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李云翔：《布娃娃》是真实故事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7月20日讯】由“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获奖导演李云翔执导的“定格动画”短片《布娃娃》（Rag Doll），7月7日在加拿大“雄狮奖”（Leo Awards）动画片类别中唱主角，一举斩获最佳动画片、最佳导演、最佳编辑和最佳美术指导四大奖项。

《布娃娃》以一个5岁女孩在母亲被绑架后，克服恐惧的成长经历为主线，通过布娃娃的遭遇，来反映现实社会中国大陆一些孤儿的经历。

导演李云翔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谈了他创作本片的灵感来源，和为什么采用“定格动画”形式，以及创作背后的难度和故事。

他表示，短片在YouTube“Films for Freedom”频道发布后，很多不同国家的观众看完后被故事所打动，直观地感受到了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有的感动得流泪。

短片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共迫害下的中国家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境遇。而这只是七十多年来，千千万万遭受中共迫害的中国家庭所遭遇苦难的沧海一粟。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梁珍：能不能讲一下您为什么创作《布娃娃》？创作灵感来自什么？

李云翔：《布娃娃》是一部“定格动画”的短片，主要讲述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失去妈妈之后，她是怎么样克服自己很多的一些困难，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

创作灵感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之前看过一则报导，说有一个人她是因为信仰的原因被关在“上海女子劳教所”，被强迫劳动，做什么呢？就是生产一种娃娃。她出来之后在意大利的一个网站上，找到了这个品牌的娃娃，她认出来（这）就是自己当时在劳教所里面被迫生产的这些娃娃。

后来我也接触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小孩们，他们都是父母受到中共当局的一些打压，有的失去了父亲或母亲，有的是失去了双亲，变成孤儿；其中还有人也在劳教所里面被强迫劳动，都是未成年的一些孩子们。

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我就很想创作一部影片来反映这些孤儿们，他们的一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下，尤其又失去了父母，吃了很多苦啊，有很多很感人很令人揪心的遭遇，我就想通过一部短片能把它表现出来。

梁珍：可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为什么您选择用“定格动画”这种比较虚幻的方式去表达呢？

李云翔：应该说是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故事。那么选择动画呢，是因为如果用真人实景拍摄的话，当然演员啊，场景啊有很多挑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真实还原这些孩子们很悲惨的一些遭遇，恐怕看起来，你表现得越真实，越容易让观众觉得看不下去。

那么如果用动画的方式呢，给观众一些距离的话，反而更容易把他带进来，能够去从另外一个层面帮助他去了解这些故事。

动画当然大家都很了解了，我们有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尤其现在电脑动画越来越流行，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但是它有一个缺憾，就是你不管光影做得多么流畅，不管你技术上多么发展，这东西它不存在，是你用CG（电脑成像）做出来的。

那定格动画有一个特点，它技术上虽然有一些限制，甚至有一些瑕疵，但是它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东西，它存在过，然后再一帧一帧把它拍摄下来。所以说它有特殊的一种真实的感觉，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

再有一点，在影片当中，其实我们有一幕，就是这个主人公，她手里拿着一个娃娃，她在做这个娃娃，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画面之前的场景也是实际做出来的。主要是基于真实的一个考量，最后选择了“定格动画”这个方式。

梁珍：您是第一次采用“定格动画”的方式制作呢，还是说之前也尝试过？您创造这一次“定格动画”的难度在哪里？

李云翔：这是我第一次做定格动画。动画这个方式本身我倒不陌生，但是定格动画带来很多挑战。如果你是CG（电脑成像）的话，几乎是没有什么对于你想像力的一种限制，你想到你就可以画出来，就可以CG制作出来了。

但定格动画因为它是实际要存在这些人物和场景，所以你离不开这些现实的限制。你必须把它能够一帧一帧地拍出来，又因为我们的预算也很有限，所以说很多事情局限性很大。我们如果一天比较顺利的话，能拿到四到五秒的画面，那我们就感到很高兴了。

比如说，如果这一个镜头时间比较长，到晚上了没有拍完，你说我第二天回来再拍，那不可以的。因为这一晚上的时间，人物位置、场景等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早上再来的时候这个戯接不上了，所以通宵一定要把镜头拍完才可以收工。有很多局限性，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

