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13日讯】“那些推动疫苗强制和疫苗护照的人，我把他们称为疫苗狂热者。他们在这一年里造成的破坏比反疫苗者在二十年里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库尔多夫说。
关于新冠病毒免疫、疫苗和德尔塔（Delta）变种，现有的研究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什么？哈佛流行病学家马丁·库尔多夫谈到疫苗护照、Delta变体和应对疫情的“公共卫生政策惨败”。
今天，我将要采访世界着名流行病学家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博士。他是哈佛医学院的医学教授，曾帮助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开发了目前用于监测潜在疫苗风险的系统。
库尔多夫也是《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共同作者之一，该宣言主张对最脆弱的群体进行重点保护，而不是封锁。库尔多夫说，“它（打压《大巴灵顿宣言》）与公共卫生无关，这就是政治。”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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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马丁·库尔多夫博士，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库尔多夫：我很荣幸，谢谢你的邀请。
最年长和最年幼的人死亡风险差异超1000倍
杨杰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年半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经历过封锁。目前在纽约等地，我们已经结束了封锁，正逐渐接近某种正常状态，但是现在出现了德尔塔（Delta）变种，又开始讨论封锁问题了。有些国家实际上一直处于永久封锁状态。你曾把全球应对新冠肺炎描述为——我在这里引用你的话——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惨败。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声明。请多跟我说说。
库尔多夫：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虽然任何人都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最年长和最年幼的人死亡风险的差异超过1000倍。人们天真地认为封锁会保护所有人，但是现在看来很显然，我们知道封锁并没有起作用，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很多人死亡。
而有人天真地认为封锁会保护老年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措施，没有切实采取必要措施保护那些老年高危人群，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必要地死于冠状病毒。
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封锁带来的附带损害。比如，孩子们没有去上学。就死亡率而言，儿童患这种疾病的风险极小。当然，他们会被感染，但儿童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低于每年流感的风险，而且每年流感对儿童来说风险已经很低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瑞典就是一个例子。
自2020年春季第一波疫情以来，瑞典是唯一一个没有关闭所有学校的西方国家，所以学校和日托中心对1到15岁的孩子开放。在第一波疫情期间，瑞典180万儿童中，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为零，而且没有戴口罩，没有保持社交距离，也没有进行任何测试。如果孩子生病了，就会被告知待在家里，就是这样。
所以这对孩子来说不是一种严重的疾病，我们应该谢天谢地。此外，年轻人死于新冠病毒的风险也非常低。但是这些封锁带来的附带损害是巨大的。
由于人们不去医院，心血管疾病和心脏病在这次大流行期间的结果都很糟糕。他们无法得到所需要的医疗保健，比如糖尿病患者。
癌症实际上在2020年和2021年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癌症减少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检测到它们。如果我们不去检测它们，我们也就不会去治疗它们。这在今年的统计数据中没有显示出来，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有体现。但是，比方说，没有接受宫颈癌筛查的女性可能会在三四年后死去，而不是再活15到20年。
因此，不幸的是，在未来许多年里，这些封锁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附带损害将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也将是致命的。当然，还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巨大而悲惨的问题。
这确实是对大流行的可怕反应，它违背了我们遵循了几十年的公共卫生基本原则。所以这是非常不幸的。
传统公共卫生基本原则没有执行
杨杰凯：很耐人寻味，你认为公共卫生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得到贯彻和执行，那么为什么没有执行呢？库尔多夫：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作为一名公共卫生科学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突然间抛弃了这些我们用了几十年的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原则。其一，公共卫生事关所有健康结果，而不仅仅是像冠状病毒这么一种疾病。你不能只关注冠状病毒，而忽视其它一切。这有悖于我们的公共卫生原则。
其二，我们必须着眼于长期，而不仅仅是短期。人们痴迷于某一个月的死亡率，比较各国的情况等等。但是重要的不是某一个月的死亡率，而是整个大流行期间的长期整体死亡率，直到其结束。
此外，公共卫生关乎社会上的每个人。这些封锁保护了可以在家工作的Zoom阶层，像你这样的人——记者，我这样的人——科学家，还有银行家和律师，而那些准备食物的人，超市里的人，肉类工厂里的人，确保给我们供电的人，他们不得不去工作。因此，负担压在了中产阶层和体力劳动阶层身上。
