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湘（1905-1934），湖南长沙人，红军战将。1934年中共南方各省“苏区”根据地相继失守，红军被迫实施战略撤退即所谓“长征”。“长征”途中湘江战役时，陈树湘任红五军团第34师（即红34师）师长，奉命率部担任整个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后卫，阻击追兵于湘江以东。完成阻击任务之际，以闽西子弟为主体的该师六千馀人几乎全军覆没，其中一千馀人被俘。陈树湘突围溃退时腹部中弹，重伤被俘后不久身亡。关于其死因，说法不一。中共官方媒体大肆宣传的说法是，被押解途中陈树湘用手“断肠”自尽。但中共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断肠”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19]。至于“民间传说”是否真的源自民间，它何时产生、何时流传、何时被发现，也都很值得存疑。
以中共意识形态灌输“洗脑”的需要，陈树湘固然是它要宣传的“革命英雄”，但宣传调门的空前拔高则与习近平有关。下列时间表展示了调门拔高的大略轨迹——
2014年10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述了红军第34师师长陈树湘战场被俘后“断肠明志”的故事[20]；
2016年10月17日，CCTV综合频道开始播出32集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该剧以陈树湘及其红34师湘江阻击战为题材，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品；
2017年6月，于2016年已经摄制完毕的电影《血战湘江》公映。该片以陈树湘的红34师湘江阻击战为题材，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
2017年9月16日，《血战湘江》获中国电影“金鸡奖”之组委会特别奖；
2017年9月28日，《血战湘江》获“精神文明建设”奖之（电影）优秀作品奖；《绝命后卫师》获精神文明建设奖之（电视剧）优秀作品奖；
2018年4月3日，《绝命后卫师》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
2018年10月14日，《绝命后卫师》获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之优秀电视剧奖；
2019年3月4日，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讨论会上，习近平提到电影《血战湘江》及其主角之一陈树湘；
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再次提到陈树湘；
2019年9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在广西桂林全州县才湾镇落成；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去坐落于广西桂林全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阵亡红军官兵敬献花圈，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注：以上时间表只列出《绝命后卫师》和《血战湘江》所获部分奖项。陈树湘及红34师湘江阻击战的内容还反映在有关“长征”等题材的众多影视作品及其他文艺作品中。]
中共媒体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提示性评论、解说性宣传也纷至沓来，试举2021年的几例：3月21日凤凰历史《这位让习近平念念不忘并多次提及的红军师长是谁？》，4月25日新华社《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7月7日央视网《听，习近平讲英雄故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从职业军人和军事指挥员角度看，陈树湘确乎有勇有谋且善战。但习近平所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他最看重的是：军人要为党“断肠”，军队要为党“绝命”。不过谁都明白，这样对全党、全军大面积提出的“绝对忠诚”要求，最终只能流于口号。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实则是对特定小范围提出的明确要求：警卫人员要为领导人“断肠”，“御林军”要为中南海“绝命”。
上有所求，下必应焉。为迎合针对上述小范围的政治需求，若干媒体开始编虚造假。如新华社长沙2018年9月9日有关其履历、职务的一项内容：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21]
然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16日刊文介绍了陈树湘同一时期的履历，其中则完全没有上述职务——
1930年1月至1933年6月，陈树湘先后任红军（长）汀连（城）独立团团长，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师长，红十九军五十四师师长。后红十九军缩编成红三十四师，他由师长“降”为一○一团团长，但他没有任何怨言。[22]
