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幼年和青年时的成长，不仅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而且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成吉思汗奠定伟业后，窝阔台时期的蒙古帝国继续壮大，辽阔的草原上矗立着金碧辉煌的幕帐，来自内地、中亚各地的商贾以及前来拜访、投靠合罕和蒙古贵族的各色人等云集，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多种语言交织，除了农牧业，还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大汗牙帐所在地哈拉和林更是建起了一座相当规模的城市，并成为世界性的焦点。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忽必烈，虽然没有对外征战的经历，但通过与不同人的交往，了解了蒙古帝国以外的世界的情况，有了更为开阔的眼界和胸襟。随着年龄的增长，开阔的眼界和胸襟让他有了不一样的雄心壮志，让他渴求更多的知识，并寻找可以为自己答疑解惑的能人智士。
拖雷去世后，唆鲁禾帖尼请求窝阔台赐予一块封地，窝阔台于1236年将河北真定赐给了她。聪慧如她，采取了不同于草原放牧经济的做法，即想办法促进当地农耕经济。也是在这一年，刚刚弱冠一年多的忽必烈也得到了一块有一万户人口的封地，地点在河北邢州（今邢台市）。
不过，住在首都和林的忽必烈对封地最初采取了放任政策，只是遥控管理。与此同时，他还请高僧海云讲佛法，开始征召一些名儒，询以治道。
唆鲁禾帖尼采取了不同于草原放牧经济的做法，即想办法促进当地农耕经济。示意图，图为清焦秉贞《耕织图》册局部。（公有领域）
高僧海云法师讲佛法
当时的北方高僧海云，名印简，俗姓宋，山西宁远人，8岁出家，精通佛学，被金宣宗赐法号为“通元广慧大师”。
1214年，成吉思汗大军和金国大战，手下大将木华黎遵守成吉思汗“不毁有喇嘛、佛经的寺院”的命令，将金国的僧人另行安置后，派人上报大汗：“海云和尚和他的师父已经找到。”成吉思汗随即叮嘱木华黎：“你派人来说的大长老、小长老，都是和上天打交道的人。你要供给他们衣物、食粮，好好供养。若再有僧侣，一并妥善安置，请他们向长生天祈祷祝福。”这里的“小长老”就是海云法师。
此后，海云法师受到蒙古大汗和王公贵族的礼遇和尊重。1242年，忽必烈请云游到草原的海云法师到家中讲解“佛法大意”。忽必烈对海云非常尊重，且真诚以待，无论事务多么繁忙，都会抽出时间向他讨教。
在回答忽必烈什么是“佛法大意”时，海云先是给他讲述天人关系和因果报应，其后讲述佛法种种要义。忽必烈又问：“佛法中有没有安定天下之法？”法师答曰：佛法包含一切，无所不有。为政的目标，在于安定社稷，休息生民。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在于政策和天心。政策是人心，天心也是心，都不离心。不过，针对国家大事，他建议忽必烈去请教“大贤硕儒”。
在海云居住期间，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忽必烈的次子出生。忽必烈特意请海云法师为爱子取个名字。海云同意了，并希望给小婴儿相一下面。当忽必烈将儿子抱来后，神奇的是，刚刚能够睁开眼的小婴儿竟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海云法师，目光炯炯有神，丝毫没有婴儿该有的胆怯和迷茫。海云笑着道：“世间最尊贵，无越于真金。”遂为孩子取名为真金。
以海云的修为，大概是看出了小婴儿身上的不同寻常。这个“真金”在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后，成为第一位皇太子。
海云法师在离开之前，将他最中意的弟子、精通释儒道的奇才——释子聪（即刘秉忠）留在忽必烈的身边，他后来成为忽必烈一统天下和治理天下的辅佐重臣。
清《古圣贤像传略》之元 刘秉忠（文正）像。（公有领域）
穿僧服的“聪书记”
刘秉忠，原名刘侃，世代为辽、金官宦大族，他的父亲在蒙古重臣木华黎手下任职。自幼聪颖的他，8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13岁在帅府做人质，17岁成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在做令史时，他常常郁郁不乐，觉得才能得不到施展，因此选择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几年后，他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改名子聪。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海云法师云游路过云中时，听说释子聪博学多才，便邀其同行，其后一同去见忽必烈。释子聪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代邵雍的皇极之书，对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每每与他谈论天下大事和治国方略，他都对答如流，忽必烈甚为欣赏他的才能，遂将其留在身边，以便随时垂询。据说，释子聪与忽必烈“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
