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加赛德：中共最惧怕中国人民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7月26日讯】这个政权外强中干，加赛德说，“自2011年以来，（中共）国内安全的预算，已经超过了军事预算。这是一个腐败的体系，从上至下，从左到右，都腐烂透顶。”

中共对国内反对声音的恐惧根深蒂固，还（饱受）正在酝酿的金融危机（的困扰）。能否有一场即将发生的政变，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

今天我采访了罗杰·加赛德（Roger Garside），他是前英国外交官，曾两次派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他是新书《中国政变：迈向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的作者。

“我们不能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治理，我们能做的，是帮助那些想要实现民主的中国人实现它。”加赛德说。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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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罗杰·加赛德，很高兴你能来《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加赛德：很高兴来这里受访。

杨杰凯：罗杰，你写了一本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书，你预设了一种虚构场景，我认为，这在中国观察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中并不常见。然而，你似乎让它显得相当具有说服力。

你在书中提到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些潜在策划政变的人，不是来自体制外，他们正是来自共产党内部的最高层。可以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这同样与今天的一些普遍想法相反。请告诉我，这些高级官员为了何种自身利益，而希望看到中国进行系统性的政治变革？

加赛德：我认为这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但我认为他们不仅仅出于自身利益的动机。正如我对这些现实生活中人物的了解——正如我对他们的描述，在书中有四分之一篇幅用于叙述半虚构的政变——他们对他们的国家感到忧虑，他们明白自己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浮沉与共。

他们能够看到问题，他们所拥有的极权独裁制度在中国造成的根深蒂固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比外界的人看得更清楚。

他们比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这个政权外强中干，政治上衰败腐化，他们能保住自身财富和权力的最大希望、以及中国的最大希望，就是策划一场政变，推翻习近平，让中国进入民主转型。

杨杰凯：在你看来，有哪些关键性的、最好的手段可以利用？当然，你提到了最近通过的一些法律，以及这些法律的成功实施。但你认为还有其它方法吗？

加赛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是，想办法打破和突破中国（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被洗脑，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未被告知真相，他们被剥夺了知晓我们自己国家和世界真相的权利。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突破（中共）极其严格的审查制度。因为我相信，当中国人民知道真相，当他们了解到他们一代又一代被灌输谎言，惨痛历史一代又一代被掩盖，他们会怒火中烧。

杨杰凯：我想你说过，你实际上从1958年就开始观察中国了。你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你也曾在中国担任过外交官，还担任过许多其它职务。告诉我一些你的过去，以便我们的观众能够理解你的经历。

加赛德：在香港边境的一个观察站待了10天，俯瞰一个平静的、被边境围栏、铁丝网穿过的山谷。

在山谷对面的山上，无疑有解放军士兵在监视我们。那个山谷白天很平静。但到了晚上，中国大陆的男人和女人就会从（作为边境隔离物的）铁丝网下爬过，以逃过饥饿、疾病和死亡，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让我着迷，唤起了我对眼前这个巨大的、封闭的国家的迷恋，在之后的63年里，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

等我退役后，我上了大学，然后我进入了外交部门。我自愿学习中文，我学了两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派往北京。所以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和暴力。在那次任职后，我辞去了外交工作，因为我很灰心失望，看不出我的知识在中国能有什么用，深受困扰。然后我去世界银行工作，那是一次很棒的学习经历。

但后来我重新进入了外交部门，返回中国，第二次当外交官。（在之前，）我曾经历了一个国家的完全无政府状态、暴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我又经历了美国——一个法治国家——五角大楼文件（指1971年五角大楼越战秘密文件被泄漏给媒体）的时代等等。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教育。

然后在1976年我回到了中国。我在那里见证了周恩来的死亡，毛泽东的死亡，以及对继承权的斗争，邓小平胜出了。然后我休了两年的无薪假，去了加州，写了一本书，讲述邓小平如何赢得了这场继承权的斗争，以及他打算用他的权力做什么。

那次外交工作之后，我没有再回到中国，之后我又做了其它事情。我过去10年在经济上小有成就，但不是作为一名外交官，而是经营一家规模虽小但非常国际化的谘询公司，为那些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如何创建资本市场的建议。

我是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注：发生在1989年11月9日）开始经营的，柏林墙倒塌几个月后，我的公司开始运营，我们在匈牙利、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或其它地方工作。所以，我在第一线看到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迁，这些国家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

因此，当我退休后决定再次撰写有关中国书籍时，我有一大堆的知识和经验，这在中国相关书籍撰写者中事实上是独一无二的，我想这给了我一种信心，来判断和下决心（书写）中国现实，这种经验也能使我看到表面背后的实质，我们之前谈到过。

杨杰凯：我们刚才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普遍缺乏信任的问题，而且是系统性的，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在目前的体制运作方式下是不可避免的。

你在书中真正想处理的一件事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因为这种信任与党应该成为道德等方面的决定因素的这种想法有关。但是你也提到，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了，留下了一个道德真空，我想共产党是没有希望填补这个真空的。

加赛德：（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当然存在道德败坏，存在道德真空：没有信任，没有真理。日复一日，人们在一个对他们撒谎的政权下度过了70年。中国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如果他们（中国共产党）否认了什么，那可能就是真的。

很多中国人，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人，都已发觉繁荣的到来不足以使生活更有意义，不足以赋予生活意义。他们把目光投向宗教。自1979年以来，正如共产党所划分的，中国的所有五大主要宗教，都有爆炸性的增长。基督教在这方面尤其惹人注目，因为它吸引了中国许多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在社会和经济上最成功的人。

因此，在这种公共道德丧失的同时，你看到了个人对意义和道德的寻求。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历史上是由道德而不是法律来统治的，由道德来统治。因此，中国人民本能地感觉到公共道德的丧失，非常深刻（地感到这一点）。

杨杰凯：就在前几天，我和约翰尼·摩尔（Johnnie Moore）一起吃早餐，他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的委员之一。最近，美国国务院制裁了中共610办公室的一位官员（余辉），610办公室的成立，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录制这次采访的同一天，即6月10日，在1999年，基本上是为了消灭法轮功精神运动。在这个制裁发布的当天，约翰尼·摩尔遭到中共的报复性制裁。

当然，他是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在这些圈子里是相当有名的人物。我问他：“你认为他们为什么在这之后专门制裁你？” 他说：“我认为他们（中共）害怕法轮功学员和福音派合作。”

这让我想到，你在书中谈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敌人，至少在你查看一下他们在安全方面支出时看到的，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境内的。他们害怕中国人民，远远超过他们对任何外部敌人的害怕。

加赛德：这是事实。自2011年以来，（中共）用于国内安全的预算已经超过了军事预算。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国内的反对声音的恐惧，要超过对外国敌人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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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