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百年历史（V）2001至2005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11日讯】2003年是轰轰烈烈的一年。

它被称为公民维权年。

各地民间抗争如一丛丛野火，烧遍神州大地。

从2003到2005年，烽火燎原的草根运动是被红色中国绑架的中华民族保护自己生存权的一条血淌出来的路。

（接上文）

从九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各种不公义的弊端浮出水面，民间各种抗争运动随着巨大的贪腐而爆发，数量以加速度跳升。2002年，辽宁辽阳、黑龙江大庆油田数万人大罢工，下岗工人示威运动进入白热化。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发生了5万8000起集体抗争。2004年，7万4000起。2005年，维权运动向整体社会推进，来自社会各界不同群体的抗争超过10万件。当我们把这些抽象的数字代换为具体的人和他们为了生存和公正而付出的牺牲，这充满了动荡与不义，巧取豪夺的改革开放初期显得具体、悲壮。

下面是世纪初维权年代伊始，一些重大的民间维权运动纪实。从2020年回望，这个被急冻的年代封藏了许多我们被切去的记忆。和百姓噤若寒蝉，集体卸甲的今天相比，那时每天都从全国各地传来人民以血肉之躯奋勇冲撞当权者，流血抗争的消息。回首那火与血的时代，恍如隔世。然而，一切不过是20年前的事。

在今天回顾这一段轰轰烈烈，稍纵即逝的历史，能提醒我们一路走来，我们失去了什么。这来自人民血肉的斑斑血迹，这些人们用生命和行动刻下的感人篇章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

2002年，辽宁辽阳上万名下岗工人抬着毛肖像和红旗聚集在市府附近，肃穆地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工人领袖（见《被遗忘的百年历史IV》）。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吊诡的历史场景。“大跃进”时创下奇迹的大庆油田大罢工以及工人要求成立独立工会，更预示着时代的巨大变迁。然而在共产党治下的极权中国，一回回改变的契机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却又一回回胎死腹中。不久，数千名解放军进驻两地。

数千万下岗工人的悲惨际遇，他们每个人颠沛流离的命运消失在时间中，没有人去把它忠实的记载下来。在下岗工人成为历史的同时，全国各界各群体一批一批被放到砧板上，成为红色中国任割任宰的物品。

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被绑架被奴役的中华民族一波波生死搏斗般的抗争有如烽火，传遍了国土四方。

进入新世纪，各城市城管成了古代酷吏的化身，任情的鞭打、鱼肉百姓。在这一时期，稀有而昂贵的“宝马”登场，一如古代的名驹，是人们视线聚焦的对象。宝马驾驶盘背后横冲直撞，睥睨老百姓的主人更是触犯众怒。随着社会上贫富差距加大，暴发户为富不仁，百姓心理大受刺激，发生多起劲爆的民间自发运动。

这其中顶有名的两起群众事件深深刻下了时代的印痕：山东邹城城管队故意辗死小贩，引起数千人打烂市府公物的暴动。哈尔滨一辆满载大葱的农用车撞上一辆宝马。宝马主人一怒之下，故意冲撞压死一名农妇和12个人。这一起宝马杀人案在网上横扫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在改革开放利益巨大的光环下，没权没势的黎民百姓被无限的缩小，成为被踩在脚下的蝼蚁。

年底，黑龙江林区精简三分之二工人，强迫他们签下合约，把拖欠的工资改为认股资金。30万工人召开生存誓师大会，近5万人带横幅和呼吁书上省里请愿。5000多名公安、武警封锁铁路、公路，以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威胁他们。工人转而进驻伊春、鹤岗政府大楼，两市陷入瘫痪。沿路在车站等地发生流血冲突，数十人伤亡、数十辆政府、公安车被焚烧。在抗争高峰期，下岗工人和当地声援的民众超过60万人。

3万名从河北迁移到唐山的迁移户派十名代表到北京，上呈人大一封一万多人签名的《万人书》，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补偿费一直未下来，这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农民为了维权而上访8年。他们细心研究了国家宪法，之后写成了这篇具有历史价值的万人书。唐山公安赶到北京展开大追捕，上访代表被遣返，万人书主要发起人抱病入狱。