再比如说有些看似很简单，电脑动画很容易的，比如下雨、雪地里面做一个蛋糕、蜡烛，这些看似在电脑动画里面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在定格动画做起来就很复杂。一阵风吹过把这个报纸卷起来，被吹走，那你这个报纸的每一个小的折皱，沿着地被吹走的每一下都要用手去调整它，一格一格地拍下来。然后你还要很逼真地走过去，一阵风吹过这个娃娃，很冷嘛，打一个寒颤，她就哆嗦了这一下，我们就尝试了很多种办法，感觉到很逼真，让它体现出来，所以这个做起来感觉比较艰辛。

梁珍：我发现你们那个场景布置非常的细腻，也有很多看上去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做的小布景，包括那个盒子、那女孩子躲着那个箱子等，都非常细致，是不是在制作背景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

李云翔：对。因为定格动画的场景和道具呢，它不仅仅说你比例缩小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它必须得能动。能动是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这个盒子，一般做个盒子的话，你能打开能关上就可以了，但是作为定格动画它不行，必须得要求从关上到打开的每一个步骤，它必须能停住。因为你打开一小点，拍一张照片；打开一点拍一张，一秒钟你要拍比如说24张，或者你要拍12张。你是一（秒）拍一还是一（秒）拍二，它每一步必须都停住。

那么人物也是，这个娃娃也是。这个娃娃我们也是找了一个业界很有名的专门做娃娃的老前辈，因为这个娃娃，一部电影下来成千上万次的你要去摆动它的每一个关节，所以它不但每个关节都必须真实存在的，跟人一样了，关节都有了，而且还必须得非常结实，否则你拍到一半，这个关节断掉了，那还涉及到一个联系的问题，所以就是灾难性的。

梁珍：这个布娃娃应该是非常质量好的，可以拿来做永久纪念的一个布娃娃。这部电影出来，已经入围了好莱坞的多个电影节，现在观众的反馈怎么样？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故事分享，给我们讲一讲？

李云翔：我们大概是在获得“雄狮奖”之后，把它在YouTube上发布出来了。我最近也去看了一下很多评论、留言，我也觉得很有感触，因为上面看起来大部分是不同的观众，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么人们都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当然理解是不一样了，有的人的是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布娃娃她的一些境遇，被感动得流泪；有的人更多地理解到了影片背后很多的隐喻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人们普遍还是，好像能够感受到内心的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我也希望它能够超越单纯迫害和被迫害的一些经历，它其实探讨了很多更深层的，面临恐惧的时候、面临逆境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去面对。但真正不管这个困难也好，逆境也好，强权也好，看似多么地不可战胜、不可逾越，但是如果你真正内心有勇气，敢去面对的时候，其实是有如神助，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奇迹。

也有很多来自业界的一些反馈，我也觉得很受鼓舞。因为其实在动画界，尤其定格动画界，这个圈子不是很大，大家看了之后，也给我发了一些讯息过来，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是技法上，一个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上，大家给了很多鼓励。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大家。

梁珍：这个故事我也看了，除了技法上很细腻之外，就感觉到在黑暗中你看到光明，虽然看上去真的是一个非常凄凉的故事，但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超越了这个故事，因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个悲剧，但是最后看到她在打坐的时候，看到一个仙境，那时候特别的美。在创作中编排怎么样给人带来希望，你是怎样想到并突破这块的？

李云翔：我觉得尤其从小孩的视角，来反映这样一个作为孤儿的境遇，你把它描绘多悲惨都说得过去。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在于我跟很多孤儿们的接触当中，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希望，不管多么大的逆境，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心中这个希望是存在的，他没有自暴自弃。

那这种精神力量给我很大的触动，从而让我感觉到，其实很多小孩之所以有这样的精神力量，是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受到更多的作为成年人的“洗礼”，就是很多事情磨得很圆滑，是吧？

小孩们呢，他们保持着这样的一份童真，这个童真恰恰是我们，可能很多作为成年人失去的一些东西。那么当把这些东西都抛下之后，真正从小孩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时候，反而给我们一些启示。

当你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解，斗又斗不过，妥协你又不心甘情愿，那我应该怎么办？有的时候回到一些很单纯很简单的问题来看，就是说你可能改变不了外面，但是你可以守住自己的一点善念。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一些勇气，这个勇气看似好像光芒很小，但是对人内心真正的改变，有的时候是很大的。

梁珍：你在制作的时候，有没有考量到这部片子可能要拍四年，这么长时间，而且你和好莱坞的多位媒动画大师一起合作，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难忘的分享和技能的提高方面？

