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IBM公司表示已推出日本第一台用于商业应用的量子计算机。这彰显了双重意义：第一，美国在量子计算应用领域的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正在有效推进科技联盟。4月美日峰会，量子计算就是拜登和菅义伟讨论的合作领域之一。上个月，IBM已在德国推出第一个在美国以外建造的量子计算机，在日本推出的是第二个此类系统。不难想像，拜登政府会鼓励IBM等等公司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全面赢得与中共的量子科技战。
业界认为，量子科技是真正的未来科技，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将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而当前迅猛发展的第二次量子科技浪潮，将在10年内甚至5年内开花结果，因此成为美中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
近10年来，美国已通过“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等项目，以每年约2亿美元的投入力度，持续支持量子信息各领域研究。2018年12月，川普总统签署《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将量子信息科学（QIS）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20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为多学科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提供约1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建设研究中心，其中QIS为9.25亿美元，人工智能为1.4亿美元。为什么这两个领域的投资金额如此悬殊？美国科学部副部长Paul Dabbar称，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而言，量子科学可能比人工智能更具影响力。
而美国政府之所以加码投资QIS，与中共的科技争霸密切相关。2016年，中共将量子计算在“十三五”计划中规划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2018年，习近平强调“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进一步肯定了量子信息的战略地位。2020年10月16日，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中共当局强调，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同时，还从政策、资金、人才、科研、技术等方面，对大力推动量子科技发展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这意味着，继区块链之后，量子科技这一前沿科技也成为中共的国家战略。
事实上，中共在量子科技上花的钱是外界难以想像的。例如，2016年8月，中共发射了自主研制的世界上首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此后，中国科研人员利用量子卫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等成果。2017年，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项目通过总技术验收。
虽然，上述项目的技术含量在科技界颇有争议，中共也可能并非如其所声称的“在量子通信领域已占据领先地位”，但中共投入的真金白银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量子计算领域，2019年谷歌使用53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器，首次展示了量子优越性。中共拼命追赶。在西方同行难以想像的“烧钱”中，2020年12月4日，《科学》杂志报导了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学者研制的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命名为“九章”），称在一个特定赛道上，200秒的“量子算力”相当于目前“最强超算”6亿年的计算能力。2021年6月底，对标谷歌，潘建伟团队又推出“祖冲之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使用56比特展示量子计算优越性，比当年谷歌53个比特强 2-3 个数量级。“祖冲之号”宣布将现存功能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需8年完成的任务样本压缩至最短1.2小时完成。
以上这些实例，都显示了中美的量子科技战之激烈。而量子科技战只是中美科技战的关键领域之一。事实上，中美都在对科技战进行全面布局。
美中科技战五大战场
今年3月3日，白宫公布了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这份报告强调“威权国家”中共是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者”。美国“为了维持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必须进行再投资，再一次领先”，并指出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AI）将对经济、军事、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广泛产生影响，美国必须掌握主导权。而美国国会正在推进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USICA），更是美国与中共打科技战的纲领。（可参见笔者“《无尽边疆法案》反制中共的两重意义”一文）该项法案批准在未来五年内，将投入2500亿美元发展科技产业。6月8日，参议院已高票通过该法案。拜登表示，在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后，他会尽快将其签署成法。
中共针锋相对。3月5日，中共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中，提出科技自立和自强战略，要将政府和社会的研发费用年平均增加7%以上，AI、半导体与量子技术被列为重点对象之一。
普遍认为，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席卷全球。未来20年的科技竞争结果，将决定着世界格局。因此，美中科技战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目前而言，美中科技战已开辟六大战场，在量子科技之外，其馀五大战场分别如下。
（一）疫苗研发（以及可用于生物战的生物科技，还有脑科学）。中共的疫苗研发虽比国际水准差一大截，但是，藉助这次大瘟疫却登上了世界舞台，大搞“疫苗外交”。同时，中共在疫苗方面的野心，加大网络攻击，窃取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疫苗数据。2020年7月21日，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中共国安（广东）部门人员，指控他们近来瞄准位于马里兰、马萨诸塞州及加州，正研制新冠病毒疫苗、药品与检测技术的多家企业，盗取疫苗机密。目前仍在持续的这场大瘟疫，让全世界深刻认识到了生物科技的重要和中共生物战野心的可怕。
（二）区块链（Block chain）。这被认为是足以颠覆时代、引领人类社会过渡到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兴信息技术。2016年，中共将区块链列入“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201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提出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今年3月，将区块链列为“十四五”规划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6月，工信部和网信办联合发文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多个领域大力推广区块链，意图抢占下一代互联网制高点。与国际社会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核心理念相反，中共版区块链的核心要求是“中心化”，将区块链变成强化党全面控制的利器。
一方面，中共推出几乎与其它所有加密货币都不同的数字人民币（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EP），力图将货币流通的全过程和所有用户完全纳入中共监管中，并藉此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争霸；另一方面，低价倾销，在全球部署“区块链服务网络（BSN）”。2020年4月25日，国家信息中心主导打造的“区块链服务网络（BSN）”正式启动全球商用。该中心直属中共国家发改委。BSN成为全球唯一的由中共掌握入网权的区块链基础设施网络。
中共野心勃勃，但是，根据美国之音2021年6月18日的报导，“西方国家政府对区块链重视不足，在强硬回应中国（中共）在5G等新兴信息产业挑战的同时，对中国（中共）在区块链领域的扩张鲜有任何作为。”例如，虽然美国各政府部门对区块链的研发支持已经延伸到多个领域，但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尚未将区块链列为优先发展事项。2020年11月，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代理副部长曼尼莎·辛格表示，川普政府希望“支持和参与区块链产业”，并希望“保持竞争力，加强美国在区块链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这是美国政府中资历相对较高的人士首次就区块链发表政策支持言论。目前，美国的区块链监管政策并没有系统全面的顶层设计，而主要是技术官僚们在既有法律法规框架内各负其责进行细致的事务性监管，重点工作在于杜绝非法发行证券、保护投资者权益、反洗钱和防止偷漏税。
