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0月07日讯】今年10月6日，是北京“怀仁堂政变”（“怀仁堂事变”）45周年，当年那场事变震惊海内外，北京当局在35分钟内将“四人帮”拿下。其中两人是中共正国级领导人，另外二人是副国级。突显中共高层内斗的惨烈和凶险。
1976年10月6日夜晚，“四人帮”被捕，他们是时政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政治局委员江清、姚文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怀仁堂事件”，这次事件究竟如何酝酿的，哪几个人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外界一度传出多个版本。
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曾刊登吉林省前省长张根生遗稿《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描述了事件的内幕。这是张根生1999年3月9日到华国锋（已故）家中拜访时，听华国锋亲口讲述的事件经过。
事变前的酝酿：采取非常手段
据华国锋讲，毛泽东1976年死亡后，“四人帮”开始了“篡党夺权”活动。“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华国锋说，1976年9月10日，他先找李先念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要早日解决“四人帮”。9月13日，李先念又找叶剑英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随后，华国锋亲自和叶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华国锋说，“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与此同时，叶剑英和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等军方元老，也在部队做好了准备。
中南海住处抓江青 发现异动 提前行动
华国锋说，“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976年）10月6日，通知晚8点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会上，华国锋、叶剑英先后讲了逮捕四人帮的原因和经过。并讲了逮捕“四人帮”是为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
“怀仁堂事变”实施过程
另据当年的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在《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中叙述，1976年10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里，就除掉“四人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天夜里，汪东兴召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武健华来到南楼办公室，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一直研究到10月3日凌晨4点，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汇报了拿下“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得到了华、叶的同意。
10月4日、5日，武健华随同汪东兴对实施拘捕“四人帮”地点的怀仁堂会场及其大小门出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和安排部署，又制订了几种应急预案，并从中央警卫局机关的局、处、科级干部及八三四一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选出了对付王、张、江、姚及毛远新的五个行动小分队和参加此项任务的其他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编组。
10月6日上午8点，按照已拟定的计划，汪东兴让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发出了通知：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当晚7点55分，王洪文来到怀仁堂。他刚走进小门，还没来得及吭气，便被埋伏在那里的突击队员牢牢地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王洪文惶恐万状，还未及作出反应，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戴上铐子，押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轿车，拘押到隔离室内。
7点58分，张春桥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礼堂东侧走廊，由南向北缓步走来。当他迈进正厅后，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快速出击，把张春桥控制住，戴上铐子，押解上车送往隔离地点。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按照预定方案，武健华紧急赶到执行处置江青任务的张耀祠处，然后同张耀祠一起来到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
武健华回忆，“张耀祠和我率行动小组进入春藕斋正厅后，看见江青背西面东坐在沙发上。行动小组迅即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
江青被拘捕后，行动小组又按照事先设好的圈套，诱捕姚文元。
晚上8点25分，姚文元来到了怀仁堂东休息室。他刚一进门，就被行动小组逮捕。解决“四人帮”的整个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地下工程内，直到1977年4月10日奉中央之命移交给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记者宋彦龙报导／责任编辑：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