当然，这种负担也落在了需要教育的孩子身上。如果你不给孩子们适当的教育，就会产生长期的后果，而学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于富人来说，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者他们可以雇一个家庭教师，或者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让父母中的一个在家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对于那些不太富裕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劳动阶层的孩子们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
任何病毒都会有突变 会有变种
杨杰凯：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德尔塔变种的报导，很多关于德尔塔变种的可怕头条新闻。说也许我们需要在美国重新实施封锁。你已经描述了一些关于封锁的附带损害和带来的一些问题。你对现在正在进行的讨论有什么看法？库尔多夫：任何病毒都会有突变，所以会有变种。有些变种比其它变种在人群中传播更成功。因此有变种和一些变种接替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德尔塔变种可能更具传染性，但这并不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
改变游戏规则的是，如果出现一种变种开始杀死年轻人，开始杀死儿童，而德尔塔变种却没有这样做。同样不幸的是，如果出现一种变种，而你从新冠病毒或疫苗中获得的自然免疫力对该变种不起作用。
但我们知道，如果你染上过新冠病毒，你就有很好的免疫力，不仅对同一变种，而且对其它变种，甚至有对其它类型的新冠病毒的交叉免疫力。
例如，我们知道如果你染上过新冠（COVID-19）的SARS-CoV-2病毒，就也对我们几年前经历的SARS-CoV-1（萨斯）病毒有免疫力。它还提供了对其它四种常见冠状病毒的保护性免疫，这些冠状病毒都是我们曾接触过并将继续接触的。
所以我看不出德尔塔，或任何其它变种有什么问题，能改变什么东西。这不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
强制接种疫苗 对公众健康非常不利
杨杰凯：你提到人们被强迫接种疫苗。我不知道在美国有谁真的被强迫直接接种。告诉我，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库尔多夫：疫苗护照和疫苗强制都受到了推动。如果人们想要有一份工作并留在工作岗位上，他们就必须接种疫苗，否则就会被解雇。如果他们想在大学学习，许多大学要求所有的学生接种疫苗，
所以有疫苗强制和疫苗护照。例如，在纽约市，现在他们要求，餐馆得要求去餐馆的人接种疫苗。
这是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让人们接种疫苗。这对公众健康非常不利。一个问题是，当其它地方的老年人更需要疫苗时，为什么要强迫有免疫力的人或者风险很小的年轻人接种疫苗？这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不道德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将某事强加于人，如果你强迫别人做某事，可能会适得其反。公共卫生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如果公共卫生官员想要公众信任他们，公共卫生官员也必须信任公众。我研究疫苗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对疫苗保持良好的信心。
例如，麻疹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疫苗都非常重要。有一小部分人非常直言不讳，他们不喜欢疫苗，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削弱人们对疫苗的信心。在美国，人们对疫苗的信心非常高。因此，我们非常成功地保持了这种信心。
但现在有了这些疫苗强制和疫苗护照，这种强制措施使很多人远离疫苗，并且出于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不信任它们。“如果疫苗对你有好处，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接种呢？”这是理由之一。
那些推动疫苗强制和疫苗护照的人——我会称他们为疫苗狂热者——在我看来，他们在这一年里造成的破坏比反疫苗者在二十年里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我甚至可以说，这些疫苗狂热者，他们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反疫苗者。他们对疫苗信心的损害比任何人都大。
即使他们设法强迫人们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以至于人们说，“好吧，我不得不接种，因为我需要上大学”，或者“因为我想要那份工作”，或者“我想去餐厅”，即使他们设法让那些人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结果也会使他们厌恶公共卫生，使他们不信任公共卫生，并拒绝接种其它非强制性疫苗。
因此，它在公共卫生的其它方面产生了连锁反应，这是非常不幸的。我是瑞典人，所以我对瑞典有一点了解。瑞典是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对疫苗的信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绝对没有强制要求。它就是不那样做，完全是自愿的。如果你想让人们对疫苗有很高的信心，接种则必须是自愿的，不应该有任何强制规定。
封锁只是在推迟不可避免的过程
但是疫苗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能够很快就研制出疫苗（是巨大的成功）。澳大利亚现在必须做的是说，“好吧，每个人都应该接种疫苗，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接种疫苗。”然后就解除封锁，并开放。通过疫苗来保护高危的老年人。如果老年人不想接种疫苗，就必须通过保持身体距离来保护自己。
但是他们应该接种疫苗，然后开放。病毒将在澳大利亚流行，就像在其它国家一样。但是很明显，因为他们澳洲压制得太厉害了，他们没有像我们在美国、英国或欧洲那样的免疫水平。
杨杰凯：这很有意思。基本上，你的意思是说，封锁只是在推迟了不可避免的过程。我的理解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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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