大暴动起因于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国情：“仇富”。一个挑夫，重庆典型的劳动者，无意中弄脏了一个贵妇人的衣裳而被打了一记耳光。这个事件挑起了下岗工人众多，全城“产业空心化”，积怒日久的万州人的义愤。上万人冲击政府大楼，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泄洪一般喷薄而出。

由于建水电站而被迫拆迁，没有获得合理赔偿的数万农民静坐工地，阻止大坝截流。镇压的军队开枪打死人，新闻全面封锁。历史上，川人从来不是软骨头的顺民。反抗升级，农民、学生抬尸游行，捣毁军人指挥部住地，一部分学校停课，菜市、机关停摆。在军管下交通、通讯被切断，网路被管控，全县几乎完全瘫痪。前往协调的省委书记被数万抗议群众当成人质押下。在与武警的冲突中，有农民被打死，多人受伤，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近十万人游行示威，冲击县政府。200多辆军车和大巴车从外地开来，车上军人“武装到牙齿”，身着迷彩装，头带钢盔，身背钢枪。汉源“兵临城下”。

为了坚持依法罢免村主任，400多名村民在区政府门前接力绝食。番禺区政府出动了近千名防暴警察打伤数十人，喷水柱击倒村中妇女肉身筑的防线，抢走太石村财会室的保险柜和帐册。

10月，成都天府广场聚集了近3000名中老年人。他们把一生的积蓄投入了市民政局建塔陵的集资，并买下塔陵灵位。丧葬在国内为政府所垄断，是一门官商合污的暴利行业。三年来，塔陵集资款出现问题，当地法院不接受起诉，媒体不敢报导。老人高举“还我血汗钱”，在广场默默静坐。

这些被消音的草根运动形成了粉饰太平的现实之外一个隐性的平行世界。而网路的虚拟空间是另一个平行世界。这两个平行世界联手，在密不透风的极权中国闯出一条路来。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流通下，各地草根运动突破封锁，得到来自遥远人们的关注。虚拟空间介入日常生活，打开了言论钳制的巨大缺口。

2003年起，在众愤难平，蜂拥而起之下，一系列社会事件得到匡正，证实了网路的时代意义。在幅员广大，信息封锁的中国，人们透过网路结盟，尤其是正义律师的加入，孤军奋战的百姓不再孤立无援。

从2003到2005年，烽火燎原的草根运动是被红色中国绑架的中华民族保护自己生存权的一条血淌出来的路。

2003年又被称为“白色恐怖”年。50个“异议人士”被捕、判刑，不少人是因为在网路上发表言论而受刑。2004年底开始，随着《九评共产党》广为流传所引发的退党风潮以及继之而来的大搜捕，知识分子对批判及颠覆共产党开始更主动，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和国内学者、律师之间的互动也更深入。知识分子的“行动”已逐渐从以笔为旗上升到把共产党放在审判庭上的实际行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正义律师。他们为这些草根人民辩护，与他们站到了一起。

不可否认，在知识界与抗争的工人、农民之间依旧存在着断裂，这断裂来自于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犬儒主义，更来自于普遍的无力感。在他们对这些遥远烽火的关注中，有一种潜藏甚深的多向度欲望，和难以描述的错位。这也是为什么草根维权运动由于缺乏整合而陷入困境，使得一个个风起云涌，感人至深的运动遭遇了最终的挫败。

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米奇尼克这样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只有一个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国。这是一个永不重返的历史时刻：只有和这些为了生存而站出来的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把我们从精神上的虚无拯救。

我们经历了一场在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农民和工人自动发起的无产阶级公民运动。这是一个让我们严酷地检验自己的力量和勇气的，一去不返的历史机会。一丛丛烈焰愤怒的燃烧，而后又一个个被扑灭了。在2006年后，维权与消费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维权者群体中加入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悲哀而绝望的身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现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天安门广场上的，是数目越来越庞大，面容憔悴，身穿白色自制状衣，头戴奇形冤帽，衣帽上拿红墨水写着斗大的“冤”字和密密麻麻的冤情，成千上万的上访冤民。他们从全国各省坐长途火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这些有着奇特意志力的冤民长年逗留北京，变成街头露宿的乞丐，直到人们在一个下雪的清晨发现他们卧在雪里，冻僵的躯体。2003年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第一场雪过后的第二天早晨，从他们居住的上访村抬出了七具尸体。