从此，忽必烈的身边多了一位身穿僧服的军师。因他同时掌管府邸各类文案，众人就取他法号中的一个字，称呼他为“聪书记”。
几年后，释子聪的父亲过世，他回家奔丧，忽必烈赐金百两作为治葬之用，还派人将他送到邢州，足见对他的器重。服丧期满后，忽必烈将他又召回和林。
忽必烈传（大纪元制图）
征召名儒 询问治世之道
应该是从与海云法师和释子聪的交谈中得到了启示，忽必烈从1242年起，开始征召并任用了一些汉人幕僚，都是推崇儒学的儒生，有些是当地的名儒，比如赵璧、窦默、姚枢、张德辉等。每征召一位名儒，忽必烈都会请他们讲授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易》、《资治通鉴》等。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深深吸引了忽必烈，而他同样感兴趣的是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治世之道。为了便于忽必烈了解儒家文化，名儒们还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选择篇章，为他编撰了《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作为读本。对忽必烈产生不小影响的名儒，先介绍几位。
◎ 赵璧，字宝臣，云中怀仁县（今山西省怀仁县）人。少年时跟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
忽必烈听说了他的大名后，在1242年将他召至和林。那时，赵璧年仅23岁。当时儒生去漠北的人并不多。见面后，忽必烈直呼“秀才”而不喊其名字，以示尊重。还赐给他三个仆从，命妻子亲制衣服给他，对他恩遇有加。
感念忽必烈的知遇之恩，赵璧一方面认真学习蒙语，为10名蒙古族学生讲授儒家文化，并在蒙语精熟后，奉命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曾感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深细若此”。另一方面，他奉忽必烈之命为其征聘流落在各地的金朝名士来辅佐忽必烈，其中的姚枢、王鹗等人就是由他寻来的。
1251年，忽必烈的兄长蒙哥即大汗位，召赵璧问如何治理天下。赵璧称要“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即要清除周边的佞臣。蒙哥听了很不高兴。事后忽必烈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
赵璧一方面认真学习蒙语，为10名蒙古族学生讲授儒家文化。示意图，图为明 仇英 孔子〈退脩琴书图〉局部。（公有领域）
◎窦默，字子声，广平肥乡（今属河北邯郸）人。幼时好读书，志向坚定。蒙古军队伐金时，窦默被俘，后得以逃脱返乡。返家后，母亲尚在，但家乡也被战火波及，混乱不堪，惊恐之下，母子二人都生了病。其后母亲病亡，他带病葬母。
蒙军再次来袭时，窦默南逃渡过黄河，依靠母舅吴氏为生，并开始学医。后遇名医李浩，授他铜人针法，自此医术大为长进，后成为一代名医。北归后，他在家乡为人治病，且不计钱财、不求报答，只要有病求于门下，不论贫富，皆一视同仁，未尝有一毫责报之心，可见医德之高尚。
金哀宗迁都蔡州，窦默怕蒙兵入侵，便奔往德安，并在此安心读书。金朝被蒙古灭亡后，蒙古国中书杨惟中奉旨召集儒、道、释之士，窦默因此北归，但隐居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讨论，以至废寝忘食。其后又回到肥乡，以儒家学说教授学生，从此知名于世。
忽必烈听说窦默的大名后，通过他的友人将他请到府中。到达忽必烈的府邸后，忽必烈向他询问治世之道，窦默首先提到了儒家的三纲五常，“三纲”即三伦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五人伦：仁、义、礼、智、信。在窦默看来，一个社会如果能谐和有序，一定要遵循三纲五常。
窦默还告诉忽必烈：“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无不敢不正。”即如果帝王诚意正心，那么上行下效，各级大臣也不敢不正心。
窦默之语让忽必烈深有感触，因此一天要召见三次与其交谈，每次回答都深合忽必烈的心意。忽必烈从此对他倍加优待，不让他离开左右。
忽必烈又问他当今明于治道者有谁，窦默举荐了姚枢和许衡，忽必烈马上请人去召两人。
此后，忽必烈让爱子真金跟从窦默学习，还赐给他玉带钩，并对他说：“这是金朝内府的东西，你是老人，正适于佩戴，这样我的王子见此物如见我一般。”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少年时杨惟中曾同他去拜见过窝阔台。1235年，蒙古军南伐宋朝，诏令姚枢随杨惟中往军中寻求儒、道、释、医、卜诸色人等。蒙军破枣阳，主将要坑杀该城居民，姚枢极力劝阻，说这样做并非诏书的旨意，以后如何向皇帝交代。坑杀遂止。
姚枢（1201年～1278年），字公茂，号雪斋、敬斋，谥文献。（公有领域）
1241年，姚枢被任命为燕京行台郎中，并被赐予金符。不久他因拒绝贿赂，辞官而去，携家迁居辉州，在那里建立家庙，专有一室，供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除了刊印经书，他每日读书抚琴，打算终老于此。
