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21日，香港笔架山上发现一大幅布条，写着：“中共计划暗杀黎智英”，条幅大约2米宽、20米长，住在九龙塘的人都可以清晰看到。香港人都知道，黎智英是中共政权的“眼中钉”，因为他办的畅销报纸——《蘋果日报》是香港极力反共的报纸。
而黎智英面对中共的打压，无畏无惧，去年曾亲自去美国白宫与川普总统的副手彭斯见面求助，还参加香港反送中运动及一切抗议中共政权的示威队伍，被中共为他戴上“西方敌对势力的买办与走狗”，然后派神秘人物紧密跟踪，他住所外还有两辆黑白面包车守候，可见中共对他仇视之深、并有置他于死地的计划。
假如在上世纪97香港政权交接之前，黎智英在香港坚定反共立场，很容易被中共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或者“被国民党收买”负有特殊使命的“反华分子”，但此刻这些“帽子”一律移转到“西方反华势力”上。
黎智英在台湾虽认同并入籍中华民国，但他没有蓝绿、统独立场。而此刻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人与中共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于是中共便以反对台独为由去消灭中华⺠国，努力证明他们是中国唯一政府。
其实黎智英也好、国民党人也好，都是不堪共党凌虐而逃到香港与台湾避难之人，尤其是黎智英，他从童年开始就在中共苛政下的广州生活。中共“解放”广州时，他不到两岁，他父亲在共军入城之前，就带着新欢逃去香港，丢下他母亲及孪生妹妹黎慧英及一个弱智姐姐在广州。
其实他母亲在广州“赤化”前，是一个又红又专亲共女青年，但在中共频密的政治运动中浮沉，有时被吹捧是英雄，有时被批判是反动分子。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红潮中翻滚，祸福不定，在党内斗争中，他母亲经常被批斗，既被罚跪铁钉，也被抓去劳改。黎智英小时候就知道母亲每次回家都伤痕累累。到了最后，还被中共送去劳改营。
黎智英姐弟三人也就一直在两餐不继的环境中长大。三岁的时候黎智英曾被母亲带着他到一个比较富裕人家做厨佣，深夜才带他回到家中休息，这种生活一直到他六岁。由于他母亲被送去郊外劳改营中改造，为了活下去，他只好到外面垃圾堆中找生活，或者去饭馆讨一点残羹回来给姊妹吃，后来他要他的妹妹继续读书并照顾弱智姐姐，他自己则到外面找⻝物。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到外面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办法挣钱，只好到广州华侨新村住宅偷人家晾晒在外面的衣服去卖，换一些小钱，把别人在外面晒的鱿鱼、腊肉拿回家吃，有时到广州郊外农田偷蕃薯充饥。八九岁的时候，黎智英就会做生意，把水果店丢弃的水果晒干，分成一堆堆卖给小学生吃，卖不完就带回家与姊妹充饥。
后来，他到广州火车站替乘客拿行李赚小费，没有想到，就因为替乘客拿行李遇到一个香港客。黎智英替他拿完行李，香港身上没有零钱，把放在口袋内的巧克力糖当作小费给他吃，黎智英第一次吃到了巧克力，觉得非常好吃，就追上去问香港客：这样好吃的糖在什么地方买得到？港客告诉他在香港到处都有，就因为这一问，使他萌生去香港的念头。
于是他在一次“屈蛇”的偷渡中，幸运抵达澳门，然后转去香港，那年他才12岁，身上只有一元辅币，是在广州时替客人搬行李得来的小费，当他到香港一家车衣厂求职，车衣厂的老板见他灵巧，收容他做打杂的童工，月薪只有八元。
就因为这家车衣厂，使他踏入制衣行业，以后更发家致富，因此他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这是我从一元港币到今日五亿美元身价的传奇故事。”
说传奇真是传奇，黎智英在车衣工作时，一直希望有机会入学校读书，他相信只有受教育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到处打听求学的途径，衣厂老板知道他求学心切，告诉他，生活在香港，最重要的是把英文学好，因此，你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去英文补习班学好英文，会听会说，不怕没有出路。
黎智英听了车衣厂老板的话，找了一个英文补习班，经过勤学苦读，果然一两年后，英语有所长进。衣厂老板便把他从打杂调去与欧美来的车衣商接洽拿订单的经理，并与这些车衣商建立交情，奠定了他在服装行业上的发展。最后他在这个行业上成功，还是得力于一个车衣商人的支持。
这个车衣商人是一个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回到香港就在他父亲经营的制衣公司做经理，年少气盛，派头十足，他的名字就是后来当选香港立法局议员的张鉴泉。当时张鉴泉的父亲是香港经营纺织漂染叶业的富商，张鉴泉是他公司的接单经理，而黎智英则是替车衣厂老板送订单，请张鉴泉签字盖章，才可去银行提款。