在过于长久的绝望中，许多冤民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四个冤民在北京服毒自杀：“他们一个人拿着杯子，其馀三个人拿着矿泉水瓶子，喝了以后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七个东北口音的冤民在北京西单跳楼自杀身亡。目击了现场的老妇人吓得嘴唇直哆嗦，一名长期上访的老人叹道：“今天早上死了七个人，死得太惨！”在粗暴的截访、虐打、关押下，案子久久得不到解决，冤民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金水河、自焚、吞毒的悲剧不断传来。

2005年秋，面临就要到来的冬天，数十名上访者穿上自己最好的一件衣裳，背上全部的家当从上访村出发。她们化整为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越过了公车服务员、警察的粗暴拦截，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旗竿台前。她们再度结集，跪地、前扑，冲到五星血旗下紧扯住血旗，闻声而来的公安狼狈地把她们一个个架走、抛到半空，半条沉重的抛物线。而从她们手中又抛出一叠诉说冤情的传单，飞散在空中。

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毛僵尸的遥遥注视下，数十名上访者前仆后继，在风中下跪、前奔、突围、悲呼一声声此起彼落，震人心弦的“冤枉”在风中飘散——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吗？就连旷古奇冤的民族英雄岳飞第28世后裔患上癌症的老妻也如一场恶梦般来到了天安门，领着一群子孙控诉她生活在现代的儿子遭遇的冤情。这到底是什么时代？这些衣着简朴，如同来自另一时代的人民从历史的大幕后冲出来，把时间一竿子打乱。

天安门广场旁的人民大会堂。堂里边正经八百开大会，堂外边，成群的访民在门口高喊，“亲爱的党，我的妈，我来找你来了，为我惨死的女儿申冤来了！”“亲爱的政府，亲爱的党，您的儿女找您来了。”访民说：我们现在都在前面加上“亲爱的”，警察在旁边看着没有办法，要不这样喊，他们就给你定罪名好抓你。

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上百名上访者。他们披着形形色色的状衣，吐出不同的乡音，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哀嚎。他们冲过警卫防线，有的访民甚至成功的冲到了旗竿下，抱住旗竿紧紧不撒手。

这就是允诺了工人农人新天地的人民共和国。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十几年后，贫富的差距犹如一道无法跨越的横沟。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如相隔一道深渊。原本吃大锅饭，穿洗白了的解放服的人们逐渐生出来迥异的风貌。

如何驯服这些贫穷了太久，吃苦吃了太久，淳良的老百姓？给他们一件墨绿色灯心绒牛仔裤，一辆黑色桑塔那，一个带轮子的猩红色旅行箱。给他们烤全鹅、全羊，给他们一张一旦坐下去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的天鹅绒沙发。最后，给他们一个会唱歌、会说话的黑盒子。

15年前，全国几乎没有一个胖子。有些乡镇上马、骡、驴子，各种新式、旧式、改良的二轮、三轮、四轮车辆并肩走在大马路上。这是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国家。农民背上沉沉一箩筐还没完全成熟的绿柑桔、几块路上充饥的馍馍、几张破旧的，远远不足路费的钞票，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去探女儿。乡下人怀里抱着一只作为礼物，自家养大的母鸡登上飞机。给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一辆宝蓝色电瓶车，一顿从桂花鱼到海豚一应俱全的江鲜大餐，一件鲜丽贴身的时髦洋装（或是一个穿上这件鲜丽洋装的时髦女人），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随着改革开放加速进行，物质带来的诱惑，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失衡，都催生了人们扭曲病变的心理。进入21世纪，这潜伏的病灶滋生了许多桩震惊世人的罪案。

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来自贫穷的农村，冬天替家境富裕的同学洗衣服换取几块钱生活费，由于打牌时被讥笑，一怒之下在宿舍中杀害了四名同学。杨国柱来自江苏农村，父母在村干部的欺凌下双双自杀，四处上告却没法复仇，为了“要做一件让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而拿一柄生銹的菜刀砍伤了28个幼稚园孩童。农民工王斌余为了替父亲医腿伤，向工头催讨拖欠的工资不果反遭辱骂，愤而杀死三人。