1250年，忽必烈派赵璧召姚枢至藩邸，以上宾之礼对待，并询问治国之道。姚枢上书数千言，首先将二帝三王治国平天下之道列为八条，即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
其次列出了拯救时弊三十条，“本末兼该，细大不遗”，主要有：设立中书省和各部，统一政令，纲举纪张；选贤举能，裁汰平庸；颁赐俸禄，堵塞贪赃；制定法律，审理刑狱，收生杀之权于朝廷，使冤者能昭雪；设置监察机关，官吏能者升，庸者降；停止征敛，使部族不能勒索诛求；精简驿传，减轻州郡的负担；修学校，提倡经书，表彰节孝，以培养人才，淳化风俗；发展农业，轻徭薄赋禁止游手好闲；严肃军政纪律不使扰民；周济贫穷，抚恤孤寡；实行屯田戍边，巩固国防；开通内河漕运，使京都仓廪充足；禁止高利贷，使借贷之家不致破产；设立常平仓以储粮备荒；建立度量衡制度，使奸商不能欺诈；杜绝诬告，以减少不应有的诉讼……无疑，这都是汉人治理国家的有效方式。
看了姚枢的建言，忽必烈认为其才华出众，于是常常召其来询问，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主要谋臣，同时聘请他为其长子讲授经书。
◎王鹗，字百一，曹州东明人。初生时因为有大鸟停在庭院内，因名“鹗”。他自幼聪敏，能每天背诵诗文千馀言，长大后长于词赋。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科举中状元，其后在金朝做官。蔡州为蒙古军攻陷后，王鹗被俘，后被救出，在保州安身。
1244年，他被忽必烈聘请到漠北府邸，忽必烈对他格外优待，每每赐座，并直呼其“状元”，不叫他的名字。王鄂每日为忽必烈讲解《孝经》、《书经》、《易经》及齐家治国之道，讲述古今事物之变化，常常讲到深夜。如此一年有馀。忽必烈曾为其所论感动，说：“我今虽未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能行之耶！”
之后王鹗请求还乡，但忽必烈请他留下，并赐给他一所大宅院。忽必烈还让自己的近侍阔阔、廉希宪、柴祯等五人以王鄂为师，学习汉文化。
◎张德辉，金朝大儒，曾供职于金国御史台衙门。金灭亡后，在蒙古大将史天泽帐下为官。1247年受忽必烈召见。张德辉在《岭北纪行》中记载了晋见忽必烈的经过。
第一次见面，忽必烈问张德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张德辉答道：“圣人与天地终始，无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即为圣人，性固在此帐殿中矣。”
忽必烈又问：“有人说，金因为好儒学而亡，有这种说法吗？”张德辉回答说：“金朝宰臣中虽用一二儒臣，但其馀都是世袭的武将，讨论军国大事时并不让儒臣参与。而且以儒生而进为宰臣的，大抵只占三十分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金国的存亡，自有人应负责任，儒臣有何过错？”忽必烈点头称是。
在面对忽必烈“祖宗的法度俱在，而许多未能付诸实施，该如何是好”的疑问时，张德辉指着银盘比喻说：“开创国家大业者，如制造这银器，要精选白金良匠，按一定规矩制作而成，交给后人，传之无穷。但应交给谨慎厚道的人掌管，才永为珍宝。否则不仅会损坏，而且恐有被偷去的危险。”忽必烈沉思了良久才道：“这是我所不能忘怀的。”
忽必烈又询问中原有哪些人才可用，张德辉举荐了二十馀人，包括魏璠、元裕、李治三人。元裕即元好问，与李治都是张德辉的好友，为元史张氏传中所说“封龙山三老”之二老。
1248年春，在忽必烈与张德辉的第二次谈话中，忽必烈询问为何要对孔子行祭奠之礼，张德辉告诉他，孔子是万代主宰天下者之师，所以历代君主都尊敬他。把他的庙修建得十分庄严肃穆，按时祭祀。崇敬他与否，对圣人无利也无害，但可以见君王崇儒重道之意如何。忽必烈遂说“从今以后，此礼勿废”，即祀孔大典要持之永久。
此外，张德辉还解释了“领兵与治民哪个最危害百姓”之问，并建议要任用有德行之人，才可以避免荼毒百姓。
毫无疑问，对于早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正是通过这些汉族高僧、名儒的讲授，进一步了解了佛法，了解了儒家文化，了解了如何做一名帝王，了解了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这为其完成其祖父未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历代帝王中，忽必烈对唐太宗、宋太祖和金世宗十分重视，其中的金世宗正是金朝走向全面汉化的关键人物，而唐太宗即位前在秦王府延揽了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人才，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就一代伟业，这也让忽必烈印象颇深。是以，在后来的治国和为人行事方面，忽必烈也有意效仿这几位明君，包括广揽人才。
无疑，从忽必烈的走向看，当时的他已经认识到儒家对国家“大有利”，因此有意以儒治天下。后来，其即便在即合罕位和成为元朝皇帝后，也始终对儒家文化保持着兴趣。
参考资料：
《元史》
《新元史》
《忽必烈传》
《大藏经》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