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当局就疫情防控不力连续“问责”官员。中共的问责、究责是近年官方用得颇多的词汇，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背后其实涉及中共官场深厚且阴黑的“背锅”文化。
“背锅”本是民间俗语，后来成为网络流行词，又称“背黑锅”，大意是“替他人背下过错、罪责”。但中共特色的“背锅”远非如此单纯。
中共“背锅”文化的第一原则与五层解码
第一原则，任何时候先是不肯背锅，一味向外推责，能不背锅就不背锅。第一层背锅者：背锅从临时工开始，所说的临时工，一种是真的临时工，比如因为领取低保而被要求短时辅助执行政府管理事务的人员，中国各地都变相养着一批这样的人，主要参与城管、治安、环卫等工作。延伸说，在体制内的合同工也算一种临时工，为体制服务的合同工，如公安系统的辅警，党政机关也有合同干部，城管执法部门、各事业单位都会招用这样的人来做事，农村的民兵、治安员，现在北京的街道居委会“朝阳群众”之类组织人员。还有开发商组织的强拆队伍等。
第二层背锅的是企业主、商人白手套，还包括政府外包业务单位，比如保安公司、负责拆迁补偿的开发商相关单位。
第三层背锅者才到官场的基层公职人员，最高是区县一级官员，这类背锅者最为常见。如今年5月甘肃白银致命马拉松事件，21人遇难后，景泰县县长被免职，县委原书记李作璧事后坠楼死亡。当局对这一级的问责放得较开，也容易安抚民心，因为民众天天能看得着的最大的官就是这些人。如山东烟台栖霞市笏山金矿年初发生爆炸，10人死亡，1人失踪。除了涉事公司和栖霞市政府45人被追责，栖霞市委书记姚秀霞、市长朱涛也罕见被刑拘。
第四层是当事情闹大了，必须拿地市级甚至省会城市“一把手”开刀。
问责到这一级，往往开始涉及中共高层的官场内斗。因为做到这个位置，没有靠山是做不了的，就看靠山能不能保他，愿不愿意保，对方要权衡时势。
这种情况一般是已惊动中南海，宣称问责、调查，一般被查官员还不会是中央候补委员，这就符合当局保住中央名声的需要，中央当局往往也会摆出一副“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的姿态。比如今年7月这次河南水灾，因为民愤太大，加上国际影响，习近平也有可能要挥泪斩“之江新军”一员的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进一步就要动到第五层，也就是省部级（含副职）官员，有时甚至触及掌控一方的政治局委员。这必然会涉及高层内斗，往往是全国性的人祸大事件，严重到引发中共高层内讧。平时大家都在互相找机会整对方，一旦对方派系有事，就面临有人下台。但是正因如此，要动到这个层面难度就更大。比如2015年跨年夜的上海外滩踩踏案，时任市委书记韩正被民间指应该担责，结果只是下边区一级官员受处理，韩正照样在中共十九大官升政治局常委。
2019年3月江苏响水大爆炸，将涉事的原天嘉宜总经理张勤岳判了20年。说是问责了两名副省长，但只是警告和记过。省长吴政隆平安无事，最近南京成为新一波疫情源头，同样没人动吴政隆。故此，河南水灾人祸问责，要说会动到习近平亲信楼阳生，几无可能。
但确实有动到省部级的，过程会比较诡异，比如去年初湖北武汉大疫的隐瞒、失控等引发民间批评和国际谴责，当局处理四名主要官员，历时一年：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2020年2月13日被免，至今不知所踪；湖北省长王晓东今年5月才被免，6月转任全国政协闲职；武汉市长周先旺，今年1月调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按照过往惯例，高至省部级的背锅者，中南海高层派系在内斗中可能为了保党而妥协，相互关照安排一条“生路”，也就是若干年再“复出”。这种情形太普遍了。如2018年8月16日因毒疫苗案引咎辞职的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毕井泉，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位。毕井泉于2020年12月21日证实复出任中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其实底下的市、区（县）一级因各类事故背锅下台的官员，近年也都纷纷复出。比如因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被免职的三名石家庄市领导已悉数复出。因2010年上海静安大火被撤职的时任静安区区长张仁良，2012年初远赴新疆担任喀什地委副书记，之后重返上海，出任国有独资的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这或许就是因为他们是代党背了锅，或是代上级权贵背了锅，自然获得照应。
预计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这类，要过稍长一些时间才能“复出”。这是因为目前疫情在全世界延烧，国际上也正在追责中共，正当风头火势。
中共最高层绝不背锅
