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期间，中国网民频频出征，民族大义四处招摇。奥运过后，近年主在大陆发展的香港艺人胡杏儿就被盯上，一句 “I have been working in China” 的IG发文，竟被理解为港独而遭到痛斥。
胡杏儿只不过说出事实，为什么也犯禁？难道明明在中国工作，也要避而不谈吗？难道中国人说及自己国家就只有“祖国”一词，但这不也太贫乏了吗？当然，网民出征本质就是霸凌，不会说理。《路透社》发出一帧举重选手侯志慧比赛时正在发力的照片，也被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指为“无耻”，那么，台湾艺人小S因挺台湾选手为“国手”即被指为台独，以中国网民的思考水平来说，的确并不稀奇。
与其说是过于敏感或“玻璃心作祟”，不如说是“霸凌成瘾”。在普及应用社交媒体的世代，上线留言成本极低，帖文可经转发倍大，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回音效应便尤其响亮。网红、KOL那些当然都在求财，小粉红们能够博得回响，哪怕只是一阵子，也会其乐无穷。
只要披一件民族主义的外衣，发言怎样无的放矢，怎样哗众取宠，即使在实名制下，也不必负任何责任。一般人只要稍具理性，都会看出那种留言动辄指人辱华，其实只在自取其辱。问题是，这种矛头向外，挑动仇恨的亢奋情绪，正是极权统治者最需要、最想人民养成的意识形态。
政治哲学家鄂兰（Hannah Arendt）当然不会预见互联网的使用生态，但她关于极权社会下人民和极权统治者的关系，却能够切中廿一世纪网民出征的心理。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鄂兰这样分析：“……完全的忠诚——这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向政权完全忠诚，不容其他效忠对象，可谓极权管治的理想社会关系，即使一时做不到，其他的家庭、朋友之间的联系，也要压缩至最小。文化大革命期间，骇人听闻的对亲人的政治批斗，固然有被逼迫的，但恐怕不少是出于面向中共的忠诚，要通过批斗找到自己存在的一个位置。最近中共公布“双减”政策打击私人补习，就有现读大学生举报以前给自己补习的老师，既然置师生情谊于不顾，一买一卖只属你情我愿就更不必提了。
亲人、老师也可批斗、举报，那么打打咀炮，霸凌艺人乃至运动选手，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这种国民身分认同，正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没有国，哪有家”“以孝移忠”等等，不正是遏抑家庭，巩固极权吗？可悲的是，受到打压的当然不只是家庭、朋友、教会等社会联系，不要说独立、批判的想法了，即就是基本的说理思维，也得让路给完全忠诚，否则，像网民出征那样不堪一提的可笑又可耻的言论，又怎能一呼百应？鄂兰在《平凡的邪恶》中述及的“没有思想”（Thoughtlessness），正好说明了中国出征网民的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