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都有着种种生存焦虑，然后便制造出彼此相似的历史罪恶。中共的“六四”镇压之前几十年里，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共产党政权都犯下了类似的历史罪恶。共产党政权之所以封杀历史罪恶的真相，也是因为有生存焦虑。共产党政权的制度自卑通常会因弱生妒，因妒生恨，越弱便越恨发达的民主国家；同时，共产党大国因生存焦虑还会催生出极其强烈的国际野心，幻想能不择手段地称霸国际社会。但美国过去40年的历任总统当中，除了里根和川普，谁都不愿参透其中奥秘。
一、中共的生存焦虑造成历史罪恶
“六四”镇压是中共永远的忌讳，因为那是一个当局只能封杀、不能面对的历史罪恶。中共治下，同样的历史罪恶举不胜举，从“农业集体化”到“反右”，从“三年大饥馑”到“文革”，从“六四”到“下岗”，每次罪恶都是出自共产党政权的生存焦虑。
“农业集体化”剥夺了共产党在土改中承诺给农民的土地，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农业产出、为强制发展军工产业筹集资源，不如此中共就怕“挨打”，既怕美国打，也怕苏联的威胁。
“反右”源起于民间对中共政策的种种不满，而敢于为民直言的文化人便成了“杀鸡儆猴”的对象。
“三年大饥馑”是出于毛泽东“争当老大”的生存焦虑，从“大跃进”滑进“大饥荒”，为了防止农村饥民流入城市，损坏共产党的政权形象，便组织民兵把他们封堵在无粮无食的村里活活饿死，三千万条生命因此死于中共之手，而老毛同时却集中财力造了原子弹。
“文革”之动因也是毛泽东的个人生存焦虑，因为刘少奇的经济政策稍得人心，毛不惜掀翻中南海的“会议桌”，为了重组毛个人的权力体系，不惜把全国推进“十年动乱”。
本来经济改革已经初见成效，随着民主思潮进入大学校园，学生们发出了民主呼声。虽然他们不过是和平请愿，但立刻让邓小平及一批中共大佬们的神经绷紧到了极点，于是几十万军队秘密进京，如临大敌，直到最后出动坦克，开枪镇压。“六四”剿杀了许多呼吁民主的年青生命，也终结了中国和平政改的任何可能。
“下岗”还是出自中共政权的生存焦虑，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公有制加计划经济，90年代中期把全国多数企业送上了濒临破产的绝境，而为它们提供生存资金的国有银行也行将拖垮。为了政权存续，朱镕基推行了国企全面私有化，让中小企业的国企厂长们私人接管企业，同时把几千万国企员工“下岗”，当了牺牲品。
二、改革证明：中共的“革命”就是历史罪错
几乎可以说，中共建政之后始终处于生存焦虑之中，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依然如此。不管其宣传口号是豪言壮语，如上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如今的“崛起”，还是苦情诉求，如上世纪的“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改革前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无非是希望鼓舞民心，让民众为当局摆脱生存焦虑而“奋斗”。
其实，共产党生存焦虑的根源是其制度本身的内在危机，当年东欧共产党国家有人看得很透彻。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曾召开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讨论会，当时匈牙利仍是共产党统治，但匈牙利学者已率直说出心里话了。在那次会上，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用讽刺的语调说，所谓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他的意思是，共产党国家消灭了资本主义之后，早晚一天会不得不再回到资本主义。这一看法很快被苏东剧变所证实，而中国、越南、古巴的经济改革也证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都被这些共产党政权陆续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恰恰就是当年被消灭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2009年我提出了“两个三十年”的提法，即1949年到2009年的中国，可大致被分成两个30年，前30年的主题词是“革命”（从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到60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30年的主题词是“发展”（最典型的即“发展是硬道理”）。若把前30年和后30年隔开来，官方媒体上所宣传的“成就”似乎顺理成章；若把这前后两个阶段合起来看，结论就不同了。
对后30年，官方最喜欢用的主题词是“改革开放”。中国确实市场化了，也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中共似乎“居功甚伟”；再看前30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949年以前中国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经过中共天翻地覆地一番大“折腾”，60年后在经济体制上回归起点。“改革”的对象并非“革命”前的体制，而是“革命”建立的“成果”。因此，“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对“革命”的否定；“改革”不过是补过之举，好比一个管家拆毁了主人的宅邸， 而后又重建起来，其功何在？
前后两个30年的政绩悖论本属一目了然：如果“改革”是辉煌的，则“革命”何功之有？若“革命”不容贬低，“改革”又何来正当性？邓小平强调“不争论”，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样的悖论。就经济制度的建设而言，那60年里历任执政者的政绩合在一起，至多是功过相抵。进一步看，“革命”建立了新型专制制度，改革则用经济体制变换来巩固这个制度，其主要受益者永远是把自己藏在“人民”背后的统治集团。