截止2021年8月底，大部分中共官媒、众多海内外网站亦无陈树湘曾“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之类虚假陈述。至于新华社等中共官媒造假的目的，无非是要把“断肠绝命”式忠诚的对象，由宽泛抽象的“党和国家”逐渐收拢并聚焦于一小撮“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核心”罢了。
长期以来，除了“贴身防弹衣”——保卫中南海区域的中央警卫局部队之外，最靠近中南海外围、负责第一防卫圈的近卫部队是北京卫戍区，其中战斗力最强者当推警卫第3师（师部驻地北京市通州区）。研究着述《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描述这支“绝命近卫师”如下：
警卫第3师是北京卫戍区唯一依照野战部队编制装备的部队，名义上是警卫师，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野战师，而且是最早的解放军机械化部队之一。该师不仅有地面炮兵团、高射炮兵团，而且还有坦克团，是装备最好、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解放军野战师之一，战斗力超过一般的野战军部队。该师平时一般不担负内务警卫任务，部队集中驻扎，属于应急机动部队，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危急时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撤离北京。
[……]警卫第3师才是中共真正的御林军、保护神。[23]
不过，2017年11月下旬披露出来的爆炸性丑闻，让人们对这支“绝命近卫师”瞠目相看：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至少近二十名幼童遭性虐，而涉嫌施虐者正是北京卫戍区“老虎团”的数名军官以及至少一位他们的上司。“老虎团”即警卫第3师下辖的警卫第13团。（至于那位上司，其为警卫第3师“首长”乎？北京卫戍区“首长”乎？更高级别“首长”乎？暂时不得而知。）仍据《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警卫第13团是警卫第3师的主力部队，属于摩托化步兵团。其前身是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1938年1月组建之后就成为新四军的主力团队，被新四军军部授予“战斗模范团”称号，在战争年代赢得了“老虎团”之誉。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该团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
警卫第13团作为御林军主力，属于应急机动部队，长年处于紧急准备状态，[……]只要警卫第3师有重大任务，警卫第13团肯定打头阵。[24]
“绝命近卫师”既有“保卫中央领导”之重责在身，故而尽得中南海之恩宠。“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后，“老虎团”也未遭追究，传说在警卫第3师内部也未予深究。但师不可纵，纵则骄奢；将不可宠，宠则淫逸。骄奢淫逸于京畿之地的“御林军”、“保护神”，即便是有勇有谋且死心塌地，靠得住吗？“绝命近卫师”如此，“贴身防弹衣”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关键时刻，他们能“断肠”、能“绝命”、能当“陈树湘”吗？于是，陈登铝、周洪许等“畿外之将”便受命进京了。
为什么是陈登铝？原因之一是他来自驻闽部队。习近平主政福建期间，与福建驻军关系不错，与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现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有渊源。陈登铝曾任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旅部驻地福建漳州）政委，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91两栖摩步师（师部驻地福建漳州）政委，西部战区第76集团军（军部驻地青海西宁）政委等职，此外，还曾是青海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这位人称“闽籍少将”的中央警卫局政委似乎还有着“籍贯优势”。据报道，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与福建古田地区老红军及家属座谈时颇有感慨地说：“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部牺牲。”[25]
如此看来，陈登铝出生为“闽籍”，出身为“闽伍”，岂不“籍伍双全”哉！
那为什么是周洪许呢？以本文之见，周洪许之所以被中南海所看中，作战训练在其次，炮兵业务更其次，主要在于“抢险救灾”。换言之，“抢险救灾”才是周洪许任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王牌”或“金牌”。周洪许诚然并非“闽籍”，但当年“绝命后卫师”师长陈树湘为“湘籍”，不同样是“非闽籍”将领吗？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参加抢险救灾的部队来自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深入地震险区的部队也远不止一支，为何偏偏炮兵团及其团长周洪许进入了中南海的视野呢？
