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北京法轮功学员许那，曾经在北京女子监狱经历过11种酷刑后，活着走了出来。她凭着记忆，记录下了那段骇人的历史真相。如今她又身陷囹圄，读着她的记述，令人感触至深。）
一
我多么希望自己被关押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不是中国的监狱。因为在纳粹的毒气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监狱，它让你活着生不如死。反覆经历漫长的酷刑，酷刑中他们配备懂医的犯人看护，随时检测你的体征。我在那儿多日不被允许睡觉，被发现心律不齐。于是警察命令说：“让她睡一小时，休息一下。”
各种各样隐蔽而精致的酷刑被发明，比如：劈叉，将双腿拉开成180度，命令三个犯人坐在受刑人的双腿及后背上，反覆按压。警察自豪于这个发明：“这个办法好，因为疼痛难忍，但又不伤及骨头。”
纳粹反人类的目的是消灭犹太人的身体，而它们的目的是摧毁人的精神、良知。当我在酷刑与洗脑中更加挺直腰板时，一个警察认真地对我说：“应该申请对你进行开颅手术，把你的大脑摘掉。”
那些自以为自己在中国自由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摘除了精神，生活于一个无形的大监狱中。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认同它存在、认同它应该继续存在，获罪于天，岂能长久？
所以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这个机器的邪恶运转。那些想从它那里得到名利和各种好处的，正如孔子所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二
我受到传媒的最深刻的教育，不是在大学课堂，而是在监狱。2003年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徐滔采访北京女子监狱，我被隔离在警察办公室。四个犯人，以人肉铐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听到不远处采访现场，对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讲它们如何文明执法，而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我的嘴里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共同受教于以培养党的喉舌为宗旨的中国传媒大学，如今她是北京电视台的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
这次采访后不久，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监。最后称她为病死，我因检举、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实，再次被投入小号折磨。
几年后，同样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与他同一监室的在押人员承认，他为于宙的死做了伪证，但他说：“我不敢讲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灭口。”
我的好朋友孙毅，因为从马三家劳教所成功寄出一封求救信，讲述了他被奴役迫害的事实，最后即使他到了印尼的一个小岛，也没躲过它伸长的手。
三十多年前，我因政审不合格，不是团员，尽管分数远远超过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也被拒收，误入传媒大学。
89学潮时，我和我的同学上街游行，共同打出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标语。
“六四”以后，我决心远离它，离开广电部改行成为一个自由画家，对世事不闻不问，以为从此可以岁月静好。
多年的亲身经历使我觉醒，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不公义都离我很近，我不能装作看不见，它最后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世界每一件不公义，即使离你很远，也与你息息相关，因为他时刻拷问着你的良知。
有些事于我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我无可逃避。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