李云翔：说来很惭愧，当时我的计划是四个月把它做完。还记得我们当时开制作会议的时候，我们还想了一下，大家努努力，我们争取四个月把它拍出来。但是实际拍摄才发现，真的遇到很多挑战、很多挑战。

当然学到很多东西，就很有幸，我们这次参与的一些人，包括像我们的动画总监Martin Meunier，他是因为在《Caroline》影片当中，开创了定格动画的一些手法，从而获得了奥斯卡奖，还有参与了很多定格动画长篇大作的一些知名的定格动画师，像Ken Burton，Rich Zimmerman，Justin Kohn，他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一部作品。因为他们在看了这个剧本之后，深受触动，所以说很愿意来帮忙，他们当然带来了一些，可以说是定格动画一些比较一线的技术。

当然因为受我们预算影响，他们也没能够完全地发挥出来，我感觉一个是在很多场景的处理上，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比如这个娃娃怎么从这个画面当中跳出来，再比如说我们有一段这个娃娃在风雨当中，在街上行走，对于这个雨的处理，对于整个画面的过渡，很多细节方面，原来我觉得定格动画实践起来是否有些困难，是不是需要多一些电脑的辅助？但实践证明，他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方法能够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带来了很多很新的一些东西。

另外，敬业精神我觉得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为了拿到这一个镜头的画面，不管干到多晚，一定要把这些画面完成，很多这个（事）。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业界公认，就是从好莱坞也好，从很多电影人也好，人们更多的是在拍一些续集，更多在拍一些市场上、票房上他们认为有保证的一些故事；（而）创新的东西、敢于突破的东西，就是风险的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呢，我认为他们能够来参与我们这样一部很小的制作，也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很少见，也打动了他们，所以说对于这些合作呢，我觉得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梁珍：谈到您自己。看到您有很多的作品都是荣获大奖，包括《活摘》，就是《大卫战红魔》这个片子，夺得“皮博迪奖”，也是媒体界的“普利兹新闻奖”，是最高的奖项。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您的创作题材很多都和人权迫害有关系？尤其是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

李云翔：我在加拿大，跟中国大陆的电影人相比，优势就是有一些他们没有办法触及的故事，没有办法说的话，我有这个条件能去讲这样的故事，能去说这样的话。也有一些大陆的朋友们，私下跟我讲了，说很羡慕我。

其实很多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很多人，他们是很明白的。他们很想把一些故事讲出来，但是迫于这样的环境限制，没有办法。所以我有这个条件，那为什么不去做一做？

另一方面，其实往往在这些在中国很难讲的故事当中，确实（有）真正的应该被讲的故事，因为这里面，体现了人的勇气、智慧，体现了人们在这个这种大环境下，怎么样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里面有太多可歌可泣、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们，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变故当中，也应该能够遇到很多在您身边的很多感人的故事。在这些变故发生之前可能还不太注意，不太听得到，所以所谓“时势造英雄”，对吧？

那么这些故事呢，我也很荣幸能够把它讲出来，其实正因为以前我的一些作品，也不断地有一些在中国大陆的人找到我，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他们告诉我，对我是一种信任，因为对我来讲只听一听故事而已，对他们来讲那是经过在风雨当中洗礼，有很多牺牲，有很多付出在背后的。所以他们敢于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对我的这种信任，我感到是一种嘱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动力，在激励我的同时，也不断地告诉我说，OK，听完故事不是白听的，我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所以说，在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梁珍：因为你所接触的这个题材都是当今世界在屏蔽的真相，所以您看到，包括“活摘器官”这个题材一直都是被中共当局封锁的，而你把它搬上大屏幕，让国际社会知道。您虽然在自由的国度，但您在创作这类题材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合作方等的一些压力，您又是怎么去应对呢？

李云翔：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在北美电影界有句话叫“Every movie is a miracle”，每部电影都是一个奇迹。因为每部电影创作都很困难。这个题材，那就是“Double Miracle”双重奇迹，真的是很困难。

如果是真人实景拍摄的影片，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场景被取消的，或者演员马上就要开拍了，甚至签完合同了，他说，“对不起我不敢来了”，那你马上面临停拍的问题。

动画片没有演员的问题，但是有主创人员受到压力之后退出的。也有电影节或者是一些奖项的主办方，受到压力之后把我们这个电影取消的，无法参加影展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了。

