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利用了香港的地产大亨，然后又抛弃了他们。
香港虚假选举的消息表明，世界的“芳香港口”（香港）的民主状况恶化，而那些曾经被中共利用过的大亨候选人被北京弃如敝履。
北京过去曾利用这些大亨来制衡亲民主派的候选人，但现在它修改了选举法，使“选举”有利于自己。这一次，除了一人之外，所有当选的候选人都支持北京，所以中共-大亨联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策略中的一种模式：在需要的时候利用企业，但在获得权力后就抛弃。西方和盟国应该注意这一点，因为在华盛顿、布鲁塞尔、伦敦、德里和东京等城市，中共也在采取类似的手段。
北京千方百计想把香港领导人的遴选过程装扮成一个民主过程。中共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周一表示，这次选举贯彻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他说，这次投票“充分展示出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新气象、新希望。”他声称，新的选举委员会“代表性更强、社会参与更加均衡，提升了民主质量”。
发言人表示：“从选举结果看，最终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来自香港社会各阶层、各领域，⋯⋯这将为接下来成功举行立法会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打下良好基础。”
2017年3月26日，民主活动人士在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会场外抗议。(Jayne Russell/AFP/Getty Images)
香港的选举制度限制各利益集团自己推举候选人，每个候选人都代表一个特定的“功能界别”，包括社会团体、专业及社团，和新界地区原住民的团体。
中共以“更大的平等”为藉口，为了实现更大程度的集权控制，中共对选举投票进行限制、诱导和操控。这和它通过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获得更多权力的全球策略和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与宣传和军事强权相结合。
中共试图将世界从各式各样“混乱”的民主，转变成中共的有序控制，并且削弱基层、企业和利益群体的话语权。这种专制模式带来的危险之一是更多的群体思维，以及更少的机会避免政府的不善管理。在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这种被误导的共产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规模饥荒，对维吾尔族、藏人和法轮功的三重种族灭绝，以及几乎每十年出现一次的来自中共的军事冲突或战争威胁。
北京从根本上违反了与英国的条约（《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修改了香港的施政，包括选举制度。结果就是，在“一国两制”协议下，从英国统治向自治过渡的过程中，香港的民主几乎被彻底摧毁。
中共最近的违规行为使选举委员会从300个席位扩大到1500个席位，并授权它不仅像以前一样选出行政长官，而且可以提名立法会候选人（注：以保证立法会议员对特首的支持），还有权在选委会内部产生40名议员。香港议会共有90名议员，因此，未经任何选举而挑选其中40名议员，是严重违反民主原则的行为。
周日，北京只允许1,500名委员中的364人经投票产生（其他均为各界别自动提名产生或团体内推选）。只有不到4,900人有资格投票，而其中大多数是亲北京的香港人。2016年，更多的人拥有投票权，投票人数为246,440人。
周日的选民大多是亲北京的精英。这次投票是为了选出一个“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将选出香港行政长官和大多数立法者。林郑月娥目前担任香港特首（行政长官）。明年3月将选出新的行政长官，而林郑可能再次当选。 通常，为了操纵选举，北京会公布其支持的候选人，而投票人很难对其说不。
2019年8月3日，在香港旺角的游行中，一名抗议者举着一块“林郑下台”的标语牌。(Song Bilong/The Epoch Times)
此次选举，除一名中间派候选人之外，其他候选人全部被淘汰。这位候选人，狄志远（Tik Chi-yuen），曾经是民主党党员。他退出民主党之后，组建了他的中间派政党“新思维”。包括狄志远在内，一共只有两名反对派候选人参加竞选，而两人都不十分强烈支持民主。另一位反对党候选人是周贤明（Francis Chau）。他以独立人士的身分参选社会福利界别。他只获得了37票，所以输了。
《泰晤士报》援引狄志远的话说，他的当选“表明我们至少还有一些空间⋯⋯哪怕只有一把或两把声音，只要我们能代表一些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就值得参与。”
但狄志远的当选也将有助于北京将这一闹剧妆扮成真正的选举去骗天真的人。据《南华早报》报导，一位担任香港全国人大代表的亲北京人士表示，狄志远的当选表明，“你的政治派别不能保证你肯定会赢，或肯定会输。”
虽然北京试图将香港选举作为一个非混乱“民主”的真正例子，但这显然是错误的。一位亲北京的候选人向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表示，他无法叫出自己的选区名称。许多人没有在提名文件中披露他们的政纲。
根据《南华早报》，“至少有121名候选人在提交提名时没有宣布他们的政纲。”数十名候选人写下了“爱国者治港”和“共创美好未来”等模餬口号。根据《南华早报》的说法，香港的政治模糊性是一种新的现象，支持建制派的分析将其描述为“在精英政治的新格局中保证安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这些含糊不清的亲北京候选人的一些主要批评来自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批评他们“破坏了改革后的选举制度的合法性”。
