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先后任中共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的吕正操率领中共军队开进太行山地区，这期间来自美国的雷震远神父恰好也在这里传道和帮助国军作战时医疗工作，并曾一度任河北省安国县代理县长，与吕正操打过多次交道，亲历了他领导下的中共军队，如何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断用强盗手段扩充实力，并推行红色恐怖的真实情景，并于日后根据这段见闻写成了《内在的敌人》一书。
用他在书中的话讲：“共产党的占领，比中国人所尝受到的日本人的屠杀和掠劫还更为残酷可怕”，“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是愚蠢而无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是荒淫而阴险的，他们以保护人民利益为藉口，实际则是残暴不仁。共产党的罪恶千百倍于日本人，这几年间我都饱尝到了。”以下便是雷震远神父在《内在的敌人》中讲述的一些亲身经历。
1937年9月，面临不断逼近的日寇，河北省安国县政府奉命撤离当地。24日，深受安国县民众信任的天主教雷震远神父被推举为该县代理县长。第二天，在他的领导下很快组织起了一个行政委员会，开始代行政府职能。这之后不久，吕正操率领的中共党军队便开到了安国县。
吕正操刚到安国时，手下只有一千多人，但一年后就迅速扩展到十万人。要扩充势力自然离不开弄钱弄枪，那么，吕正操是怎样弄到钱和枪的呢？手段一是勒索，再就是欺诈。
雷震远神父回忆说，吕正操到安国后很快约见了他，不但招待他吃了一顿晚饭，并竭力挽留他继续代理县长。那天晚上当他离开吕正操的司令部时，他满怀着希望，觉得他们能够真正共同合作。但他的乐观情绪不久就云消雾散了。
三天之后，吕正操把雷震远神父领导下的安国县临时委员会的三名重要委员一并逮捕了起来。他把雷震远神父请到司令部，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两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银元，如果明晚八点钟前后不到的话，你的朋友们便要被枪决”。
雷震远神父晓得如果与吕正操争辩只会耗费时间，于是他连忙深夜派专人到各处送信，要求当地民众把手里藏有的枪枝交出来，以赎救这三个人的性命。但战乱时人民宁愿要枪而不愿要钱，自然都不愿交出来，银元倒还容易蒐集些。结果到了第二天四点钟──距离限期还有四小时──雷震远神父只收集到一万银元和七十枝来福枪，他只好与吕正操蹉商，“老百姓都穷得很。我们又在打仗。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人。你能不能把这些收下，不再追索欠数──并把那三个人放出呢”？但吕正操全无商讨馀地，他答覆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必须把我要求的数量全部缴齐，否则枪毙你的朋友”。
最后，在雷震远神父的要求下，吕正操同意把交枪交钱的时间延后到夜半。雷震远神父只好再拼命各方奔跑，别人也帮忙蒐集。到了夜间十一点，他们终于把二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钱都凑齐了。吕正操收下现洋后假惺惺地说，“我到过许多县，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像贵县老百姓这样爱国，情愿送给我两百枝枪和两万块银元”。明明是变相“勒索”，却被说成是“情愿”！但在盛大炫耀的场面下，那三个人还是被释放了。
不想，第二天吕正操又弄出一套新花样。他发布了一张通告，告诉全城和全县人民说，人民所交进的枪枝和银元并不是他们的债务，这笔帐应该由那被释的三个人偿还，他们应该以同量的枪枝和银元，缴存县库来偿付人民。其实这三位委员是自动为县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工作而被捕的，但共产党却不管这项事实。任何抗议都是没用的，那样只有使他们再遭逮捕。这三个人只好再设法筹集两万块钱和两百枝枪交给吕正操。
雷震远神父说，当共产党刚刚到达并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好印象时，他们经常在强调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要求人民缴纳超过正税的摊费，作为“战费”以“协助政府”。许多有钱的人为讨好他们便捐出金钱，若干守法的农民也常在重大牺牲下捐出款项。谁知，共产党却以此为理由对他们狠下毒手。
一次，他们把一位已经捐献五十银元“协助政府”的富人请到。“你很有钱”，一位共产党官员对他说，并用严厉的眼光盯住他。“你向政府捐献五十块钱还不够。你现在还要捐几枝枪。明天早晨带十枝来”。他在命令上注明时间盖上官印。
由于共产党的鼓励，当时枪枝黑市很活跃，在星期一仅值五十块钱的来福枪，到星期二便涨价了。于是，当这个人在最后购齐应缴的枪数时，他已经耗用了全部财产。
罚缴枪枝越来越多，已受处罚的人还会受到更多次的处罚。那位在初次罚缴十枝来福枪的人，在那次没受枪决也没遭监禁，但当他刚刚喘过一口气以后，他又会再遭逮捕，再罚缴十枝来福枪。这次购买十枝来福枪较上次更加困难，耗用的财产也较上次更多。这次他看清了，他只是用枪来买到一段生存的期间，他唯有再等候第三次的逮捕和第三次的罚缴枪枝。
共产党就是这样靠着勒索欺诈蒐集到民间所有的武器和金钱，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