黎智英去到他的公司，经常在外面等很长时间才可以进入他的办公室。有一天下午，他在下班前去到张鉴泉的办公室外，秘书吩咐他等候，他看银行关门时间迫近，而张鉴泉的门一直没有打开，于是，他趁秘书离开座位，不顾一切推门进入张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双脚放在办公桌上，与朋友兴高采烈通电话。
黎智英气愤地把单据放在他的办公室桌上，高声说要赶去银行，请他立即在单据上签名，张鉴泉居然立即放下电话签名，黎智英拿了单据转身离开，赶去银行。
没有想到第二天，车衣厂老板又要他再送单给张鉴泉签名，他中午前又到了张鉴泉的办公室，没有想到，张的秘书竟告诉他，张鉴泉要见他，请他立即进办公室与张见面。
张鉴泉一见到他进来，立即站起来跟他握手，并问他想到什么地方吃午饭好？于是，他们同去了一家黎智英常去的大排档，坐下叫了两碗叉烧饭，两碟小菜，说说笑笑十分开心。张鉴泉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美味的午餐。黎智英从此与张鉴泉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也得到张鉴泉给的许多指导与帮助。
在成衣行业做了几年，黎智英换了不少公司，最后终于做了一家最大公司的总经理。由于他英语流利，表现不错，公司派他去美国纽约两年。他从报上知道“蘋果电脑”公司的大名，也久闻创办人SteveJobs这个传奇人物。于是他直接登门求见，但没有成功，他把车开到“蘋果公司”门前，坐在车内注意公司大门，终于有一天，见到创办人从办公室大门出来，于是他立即上前自我介绍，表示慕名来求见，想问他一些问题。没有想到这个电脑界的大亨，居然礼贤下士，上了他的破车，在车内跟他说了45分钟。
黎智英后来说，这45分钟谈话使他受益匪浅，他羡慕“蘋果公司”的成功，后来他在香港、台北办的报纸就以“蘋果”为名。黎智英虽在成衣业发迹，但他的起家则是在股票市场炒股票赚了一笔大钱，他利用这笔大钱买下“公明织造厂”，从此专门经营服装公司。
没有想到，由于织造厂的原料短缺需要进货，而原料公司不愿赊帐，必须现金交易，而黎智英一时周转不灵，就想到他的好朋友张鉴泉。他请张鉴泉向他的父亲借一张面额200万元的支票应急，他保证绝不会去银行兑现，如果张父不相信，可以在开出支票后，立即去银行声明止付这张支票。张鉴泉果然帮他的忙，向他父亲拿到这张支票借给他。
黎智英于是拿着支票到一家原料商人聚会的茶楼吃午饭，向认识的人出示这张支票，证明他与制造行业最成功的成衣商是好朋友，并有生意往来。原料商拿着这支票询问同行，大家经过鉴定、证明这张支票没有问题，支票还没有回到黎智英手中，原料商人中就有人向他表示，愿意供应原料给他，解决了与黎智英的周转困难，事后他把支票还给张鉴泉转给他的父亲，由此可见黎智英的机智。
没有想到，脑筋灵活的黎智英在香港这几十年来，却做了两件很“不聪明”的事。
第一件事是：1994年7月他在他创办的香港“壹周刊”上具名写了一篇抨击中共总理李鹏屠城开枪杀人不当的文章，认为李鹏的存在是“超级国耻”、是“IQ零蛋的王八蛋”，没有想到因此触怒了中共政权，下令关闭他在大陆一百多家佐丹奴服装店，没收他的制衣厂，迫使黎智英把佐丹奴的股票全部卖给股东，并与中共政权结下血海深仇。
第二件事是：香港发生“反送中”游行抗议，他出钱帮助群众，并亲自率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政权不遵守“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触怒中共，杯葛他的“蘋果日报”，并命令与大陆有来往的公司行号不要在“蘋果日报”上刊登广告，使他的营收萎缩，入不敷出。但他并不退缩，甚至有人劝他去台湾守着他在台湾的“蘋果日报”，暂避风头，但黎智英依然坚持守留在香港，并认为游行示威是香港人的权利，他不相信中共会向他下手。
黎智英在台湾已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但当他被港共政权一抓再抓，并对他的《蘋果日报》抄查不绝。他明知港共奉习共之命要整治他，他居然不肯离开香港，令人费解。
黎智英在香港办的《蘋果日报》是此刻香港反共突出的传媒。其实黎智英最有兴趣的不是政治，而是赚钱。当他在《蘋果日报》创办之前，曾先办了一本杂志《壹周刊》，原因是：他在制衣业凭籍佐丹奴休闲服装打出天下，成为香港富商。于是他决定打开另一扇商业大门，决定从事报业。
港英时代的香港言论自由，报刊杂志出版不受限制，市面上亲共、反共甚至黄、赌、毒的刊物销路平平，办报的人只要能维持就满足。但黎智英认为，假如一份杂志能够爆出不为人知的社会名人秘密，必然会吸引读者，必有钱可赚，就像他制作服装一样，出奇制胜就可成为富甲一方的大亨。正如台北新闻界所说：黎智英是典型的“商人办报”，与传统的“文人办报”不同。
由于黎智英在香港的《壹周刊》一出版就畅销，两年时间就赚了港币4千多万元。从办杂志成功开始，使黎智英有了办报纸的信念，他相信，只要保持《壹周刊》处理新闻的方法去办报纸纸，一定会成功。