首先是比起别的指挥官，周洪许“细致得让人佩服”。请看他如何组织救援地震灾区内云湖森林公园遇险的专家学者们：
翌日清晨，官兵们用砍来的竹子和宾馆的被单做了担架，同时还为每个老教授做了一根拐杖。细心的战士们为了避免老教授磨手，特意在每把拐杖的扶手处缠上了布条。一向做事干练的团长周洪许此时细致得让人佩服，他交代战士们：“不管路上多么艰难，我们的担架要始终保持平稳，始终保持担架上躺着的教授头要比脚高，绝不能让他们出现新伤……”[26]
其次，周洪许决绝得也同样“让人佩服”。因为他还对官兵们说：“你们可以伤亡，但这些专家学者一个都不能再有伤亡……”[27]
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警卫人员所具备的“绝命”精神——让自己赴死，换来“首长”存活，一切为了“首长”。笔者无意批评那些被炮兵团官兵救援的学者专家。他们都年逾花甲，最年长者86岁，好些人步履蹒跚，其中还有人已经受伤，而地震灾区地表大半有险阻而无道路，因此他们上担架被军人抬着无可厚非。
但是，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和不少中共领导人竟然都这样让人用担架一路抬着走过“长征”过半里程，直到过川西的雪山、草地时才不得不下了担架，由警卫员搀扶着行走。因为“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就连远比毛泽东正经不知多少倍的黄克诚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因而被朱德大骂一通[28]。六十多年后仍然有抬过担架但幸存下来的红军老兵痛斥这些“中央领导”的“地主作风”[29]。经过“长征”而存活下来一位“中央领导”，通常要以几十名抬担架的红军士兵死亡为代价。因为从江西到川西，平均每副“中央领导”担架都要先后累死几十名红军士兵。为了掩盖“革命领袖”在征途险境中依然要享受的奢靡待遇，为了掩盖他们接受共产教条洗礼后的冷血无情，为了掩盖他们漠视普通战士的生命且习以为常，这些为“护主”而功高命绝的红军士兵至今没有被“党中央”正经纪念过，也从来没有被中共官媒或官方文艺作品正面歌颂过。就像“长征”时一样，当前在实际运作中，中南海对中央警卫局官兵其实也有着“三担”要求：担抬重负（如上述担架），担当“断肠”、“绝命”的重任，担待“当无名英雄”的待遇。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首长”们都没有随行的子女。只有30名女红军组成的“妇女队”里，其成员也并非全是“中央首长”夫人。诚然，妇女队中包括刘群先（妇女队队长、博古夫人）、金维映（妇女队政委、李维汉夫人）、蔡畅（李富春夫人）、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夫人）、肖月华（李德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廖似光（凯丰夫人）、陈慧清（邓发夫人）、钱希钧（毛泽民夫人）等人。
如今的“首长”们要远征或进行“新长征”，随行的家属子女可是一大堆，有养尊处优的配偶，有携带“红色基因”而“根正苗红”的婚生子女，甚至可能包括有着“红私基因”而“苗红根不正”的非婚生子女；至于要装箱的家财、要打点的行装恐怕也远超中华民国当年的所谓“四大家族”，所以难免在限时撤离北京的忙乱之际还要拖拖拉拉地处理一些婆婆妈妈的事儿。“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自然会要求中央警卫局官兵和其他工作人员要耐心、要做到不厌其烦。周洪许指挥下的炮兵团官兵还真的就特别经得起磨蹭、耐得了烦。这是他们的又一个特点。仍以他们在地震灾区内云湖森林公园的救援为例：
一切准备就绪了，就在将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女专家突然想到在地震中死去的丈夫有个笔记本还在他们住过的宾馆里。战士们向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整个宾馆的后墙已经倒塌，有的房顶也已经塌了下来。
工作人员望着废墟，觉得太危险。女专家说，笔记本里记录着她丈夫近期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把它找到，那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班长胡军二话没说，立即带领2名战士进入倒塌的宿舍中，在依然摇晃的房屋中经过一个小时的反覆寻找，终于取到了笔记本。[30]