这些人怀着怨恨，走上了和上访者相反的道路。和敲响了破锅举起了血旗，怀抱人头骨进京喊冤的上访者不同，他们不相信法律或正义。有如患了不治之症的人，对他们来说没有更佳的良药，除了复仇和死亡。

在这群人里，在三小时内杀了14个村民的山西人胡文海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法院审判时他站得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像一个农村劳模的发言。以下是胡文海最后的陈述：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候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400馀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

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白宝山是20世纪末重大连续杀人案的元凶。他由于偷了一书包玉米而被加判十年刑，在出狱后因为办不成户口而四处抢劫杀人。由于行动果决迅速，他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罪犯。白宝山最后的陈辞和胡文海这篇陈辞遥相呼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当一个顺民被逼成了杀人犯，站到了审判台上，他将说出什么话来？他们口里说出的话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14亿人民中，一群背负着巨大冤情，遭遇特殊的人被逼上了梁山。全国各地千万底层百姓铤而走险，拿起了凶器。谁来为他们辩护？时势造英雄，为草根维权人民伸冤的正义律师也成了这些新社会罪犯的辩护人。

在这些正义律师中，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英雄：北京高智晟律师。多年来，全国十佳律师高智晟多方奔走，为弱势者如基督徒、法轮功修炼人、冤民、触犯法律的草根百姓无偿辩护。他在王斌余的辩护书上慷慨陈词：

“杀人者王斌余、被王斌余毙杀者，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他们都是这种时代，这样的社会的受害人。现今时代，无权无势的人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时不去找法院，就像他们在疾病濒死前都不去找医院一样，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病态社会性的具体表现……”

“我在此特别要提醒的是，王斌余的罪责有重要的社会罪责成分！……我们救王斌余不仅仅在于挽救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就此启动一个全社会对我们病态司法制度的思考过程！启动人们对全民族社会责任的理性思索及救赎。”

在法庭上慷慨陈情，为这些畸零人辩护的高智晟宛如一柄烽火，照亮了这个黑暗时代。2006年，他带领的全球接力绝食运动是这维权时代叫人难忘的事件。为了声援被无情掠夺侮辱的同胞，海内外中国人绝食一天、两天、三天，以自己的肉身对种种不公义发出严正的抗议。和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样，人们以绝食这自我斫伤的方式与红色极权的国家机器对抗。

高智晟是这个维权时代最突出的人物，他无私而勇敢的付出叫人肃然起敬。然而几年后，他自己成了全国正义之士奔走疾呼，要求国际庇护解救的受害者。他所承受的伤害，远远超过了许多他为之辩护的人。

2006年，高智晟被判刑三年，5年间他屡遭绑架失踪酷刑。2009年2月4日，高智晟在陕西老家被超过200名警察带走，遭单独囚禁及酷刑。长期的单人监禁对高智晟精神和肉体的酷刑折磨，使得他记忆和语言严重衰退，牙齿脱落。2011年，他入狱3年。2017年8月13日，为了看牙医，高智晟逃离陕西前往山西躲藏，19日被警方绑架，此后下落不明，至今已失踪整3年。

在高智晟被囚禁和失踪的这些年间，人们的一颗心悬在他身上。红色中国囚禁了整个维权年代最有力的正义律师高智晟，一刀砍断了如火如荼的民间维权的命脉。2008年后，官方停止公布维权运动数据。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09年全国共发生9万馀起群体性事件。而据学者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官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有统计指出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多达20馀万件。

高智晟被消失，然而草根维权运动随着时代的浪潮往前滚涌，直到我们进入了红色帝国人脸识别器的监控时代。随着体制性贪腐越演越烈，成为对国土上一切资源的暴力掠夺，民间维权运动有如拍击向海岸的裂帛，逆风扬起，发出惊天动地的怒涛之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红色中国在一波波惊涛骇浪的民间维权运动中，迈向它必然的覆灭。（待续）

（转载自《新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