法广当时对我做了一个长篇采访，此采访现在还在国内传播，不过被采访者被换了个名字。后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表示，“两个三十年不许互相否定”；从道理上驳不倒，只好下个封杀命令，这也是生存焦虑的体现。
三、东德最后的生存焦虑
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都有着种种的生存焦虑，因此也制造出类似的历史罪恶。我曾经听东德当局的经济智囊讲过东德共产党的生存焦虑。
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经常去东柏林看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没有西德签证，所以无法到西柏林。有一次一位在东德的留学生告诉我，一位东德教授想约我见面。为了避开东德秘密警察的耳目，这位经济学教授约定在东柏林北部的一个地铁站外路边等我，并告诉我他的车牌号。我准时上了他的车，一直到他远在郊外的小别墅，他才敢放心谈话。
他向我介绍了自己在东德的社会地位，是“资本主义教授”。东德居民虽然可以去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也有互免签证协定，但东德只有少数当局信任的人才能持专门的护照去中国或越南，这种人被称为“资本主义教授”，他们那可以去中国的护照被称为“资本主义护照”。东德当局视中国为共产党国家中的异类，把中国的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资本主义教授”这个称谓的由来。此人任职东德的高等经济学院，约我见面是想了解中国的情况。
他向我透露了西德经济学家们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他参加了东德高层所组织的一个经济研究班子，任务是完成东德总书记昂纳克交办的研究项目，题目是，“东德经济什么时候能超过西德”。这项任务源自东德当局的自卑，东德虽是苏联集团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远远落后于西德，长期依靠征收从西德到被东德领土包围的西柏林之陆路交通的过路费来平衡经济。
这位东德教授告诉我，他们研究了半年之后，秘密提交了一份报告给昂纳克，结论是，以人均水平而言，东德经济永远不可能超过西德，人均GDP能达到西德的几分之一，就很不容易了。这个结论当然令充满了生存焦虑的昂纳克极为失望，于是他下令，这份内部报告作为国家最高机密，永远封存。昂纳克和其他红色政权的党酋有着相同的思维，害怕红色政权撑不下去。
四、共产党政权的国际野心和生存焦虑
共产党政权的制度自卑，通常会因弱生妒，因妒生恨，越弱便越恨发达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共产党大国因生存焦虑还会催生出极强烈的国际野心，幻想着能不择手段地摆脱落后状态，一旦稍增实力，便琢磨着称霸国际社会，至少在它能施展的地区为所欲为，其最高目标便是压倒美国。
红色大国被自己的国际野心所驱使，从来都有一个崛起梦。其教育和宣传也永远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在没落，二是红色大国在崛起。在这种国家长大的青年人被长期洗脑，很多头脑简单的人一辈子都笃信不移官方宣传。而其党酋则不时会发出威胁型“豪言壮语”。
1956年11月18日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波兰大使馆欢迎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面声称，“我们要埋葬你们”（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那时苏联从二战中战败的德国夺走了火箭技术和专家，加快了导弹的研发，首先发射了宇宙飞船，自认为已经可以超越美国了。
无独有偶，1968年11月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毛派共产党头目希尔（Ted Hill），也表示想统治全世界：“依我之见，世界需要统一。历史上很多人，包括蒙古人、罗马人、亚力山大大帝、拿破崙、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美国和苏联都想统一世界。希特勒也想统一世界。但他们都失败了。让我看来，统一世界的可能性还在，我认为，世界是可以统一的…这两个国家（指美苏）人口太少，分散开来人力不够；而且他们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消灭其他国家的人民，但害怕自己的人民被消灭。再过五年，我国情况将变好……再过五年……”毛的弦外之音是，那时他就可以开始部署统一世界的春秋大梦了。毛认为，统一世界的任务非他莫属，因为中国人多，死了几亿，还有人打仗。
红色政权的国际野心和生存焦虑是相辅相成的，生存焦虑孕育着国际野心，而国际野心又制造出新的生存焦虑。苏美冷战和中美冷战就是这样点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红色大国与美国之间表面上的对抗是价值观使然；其实，双方真正的对立根源是红色大国那与生俱来的生存焦虑和国际野心。然而，从老布什到克林顿、从奥巴马到拜登，谁都不愿参透其中奥秘；至于幻想着用克林顿那“施惠”政策消蚀中共的生存焦虑和国际野心，或者用奥巴马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去感化中共，只不过反映出这些美国当政者的愚蠢和对中共政权的幼稚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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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