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苗强制令所造成的激烈争论中出现了一线不太可能的希望：左翼阵营内部的裂痕。如果这个裂痕受到压力，就有可能推翻在道德法律和伦理上都可疑的强制令，或者粉碎左翼政治正确的核心支柱。
让我们来看一个最近在纽约市发生的故事，那里的疫情措施是全国最严厉的。
纽约市上西区一家受欢迎的意大利餐厅Carmin’s爆发了一场小冲突。这似乎部分缘于该市最近实施的规定，该规定要求食客在餐厅内用餐时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据报导，女店主和几名黑人顾客就此问题爆发了争吵，其中三人被控殴打和毁坏财物罪。
关于这个事件有多种叙述。但据报道，Carmine和被捕的三名妇女的律师都同意，冲突是在两名没有接种疫苗证明的男子试图加入这群女士时发生的。
这些女士的律师声称种族主义在起作用。据称，女店主使用了种族诽谤的言辞，暗示这些妇女使用假疫苗接种卡，并袭击了她们。
餐馆否认了这个说法。
“黑人命也重要”组织不接受餐馆的否认。
其组织的纽约分会在Carmine餐馆外抗议。
该分会的共同创始人奇沃纳‧纽索姆（Chivona Newsome）愤怒地评论了此事。
她说：“在这个城市，18至44岁的黑人中有72%没有接种疫苗。那么，什么能阻止盖世太保（警察），我是说纽约警察局，围捕黑人，把他们赶下火车或公共汽车？”
将纽约警察与盖世太保相比较是令人反感的。正如澳大利亚最近的情况所表明的，我们可以相信警察也是被迫无奈去查看证件或拘留人的。在过去的18个月里，西方打着公共卫生的旗号，开始扮演反乌托邦的角色。
纽索姆并没有就此为止。她继续说：“我们提醒这个城市，你的强制令不会成为另一种种族主义的社会隔离。黑人不会袖手旁观，否则你会看到另一场暴动。这不是威胁。这是一个承诺。……疫苗接种护照不是实行种族主义的藉口。”
黑人妇女游行组织（the Black Women’s March）的共同创始人金伯利‧伯纳德（Kimberly Bernard）补充说：“我们正在向市长、州长、餐饮业发出通告，我们不会允许你利用这种疫情、疫苗接种卡和口罩作为种族主义的另一个理由，把我们关进监狱，因为监狱里已经有太多的黑人。”
这些言辞可能看起来夸张，但基本逻辑是成立的。纽约黑人在疫苗接种率方面落后于该市所有其它种族／族裔群体。因此，由于纽约需要接种疫苗证明才能参与日常生活的最基本活动，因此作为被惩罚的目标，黑人的人数多得不成比例。
全国疫苗接种率的数据和纽约市相似。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数据，在43个州中，“至少接种过一次COVID-19疫苗的白人比例（53%）比黑人（45%）高出约8%。”黑人接种率也落后于这些州的西班牙裔人口。
为什么疫苗接种率的差异很大？嗯，如果纽约的餐馆，也许还有全国的企业，被政府强迫员工和顾客接种疫苗，那么这个负担的绝大部分将落在黑人身上。
就算不按照最激进的反种族主义者的标准，仅以大多数左派为标准来看，这也是政府强制推行的偏执。
正如反种族主义的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所说，种族主义政策是“任何产生或维持种族群体之间不平等的措施” 。
鉴于不同种族的人的相对疫苗接种率，强制令除了产生或维持种族群体之间的种族不平等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这些强制令在相对不那么激进的法律左派的术语中具有“不同的影响”。
“不同的影响”是指像肯迪判断的那样，一项政策是否具有歧视性，是基于它结果，而不是它的意图，即如果一项政策完全是种族中立的，但在不同种族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则可能被视为歧视性政策。
如果疫苗强制令产生不公平——它们具有“不同的影响”，这就给左派带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推行针对疫情的强制政策，另一方面是拥抱左翼思想（注：指极端政治正确的反种族主义思想）。
要么疫苗强制令是种族主义，要么“不同的影响”不是种族主义的证据。
这就是左派的两难窘境。
作者简介：
本‧温格滕（Ben Weingarten ）是克莱尔蒙特研究所（the Claremont Institute）的研究员，也是埃德蒙‧伯克基金会“纳特康小队”（the Edmund Burke Foundation’s “The NatCon Squad.”）的共同主持人。他是《美国英格拉特：伊尔汉‧奥马尔和进步-伊斯兰接管民主党》（American Ingrate: Ilhan Omar and the Progressive-Islamist Takeove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一书的作者，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美国-中国政策及其在川普政府领导下转型的书。
原文“Vaccine Mandates Pit COVID Tyrants Against the Woke”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