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贵们不仅追求住的好、吃得好，也很讲究生活“品味”。
掌权不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成了他的供给站，他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这些东西价值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
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就更不必说了。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她后来就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
江青特别注重水质。70年代她一度喜欢住在广州，嫌弃下榻的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因为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便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因为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为此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去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江青秘书的回忆，到晚上8时后，她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也追求“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他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康生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着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跟今天的贪官污吏一样，“文革”新贵们不只在物质和生活上贪腐，还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
可见，“文革”并不是没有贪腐的乌托邦时代，“文革没有贪污腐败”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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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