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余英时8月1日于美国寓所睡梦中溘然长逝，享耆寿91岁。余英时先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第一届唐奖“汉学奖”得主。他具足独立思考能力，勇于坚持真理、拒绝中共极权统治，诚为一代“士大夫”。
总统蔡英文高度赞扬余英时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领域的学术成就，同时，蔡英文也力赞余英时深具入世关怀，敢于批判共党专制、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坚持平反六四，到关注台湾的民主自由发展，从来不曾对强权低头。“余英时一辈子的学思言行，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蔡英文表示，近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和反送中运动，余英时都不忘挺身为年轻人声援打气。他提醒“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蔡总统表示会谨记在心，更会身体力行。
余英时鲜为人知的小粉红过往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位反共立场鲜明的一代大儒，曾于1949年中共刚建政时，被动加入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团员。余英时回忆年少就读中学时的这段经验表示，在申请入团的时期，他在精神上发生了一次变异。这一变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染了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另一则是‘左倾幼稚病’。这两种精神变态互相支持，有时一触即发，造成个人的罪过。”1949年12月下旬，有一位安徽同乡到余英时家中造访他的堂兄，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安徽芜湖传教。他告诉余英时安徽的近况，主要是中共地方干部怎样杀人逼钱的残酷行为，及穷人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困难等等。
然而，这位牧师的话还没有讲完，当时加入中共团员，是“小粉红”的余英时立刻气极攻心，“我的左倾幼稚病和狂热症已同时发作了。”于是余英时声色俱厉地驳斥牧师的事实陈述，所持理由大致是中共当局的宣传八股，什么他国敌对势力的谎言攻击之类。“我当时如饮狂泉，完全无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无几。”牧师猝不及防，满脸错愕，狼狈而去。
大概十几天后，余英时去香港，在上海亲戚家中住了两三天，听到南方的实际情况比那位牧师所说的更为可怕。“我虽然还勉强为之辩护，然而心中已后悔不应该对那位牧师如此粗暴无礼了。时间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余英时每一思及此事便觉得无地自容。“如果说这件事对我起过什么教训作用，那便是让我认识到人心中深藏着种种邪恶，一旦释放出来，整个人一定会被吞蚀掉。”
事实上，影响少年余英时的邪恶对现在大陆与台湾民众来说实在太熟悉了。远者有周子瑜只因为拿着青天白日国旗就被疯狂攻击，被迫穿黑衣道歉；近者有作家方方只因为说出武汉疫情实况，着书出版，就被说成是给外国势力“递刀”，被谩骂到几无立足无地；近者如数天前小S蔡依林只因为替奥运国手加油就被大肆辱骂“台独”“辱华”，小S跟女儿立刻被厂商切割、取消代言；甚至中国桌球选手“双塔”李俊慧、刘雨辰因为输给台湾队，虽获得银牌也被小粉红“出征”……看来五毛粉红还真是不分国内外一律无差别攻击。
这个吞噬一切温情的怪兽不是源自于人之本性，而是中共组织洗脑灌输的“邪教教旨”，这个东西就像附身一样，一旦踩到它，马上就会“如饮狂泉，完全无法自制”，失去理性与人性，一味往前杀、杀、杀。这完全不是人类正常的情感情绪与思维观念。
关键决定抛弃党性 走出“小粉红”附身
那么余英时是怎么走出“小粉红”附身的呢？说来非常惊险。原本少年余英时在燕京（今北京）读书，但他的父母与弟弟辗转到了香港，他为了探望父母与弟弟，费了很大周折申请到香港探亲，当时他一心一意只想利用寒假一个多月期间和家人重聚一次，之后仍回燕京继续学业。1949年最后一晚，余英时坐在深圳地上，和许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1950年元旦）经过深圳的罗湖桥进入香港。当时他确实充满着重见父母的兴奋，却因为对中共认识不清，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
“然而就在过罗湖桥那一刹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还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余英时说。
在多年之后，余英时才想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自己早年受学者胡适影响，已经认同了西方的科学、民主、个人主义等普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受到中共政府压迫的。然而在当时，少年余英时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可能是中共的压迫对象，但是潜意识里，早慧如他还是明白的。
“在潜意识中我一定极力压抑着原有的种种价值和观念，不让它们有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这一潜意识的自我控制和压抑积了好几个月之久，一旦回到一个不受拘束的社会，心理上的压力突然消失，精神变异便发生了。”
见过父母之后，余英时预备整装重返中国大陆，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北上火车故障，被迫留在广州几个小时，就在这几个小时中，他的“人性”一面起了关键作用，促使他进行深刻的反思。
他左思右想，顾念父亲年事已高，还是应该留在父母身旁陪伴，“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
再者，当时韩战已经爆发，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出入日趋严格，回北京以后，再访香港的机会将十分渺茫，这次分手便成为不折不扣的“生离死别”了，“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悔心大起。”
但是中共当时鼓吹的“新民主主义”事业怎么办呢？余英时很快便找到了一种解脱之道：新民主主义团员不计其数，而且正在不断增加，少他一个人似乎无足轻重。他认为自己的新决定情理兼到，然而用当时中共的语言来表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结语
事实上，余英时当时做出关键决定，是因为他对家人的情感恩义超过了共产党鼓吹的“为党牺牲一切”的党性，让他毅然决定抛弃中共团员身分，回到家人身边。第二天余英时便重返香港，他说：“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在时局动荡、青年普遍左倾的潮流中，少年余英时能做出这样明智的决定真是万幸！也多亏这个关键决定，让世界上少了一位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凋零的知识分子，多了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国学泰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