人们从没看过政治局常委一级有人背锅，这是因为容易动了中共的执政命根。我们也鲜见中共的高官们会向人民道歉，至今能查到的是当年的山西省长于幼军，他在2007年“黑砖窑”案后曾代表省政府做检讨，并公开道歉。但他后来被以违纪理由逐出中央，到2011年复出任闲职直至2015年退休。这位提倡反思文革的官员属于开明派，在中共党内是被排挤的。
至于历届中共中央，都是在中国人民的大灾大难中宣传其党伟光正，搞什么“多难兴邦”洗脑民众。既不会有中国古时明君的“罪己诏”，也没有现代民主国家民选领导人的引咎下台或弹劾机制。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以便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紧紧握住枪杆子和笔杆子，绝不背锅。
超黑潜规则：内部文件和口头指令
中共背锅机制还有一个超黑的潜规则：靠秘密文件甚至口头指令（通知）行事。比如最近强制打国产的新冠疫苗，中共国家卫健委重申自愿，教育部也说要知情、同意、自愿，但这是台面上的公开说法。实际上中央当局给各地下了指标、任务，有些甚至只有口头命令、要求，下级不得不听。最近陆媒报导泄露了湖南省湘乡市东山街道一些基层官员因没完成任务被“预免职”。也有知情者在海外网站爆料被单位领导催打疫苗，说是上边要求，但领导又拿不出文件。
这样操作的结果是：一旦打疫苗出了事，首先是按官场背锅第一原则——拒不背锅，说是你自己签字同意的，或者说你交不出禁忌症的证明。如果事闹大，民怨压不住，中共的上一级压下来要究责，就会按前述从低至高的背锅规则处理。但如果国际上来查，就会查不到问题，因为只是口头指令，或者是秘密文件已迅速销毁。这也是现在国外要来查武汉病毒源头为何这样困难的原因之一，因为相关样本证据、以及内部文件没有了。
这种超黑的潜规则在过去二十馀年就大量在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群体时使用。最为典型的是江泽民的非法口头指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当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等。
近年这种只有口头指令的做法也被中共用于迫害异议人士、维权群体和维吾尔人、基督徒等。
中共宣传系统频频发出处理突发舆情的指令，经常也只是只言片语的内部纸条，中共司法系统为封锁案件信息也会下发内部文件，比如据悉茂名中院早前就恶俗维基案二审搞了个“三同步”方案，涉及网络删帖、管好被告人家属、管控律师、防止外媒“炒作”等。其实整个中共体制，这种内部指令已经泛滥成灾了。
中共运行这种潜规则的结果是，他日事件若平反，或者中国变天了，中共要被清算，首先难以逃脱的就是最前线的执行邪恶指令者。他们在执行时以为只是按上级命令，但因为秘密文件可能已销毁，如果是口头指令，就根本没有留下上一级参与的罪证。
对于参与运作这类潜规则的人来说，最底层的执行人的命运就会是最悲哀的，因为中共要做的事基本都是损害人民的事。一线执行者不按良知行事而只听令中共，将来和元凶同样需要背天大罪过，后悔莫及！
两个变种：甩锅和隐瞒
在中共体制内养肥壮大的背锅怪胎还会发生变异。基于人极端自私和惯于保护自己，而产生甩锅和隐瞒两大变种。甩锅是因为害怕背锅，以平级横向操作较多，官僚间的互相踢皮球就是一种表现，这也是中共权责不明的体制病之一。上级向下级甩锅是为所谓问责，而下级向上级甩锅颇为罕见，但不是没有，比如去年武汉市长周先旺就曾在接受官媒采访时，针对有关疫情防控不力，直指是“中央没授权”。
中共官员作为一个整体时，也会对外甩锅，往往是因为涉及政权危机，比如针对中共病毒源头，中共频频向外甩锅，主要甩给美国。
隐瞒是另一变种。这是由于中共官员的工作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一级一级直至向党魁负责，问责官员从来不是由人民来问责，中共所谓的问责就是哪里有问题，官员就地免职或以各种方式惩处，于是级级为了保官帽，都极力隐瞒问题。而正常社会的问责，官员是在民众的监督下，因为有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还有三权分立的制约，即使人的道德不够高，还能有较完善的民主体制来维持问责的有效性。在中共官场，官员道德低下且无法无天，只要隐瞒得好就没事，官员敢冒这个险，甚至层层的上一级本来也需要隐瞒，以符合所谓维稳的政治需要。
但隐瞒真相的后果却是严重的，危害极大，比如中共各级官员参与在去年初隐瞒武汉疫情，在全世界毫无准备之下，疫情迅速扩散，至今夺命无数。
中共治下的“背锅”文化是党文化
共产党是西来邪灵，以邪恶党性为核心，其恶意发展了中国古而有之的一些不良文化，利用人的自私心、争斗心弱点，结合红朝腐败的官僚体制，再披上现代光鲜的“问责”外衣，造出了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中共特色背锅文化。说到底，中共变异的背锅文化，只是庞大、复杂、阴黑害人的中共党文化体系中之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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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