甚至有给了我们一些资金支持的一些机构，也收到中国大使馆的一些信件，要求他们停止支持。当然他们说得比较含蓄了，说这是一些“反华”影片，或者是什么的，再后来人家主办方把信拿给我看，你看这是冲着你来的。所以这样的事情一直很多的了。

但是呢，我们在海外只不过创作这样的一些影片就受到这么多压力，那么可想而知，在中国大陆，亲身要面对这样的事情那些主人公们，他们的压力是多大？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一点压力就退缩的话，对不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故事告诉我们的那些人们。所以我刚才讲，听故事不是白听的，对吧？

这些人把故事讲给了我，对我是一种信任，那么我多少也要学到一点他们的勇气吧？多少也要对得起他们的一些信任吧？所以我觉得，至少一路走下来，我倒觉得应该坚持下去，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我们之前推出一部影片《求救信》，孙毅这个主人公，他在劳教所里面把很多遭遇写成秘密的信件，塞到圣诞节装饰品里面，居然被一个美国人发现了，甚至带来整个中国劳教制度的一些变革。像这样传奇般的故事，你说不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吗？

梁珍：我相信你手上有很多题材，可能也希望更多人能参与，把这么多好故事记录下来，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中共大使馆会说这是“反华”，香港现在的电影界也面临着国安审查的红线，拍了电影可能就会说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罪”，所以令到香港本地的电影界已经是创作自由大为受限。

一些像《十年》这样的电影已经要被迫下架，《理大围城》连播放的场地也多次被取消，那你有什么话想跟香港的观众讲？在面对动不动被扣帽子，你又是怎么去应对呢？

李云翔：我在加拿大创作环境还是更自由，对于香港甚至中国大陆的很多同业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处境我其实也是很了解的，确实是很艰难的。

我在有一次电影节当中，有一个观众是中国大陆来的，他来旅游，他看了我的一部影片，很真诚地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很荣幸看到这样的作品，他也很受感动，他有个想法就是：“我们把中国大陆很多的人权迫害在国际上这样去讲，会不会感觉很丢人呢？”

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共当局，它在做这样的侵犯人权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第二，这件事情你瞒是瞒不住的，中共迫害人权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不说妇幼皆知，也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讲这样的故事，这是不是更丢人的一件事情？（同胞被迫害）14亿人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问这个观众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在二战期间，有德国人站出来说，纳粹的罪行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迫害犹太人；或者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它做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有日本人站出来说，我们不应该去侵略别人的国家。你怎么看待这些人？你认为他是反德、反日，还是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也有很多外国朋友问我，说中国人为什么不抗争？我说不是不抗争，很多人在努力、在抗争，只不过因为封锁的很严重，大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你认为这个环境应该改变，那么尽你的一份力。当然大家的环境、处境不一样，能做的事情不一样，那么每个人问自己：我能做什么？哪怕小到只是发一个传单，或者传递一个信息，大到你的角色、你的地位能够做更大的事情，每个人你不用问别人怎么做，其实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梁珍：现在香港，大家经过这两年的社会运动，很多人目前心情都是非常的恐惧，大批的人移民走，还有一些留下的人或者在监狱里面都变得非常的痛苦，每天（心里）在流泪。相信你在加拿大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包括电影界、艺术界也有不少人来到加拿大，你有什么话想跟香港人讲吗？

李云翔：每年“六四”的时候，我都看到有媒体的报导，在维园那么多的人去纪念“六四”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很受感动，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也好，在海外华人界也好，好像提“六四”的人也不是很多了，好像提起来都是老黄历一样，甚至很多人觉得，你看经济发展也好，怎么样也好，来证明当时的一些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就香港每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本身来讲，我觉得这个精神还在。

香港市民的很多抗争精神，尤其在后来的一系列的事件当中，我看到了很多报导，我深受感动，我觉得只要这个精神还在，不管有多么大的逆境，都有希望。

我想说的是，作为海外华人，其实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心与香港市民的心是同在的，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前景是光明的。

梁珍：你用四年拍了15分钟，积累了很多经验，会不会再创作下一部“定格动画”的作品？

李云翔：这个计划确实是花费的时间跟精力超出了原来的想像。那最近在做一部长片，应该说也在接近尾声，这是一个实景拍摄的故事，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的长片，讲述的是中国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他们怎么样帮助一个外国记者，把在中国被封锁的一些人权迫害的消息，在国际上能够曝光出来，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这个我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制作，希望今年秋季能够发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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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