这位学者是中央政府香港事务顾问，他批评候选人“懒惰”。他之前曾写道，北京不希望“忠诚的垃圾”或“唯唯诺诺的人”管理香港。
这位学者试图将这种亲北京候选人的懒惰归咎于那些不参加选举的反对派候选人，因为他们没有为亲北京的候选人提供向公众表达自己想法所需要的擂台。当然，他们不参选的真正原因是北京对候选人的审查——他们必须是“爱国者”，而且任何公开支持真正形式的民主的人都面临被监禁的威胁。
《南华早报》文章中的一位评论者嘲笑说，香港的选举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何谈受到损害。
他写道：“‘伤害了修改后的选举制度的合法性’？真是个笑话！谁能指望这样一个预先安排的笼式民主——1500个席位中只有364个席位由选举产生，而只有412名候选人竞争⋯⋯整个过程只是一场闹剧，说实话，是我们以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大倒退。《基本法》承诺要循序渐进达至普选行政长官。”
北京试图在香港宣传自己是伟大的民主平等者，既反对地产大亨，也反对民主派立法者的混乱。中共将后者与2019年的警察暴力等同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中共与大亨们结盟，以消灭大亨势力，并通过控制香港警方来煽动2019年的（港警）暴力，尽管（表面上）警方的行为是由林郑月娥主导的。
中共将要求释放更多的土地，以建设更多的住宅，从而降低住房成本，而它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无论如何，随着更多内地人移居香港，他们将会获得大部分额外房屋供应，使房屋成本基本不变，如果其它一切都保持不变的话。
与批评亲北京人士“懒惰”的内地学者相反，周日香港选举舞弊的真正目的是产生一个橡皮图章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而这些人将比其前任更紧跟北京。
2019年，近200万非暴力抗议者参加了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而已被证实的警察在边缘地区的暴力引起了大多数媒体的关注。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大亨们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亲北京的立场而反对抗议。
2019年9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们举行了一场反对一项有争议的引渡法案的抵制集会。抗议活动演变成对该市选举民主权利的更广泛的呼吁。(Philip Fong/AFP/Getty Images)
香港警方以过度使用武力回应，导致抗议者骨折、死亡，以及因用布袋弹近距离射中脸部而造成部分失明。警察以非暴力抗议者和记者为目标。大多数着名的民主政治家和媒体人物或逃走，或进了监狱。
这些放弃了权力的大亨因对中共的忠诚而得到回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亲北京的政客们表示，中央政府也试图削弱房地产大亨长期以来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以帮助推行更激进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中国将2019年动荡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全球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之一的住房问题。”
一位了解北京官方思想的政治家说：“北京知道，你需要通过削弱大家族的影响力来做出改变。这样，制定政策的障碍就会减少。”
中共将其不释放更多的土地进入住宅市场的政策怪罪于香港地产大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这些大亨有利用价值时，中共与他们联盟，而用完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
香港大学讲师蔡伊凡（Ivan Choy）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选举委员会以前有三个阵营，分属于民主派、大亨和北京。现在，北京操纵了投票制度，彻底消灭了民主派，所以他们不再需要大亨了。
蔡伊凡说：“过去，北京需要与大亨们妥协，才能获得选举委员会一半以上的席位。而现在，北京有强烈意愿改变香港的土地和住房供应。”
西方及其在日本、印度和其它地方的盟友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中共将利用我们的商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奖励他们，直到不再需要他们。其结果就是，私营企业和支持它的民主将消失。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2001年）和哈佛大学（2008年）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负责人。他在北美、欧洲和亚洲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撰写了《权力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将于2021年出版）和《不侵犯》（No Trespassing），并编辑了《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原文“Beijing Manipulates Hong Kong’s ‘Democracy’”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