这一事例好似中共领导层“新长征”前奏曲中某个音符的“预奏”。未来撤离北京前夜，包括周洪许在内的中央警卫局官兵除了保护“首长”之外，还要耐劳耐烦地听取那些“首长”家属们或颐指气使或七嘴八舌的众多命令，并果断修改、适度调整他们命令中杂乱无章且自相矛盾之处，同时小心翼翼地赞叹命令的某些内容被“幸亏想到”以维护或照顾“首长”家属的颜面，出发时还要任劳任怨奉命携带大量理应抛弃的“坛坛罐罐”，一如“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前的作派：无论死多少红军官兵，都要保住“苏区”的“坛坛罐罐”——造币厂、兵工厂、印刷厂、红军总医院的成套设备，发电机，十几人抬的重炮底盘等装备，大量“苏区”货币，还有“苏区”图书馆藏书，戏剧服装、道具和帷幕等。直到发现红军官兵战死再多都无济于事了，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弃“坛坛罐罐”。而红军官兵的生命，则可以一无反顾地断然抛弃，只要“中央首长”有需要（对部下通常解释为“革命事业”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北京时，中南海警卫局官兵用几条人命甚至十几条人命拼死换来某“首长”女眷的一个化妆箱（“首长”甚至懒得谎称里面有“机要文件”）——到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故事，笔者完全不会有任何意外感。
或有读者发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凭什么要撤离北京呢？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会撤离北京呢？试举一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邓小平、陈云、李鹏等中共党魁就已作好准备，一旦军队拒绝镇压人民或全国局势失控，他们就携国库巨款出逃海外，首选流亡地为巴基斯坦。“六四”前夕，满载财宝外币的外逃专机若干架，已经由空军第34运输机师北京南苑机场塔台匆匆调度，在跑道上待命起飞了。据说这一出逃预案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了。现今的中共高层准备政权崩溃时出逃的“沉船计划”[31]更是早已经营有年、内容繁详且不时外溢于海内外的民间社会了。
按计划出逃自然不算太大的难题，但仓惶出逃于临危之际则另当别论。
2005年7月14日，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时任院长朱成虎少将（授衔年份无处提供）在北京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共“解放台湾”时，如若美军介入台海冲突，解放军将率先使用核武器来“摧毁数百个美国城市”。朱成虎还宣称中共准备以牺牲“西安以东两百多个城市”为代价，即准备让它们毁于美国的核报复[32]。当然，他本人届时则会倚仗特权而追随“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安全地躲避于“西安以西”的地下掩体中。
虽然这种核叫嚣、核讹诈、核挑衅未必真能如愿以偿，但北京当局任由朱成虎之辈口出此等“战狼”言论，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挑衅对抗。由此观之，是否有一天需要“新长征”还真不好说了。比如，哪一天“西安以东”被朱成虎之流葬送之后，美军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炸弹之母”或“巨型钻地弹”又落在了“西安以西”地区覆盖地下掩体的地表之上，瞬间大地颤动，地貌剧变，高山为谷，深渊为陵，河道堵塞而顿成堰塞湖，岭崩坡裂而惊现绝壁断崖……在如此“急难险重”状况下实施救援警卫和掩护撤退转移，中共军队受过这方面考验的部队中，恐怕首先要数周洪许当过团长的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全军有过如此“绝境突围”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中，级别最高者可能也就是周洪许这个当年的团长。中国大陆军旅女作家裘山山的报告文学《从绝境中突围》，就描写了当年这位中校团长及其部下，身陷峰坠路毁之绝地，在直升机飞过时卷起的气流就可能引发馀震的陡峭山脊之上，如何实施“绝境突围”。
一旦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首长”及其家属子女们身处如此“绝境”，他们将何以“突围”呢？
所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中央军委委员们，到时候恐怕都得这样“踩牛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夫人（还有女委员的丈夫）、子女，恐怕都得由中央警卫局官兵背着、驮着渡过这样的难关。至于其中体型肥胖臃肿者，官兵们恐怕只能帮着他们像上述孕妇那样“一点一点地挪过去”……如同“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一战，这支簇拥着“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疲惫队伍，虽败犹冗长而绵延若干公里，过秦岭，出祁连，傍天山，迎着塔克拉玛干腾起的漫天飞沙，顶着帕米尔飘来的满天飞雪，沿着路悬一线的瓦罕走廊，在扮演类似于“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角色的塔利班友军接应下，跋涉前往希望所系却又前景渺茫的伊朗高原……
当年红军得以湘江突围绝非仅凭红34师，当然更非仅凭陈树湘一人，人们最起码还可以列举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等一长串名字。彭德怀、林彪这两位元帅比之陈树湘有两大区别：第一，在湘江战役中，他们指挥的部队比陈树湘多、所处的级别比陈树湘高、肩负的职责比陈树湘重、对战役所起的作用比陈树湘大，在“挽救红军”、“挽救党”上的贡献远比陈树湘重要得多。第二，陈树湘死于中共的敌人之手，林彪、彭德怀则死于中共党魁毛泽东之手。