因为他自信知道读者兴趣所在，只要投其所好，读者自然会趋之若鹜，报纸销路自然上升。传统办报的人，从“文人办报”的⻆度看，认为办报纸寓有教育读者或引导读者的责任，报纸自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因他们认为，新闻工作者有“作之师”作用，因此不考虑读者的兴趣与爱好。
黎智英认为，办报纸首先要做的目的是吸引读者，没有办法吸引读者，谁会愿意花钱去买报纸来看？报纸没有人看，就没有销路，甚至不可能生存。所以他叫出的口号是“不扮高深、只求存真”，报纸有没有地位是看销路。显然黎智英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也不讲究新闻伦理，更没有为人师表的抱负。
黎智英另外一个作风是不怕打官司，他说：“只要内容真实，我们就把官司打到底！”他的理由是，自由社会太多名人不惜委托律师，写律师信给报社追究刑责，吓得很多报社不敢放手发掘真相，记者也不敢出庭据理力争，最后是“事实胜于雄辨”，这就是黎智英的编辑政策。
黎智英最欣赏他手下采访负责人汪学君，他与黎智英不断见面谈处理新闻的方式，办杂志时他最重视“封面故事”，经常为了封面故事两人争论，最后证明黎智英每次决定都是杂质销路提高的原因。
黎智英另一个办报绝招，就是出高薪挖人才，正如汪学君准备离港移民辞职时说：黎智英最大的优点是薪高粮准，还有花红分。一年除了有14个月的薪金，还把税前盈利的20%分给员工当作奖金。当汪学君向他告辞时，他花5万港币买了一只劳力士金表送给他，然后含泪向他说：如果他厌倦国外生活回港，一定要回到他的蘋果日报社工作，他举双手欢迎他回来。
当黎智英办的《蘋果日报》十个月后，即1996年5月5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一个知名教育教授苏钥机发表了一篇论文，判断“蘋果日报”不可能维持太久，很快就会关门倒闭。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蘋果日报个案研究”。他对黎智英强调“读者是报纸的生命线，读者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的意见永远是对的”的说法不以为然。黎智英说，一份远离社群、远离读者又自以为是的报纸，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香港新闻界都知道，《蘋果日报》员工的薪酬最高，原因是香港新闻界的薪金一向偏低，因此黎智英向外界公开说：在《蘋果日报》年薪超过200万的超过10人。当时有一个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工作、后来被《南华早报》挖去的总编辑冯强被黎智英看中。
黎智英立即三顾茅庐，请冯强到《蘋果日报》掌舵。他愿付半年薪金四百万港币，另外还给他报纸的股份。但冯强仍然没有接受，因此可见黎智英出手之豪爽，令新闻同行瞩目。一位在明报写小说的作家，被黎智英因为挖去“蘋果”，签了一纸合同合约，订明每日供稿800字，稿酬是五万六千元。后来有人说：文人在这个市侩商人黎智英身上，尝到了文章值钱的味道！
黎智英的话是：付得出高价钱，就要求有好货色，何况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更没有免费“鸡鲍翅”吃，他不能容忍混饭吃的庸才为他工作。
在黎智英一手策划的“蘋果日报”，出版不到一年，就攀上仅次于香港最畅销报纸的第二位，发行暴增，广告涌入，《蘋果日报》的地位从此立于不败地。之后，他见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确定了台湾已经全面开放，奠定自由民主的基础，公元2000年决定以香港的轨迹去台湾出版《壹周刊》，接着再出版《蘋果日报》，不到半年，立即攀上最畅销报纸的地位，成为台湾最大的一家报纸。
但在香港《国安法》下，黎智英因所谓“触犯”香港国安法及其它的刑事指控，在今年5月28日被判入狱14个月。6月17日，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壹传媒和《蘋果日报》5名高管，并冻结了三家相关公司总计1800万港币（约合232万美元）的资产，让《蘋果日报》的运营立即陷入困境。6月24日，香港《蘋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之后被迫停刊，网站午夜后停止更新。创办26年的《蘋果日报》画上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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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