群）消费能力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对外商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了许多障碍，诸如进口管制、强制出口比例、强制技术转让等等，使中国市场的真实吸引力大打折扣。此外，中共的一些雷人政治手段，比如最近的煽动民众抵制H&M等等外国品牌的运动，对中国市场的伤害也是不容轻视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