假如陈树湘也能够西渡湘江而突围，并走完“长征”、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像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元帅及“我军”一大批高级将领（其中包括不少湘江战役的亲历者）那样死于毛泽东之手，其概率应该不会很小。
在“挽救红军”、“挽救党”上，堪称贡献比林彪、彭德怀还要大的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因为他们创建了陕甘红色根据地，在陕北为“长征”、为筋疲力竭的“中央红军”、为奄奄一息的“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得以续命的“落脚点”。以周洪许、陈登铝从小所受到的中共“党文化”红色教育薰陶，这可是“中国革命史诗”中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啊！然而中共建政后，习仲勋为一部反映陕甘根据地的小说《刘志丹》提供了一些素材，于1962年被毛泽东判定为“利用小说反党”而投入监狱达16年之久，出狱时已经分辨不清两个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谁是谁了。高岗1954年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在绝望中自杀身亡。1935年10月“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不久，刘志丹于1936年4月25日在山西境内对晋绥军的一次战斗中，被中共政治保卫局派往前线的特派员裴周玉从背后开枪暗杀于指挥位置上[34]。史学名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此有记载，并评论如下：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也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泽东]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红军三个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35]
看来，准备有朝一日像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那样“在危急时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撤离”的周洪许、陈登铝们，实在应当看看海外人士撰写的、非北京官方钦定的、真正尊重客观事实的中共党史类着作。例如不妨读一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等着）、《晚年周恩来》（高文谦着）等。哪怕你思想上再坚持“对党忠诚”，从安全警卫工作本身的实际需要来看，也确实应该认真读一读这类着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1970年代末，中共党内高层近乎所有人对毛泽东都有微词怨言甚至批判谴责，体制内外的其他人亦有所闻。有人对此有所闻后认为：毛泽东整死众多为中共、为中共军队、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者，那是他的私心和权术，因为党、军队、“革命”都不过是他个人的工具而已；不过，对那些为毛泽东本人、为这个“最高领袖”的个人安危作出贡献者，他总应该手下留情、关照有加吧？假如周洪许、陈登铝也这样想，那么，他们可以看看他们的前辈和前任罗瑞卿大将。因为他们与罗瑞卿一样，或者说罗瑞卿与他们一样，都是负责最高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的。
罗多年负责毛的安全，毛对他完全信任，亲切地叫他“罗长子”，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样的话毛是不轻易说的。[36]
但是，林彪嫉恨罗瑞卿；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亟需与林彪做成暗箱政治交易，所以决定牺牲罗瑞卿，把他打成“野心家”[37]。罗瑞卿“文革”后感叹不已：“伴君如伴虎啊！”
“虎”从何来？“虎”从专制来。中共“党领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或专制体制下，有“君”即“虎”，暂且没有“君”也会从中生出“君”，一时没有“虎”也会由此生成“虎”。伴“君”于其侧者，一如伴虎于其穴者也，危哉矣！
与罗瑞卿及其同行、后辈们相比，距离“虎口”更近的往往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历史上至少已经有7名军委副主席死于党内斗争，这一职务因而被称为“高危职务”[38]。究其首要原因，就在于军委副主席离军委主席（通常兼党的最高领导人）那“一步之遥”。正如邓小平1973年12月领会毛泽东暗示后警告周恩来时所说的：“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39]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