中共的政策支持力度是美国不可比拟的。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中共是否会领先”这个问题还取决于中共的技术是否会被其它国家接受。而中共的倒行逆施、末路狂奔，只能使它日益成为孤家寡人。
（三）5G。中共将5G作为弯道超车的主要赛道之一，出台多种政策推动5G科技开发和产业应用。今年1月26日，工信部称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截至2020年底，开通5G基站超过71.8万个，实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5G网络全覆盖，5G终端连接数超过2亿。相较而言，美国5G基站数仅为7.5万个，5G连接数只有1000万，5G手机出货量也只有3500万部。7月5日，中共工信部等10个部、委、局联合发布《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要深入推进5G赋能千行百业，促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发展模式，通过5G融合应用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应对中共的5G挑战，美国最主要的措施是2020年8月5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建立“干净网络”（Clean Network）五大措施，即干净的运营商（Clean carrier）、干净的商店（Clean store）、干净的应用程序（Clean Apps）、干净的云端（Clean cloud）和干净的电缆（Clean cable）。这些计划将以国际公认的数字信任标准为基础，并以2020年4月29日宣布的5G清洁路径倡议为基础，以确保通过5G网络传输的数据进入海外和美国境内的美国外交机构。同时，美国对华为、中国移动、百度等中国公司采取限制措施，禁止更多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进一步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云端系统。当年11月10日，蓬佩奥表示目前有近50个国家以及170家电讯公司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干净网络”。
中美5G之战，拜登政府会如何打下去，尚待观察。不过，5G之战并非只局限在中美之间，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严峻挑战，即如何“选边站”。
（四）人工智能（AI）。AI被视为颠覆性技术，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制高点。2017年7月中共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今年6月，中共教育部公布全国新增37个大学科系，其中约有1/3和人工智能（AI）和电子讯息领域相关。7月，中共主办第四届年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工信部部长肖亚庆称，部分领域技术创新应用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中国人工智能发明专利授权总量全球排名第一，核心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已经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完整产业链和应用生态。
由于AI是科技发展的“倍增器”，美国同样将AI作为重点，强力反制中共。7月13日，美国举办AI峰会，十多个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与会。会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民主国家必须作出抉择，“集中意志、精力和资源来改变数字革命的进程”；国务卿布林肯则说，美国要确保美国企业的技术不意外助长中国的专制行为；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主席、谷歌公司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呼吁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正视中共在AI领域的进步，并加强合作保持对华领先地位，他说“美国需要AI硬件方面领先中国至少两代。”（参见笔者“中美AI战的三大问题”一文）。
（五）芯片。芯片是现代工业的“粮食”，也是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去年超过3000亿美元。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芯片的威力大显。2019年以来制裁华为，芯片更是“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芯片成为中共的软肋。为解除这个心腹大患，据彭博社报导，中共拟在“十四五”（2021—2025年）烧钱近9.5万亿人民币。今年3月12日，中共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集成电路被中共列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的核心领域之一，要“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跟中共打芯片战。其思路，一是加速芯片制造业回归，捍卫芯片技术领头羊地位，拟定的半导体投资规模超过千亿美元；一是联合盟国，与台、韩、日、欧联手重组全球芯片供应链，与中共脱钩。（可参见笔者“西方联手芯片业加速‘去中共化’”一文）。
拜登政府“选择性脱钩”
美中科技战已经是中美战略对抗的一个主战场，也将是拜登政府的重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拜登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网络和新科技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而在川普时期，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一职长时间空虚，两年后才确定人选）。同时，国防部宣布建立涉华战略评估专门工作组，加强了五角大楼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遏制中共的份量。
据报道，拜登政府内部交流着这样一份报告，即1月26日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SG）出台的《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该报告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四个角度分析两国竞争的关键技术。第一，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这一单项技术的失败，是否会导致更大经济领域的失败？第二，重要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能否为竞争提供强大的防御优势？第三，战争安全风险，特殊情况下，这项技术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第四，增速技术：这项技术能否提升整体创新速度？例如，高通能卡中兴和华为的脖子；中国的稀土供应能卡全世界科技行业的脖子；半导体技术直接影响5G、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速度；基因编辑技术既是加速器又是护城河。报告特别指出：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导体芯片和生物芯片）技术既是卡脖子技术，又是增速技术，而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
报告建议政府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共开展“非对称竞争”，在科技领域实施“分岔”（bifurcation）战略——即选择性脱钩。而这，几乎是美国科技界和政策界的共识。2018年，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就率先提出了“小院高墙”的对华科技防御策略。根据这个策略，政府需要确定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应更严密更大力度进行封锁，“小院”之外的其它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华开放。
事实表明，拜登政府上台半年多来，已在对中共实施“选择性脱钩”或“小院高墙”策略；同时，也在与盟友组建科技战略联盟，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科技12国（T-12）”论坛，“共同应对来自中共的科技竞争”，或许不久就会成为现实。
从美中科技战的态势来看，拜登政府的“选择性脱钩”或“小院高墙”策略，应会长期持续下去，并日益细化。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如果中美战略对抗加剧（目前看来可能性非常大），“选择性脱钩”将转向“全面脱钩”，“小院高墙”变成“大院高墙”。如果真如此的话，中共的日子将更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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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