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8日讯】
一
我的童年属于一个集体所有制碳黑厂的工人宿舍。下岗潮之前的人们生活地很辛苦却很充实，有时候甚至是对生活满足进而有一种自嘲的快乐。每天下班从碳黑生产车间出来后每个人比非洲人都黑，然后大家都去厂办澡堂洗澡，整个澡堂里弥漫着男性身上的汗味儿以及暗藏其中的雄性气息，洗完的人们从澡堂里出来彷彿获得重生一般回家，看电视，吃饭，老婆孩子热炕头。 而孩子们大多在写作业，写完的开始出来踢球，用模拟手枪对射。夏天里男人们会聚在蛾虫飞舞的路灯下打牌，每个人都得意地叫嚷着，用白天没有消耗完的精力猛地把牌甩在桌子上。兴尽之后回家睡觉，然后又是新的一天。但是一切最终还是被毁灭了。刘欢煽情地唱着《从头再来》，黄宏一介厂长却更煽情地吆喝“我不下岗谁下岗”。金字塔顶的精英们说国企效益不好，要改革，要牺牲，要下岗，会阵痛。而地方的“父母官”们在每一次大潮面前都会想尽办法钻营和苟且，以谋求最大的利益。同样是变卖国有资产，那些效益不好的厂子往往没人要，江湖上的商人们首先相中的是仍然过得不错的企业。于是市里的领导们组成了以化工局长为首的领导小组，来到厂里要求这个仍在盈利的巨型饭碗停工，然后接受整顿。
整顿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厂卖给了一个山西的商人。但是权贵资本家并不生活在一个田园诗的天地里，中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决定了要有一大批四十多岁正值壮年、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女人们必须滚出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是父母，是子女，但他们如果不再是工人，将会过得非常艰难。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再学习新的本领也太晚了。
下岗，是一种集体的绝望。
我的父亲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原本是这个工厂的生产调度主任，但是最终却被别人取代。他失业后为了一家老小，做了许多买卖，但之前的都失败了。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工厂，雇了几个人一起生产，不断改进工艺，现在过得也挺好。由于厂里活儿不累，只是要求细心，他都雇上了年纪的工人，这里边就有当年一起下岗的。
后来父亲有一次与我的一个舅舅聊当年的那些事情，酒过三杯的舅舅对父亲唠叨着当年的弟兄们现在混得有多惨。没错，厂里的司机下岗了，他没钱买车，买了一辆小三轮上街拉客，没准哪天被罚的钱比一天挣得还多。楼上的李叔喜欢钓鱼，有时候钓的鳖摔到我家院子里还能被我的猫儿捉住。他下岗后总是喝酒。对门的赵伯是一个手艺精巧的人，他下岗后总是与老婆吵架，然后喝酒，或者喝醉了再与老婆吵架。
他们都死了。李叔死于肝病，赵伯酒后被老婆关在门外冻死，司机的死因我不清楚，但是我想，当他们被赶出工厂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一半。
我们家后来搬走了，搬到了一个看不见碳黑厂黑烟的地方，在这里我妈妈可以自己种点菜，家里的猫也不必担心被空气中的炭黑染成灰色，我也未曾回去过那个工人宿舍，因为那儿已经没有了那些豁达开朗的男人女人们，有的只是如斑驳青砖那样的岁月痕迹，我记忆里的他们，越来越模糊，一个个灰濛濛的，走进了黑白照片一样的历史。
我后来才知道，当年那位勒令我们厂停产的化工局长以前也是我们厂的职工。我很想问问他砸掉几千人的饭碗是什么感觉，特别是这些人中还有不少伙计与他熟识。可惜我没这个机会了，因为他与一位搞石化的商人一见如故并挪用了几千万的公款给对方，希望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做点石化工程。很实诚的化工局长甚至在石化商人消失后还拼命忽悠上级派来的巡视组，但是他没有想到巡视组的领导就是石油工业的老前辈，在质问局长“油放哪里”“怎么防火”等专业问题后，这位领导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告诉局长大人：“你被耍了。”
捅了大篓子的局长傻了眼，为了保住他狐朋狗友们所谓的大局，局长在接了一个电话后，从一个超市的顶楼跳了下去，他就像李叔家摔下的那只老鳖直直跌落，虽然他的肉体止于地面，但我想他的灵魂可能会直达地狱，估计这次他在那边要向牛头马面好好交代一番了。尽管局长很可恨，但他应该也是跟随中共的受害者之一。
二
刚上小学的时候，银行网点裁撤，父亲工作调动，家里搬过好几次家，我也转过好几次学。那个时候家境算是殷实，我也还小，没觉得后来会遇到那样大的坎。调动后，来了新领导，我父亲因为一些瑕疵被工行扫地出门。其中有各种人事上的矛盾，有我爸控制不住的爆脾气，也有中共国大环境的因素，算是非正常下岗，彼时工龄近二十年却还赔了一笔钱。好多个夜晚，我父亲跟领导意见不合，拍桌子又摔杯子，我母亲万般无奈，让我这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进会议室劝我父亲。
和大多数家庭一样，下岗后第一件事就是搬出公家的房子，去到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自尊心作祟，虽然谁也不认识谁，但其实大街上游荡的全是下岗的人。
那个时候上街最常听见的是“下岗牌”卤鸡蛋的叫卖声，后来规定叫卖声里不准提这两个字了。
二十世纪初，同整个社会一派欣欣向荣不同，我家过得一天比一天惨，真正意义上的拖家带口却居无定所，我在三年内转过四次学。最开始是搬回镇上做小生意，这是我妈拿的主意——她埋怨父亲的种种不力，所以她要来当这个家。一切就是这么的不顺利，一方面父亲自尊心不能接受，情绪越发不能控制，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总以失败者的眼光来看他，于是，家里失和，矛盾激化，这个时候工商税务也逼得紧天天上门要收钱，我妈死活不缴，我还看到过传票什么的，最终店子还是被逼关门了，我爸性子急，一直觉得应该一刀捅死上门收钱的工商税务，但很快被大家劝出门打工了。
打工就是那十年的主题词，家家户户都出门打工，我还小，回乡下成了一名“留守儿童”。
父母去北京打工，没半年遇上了非典，回来时大概真的是身无分文了。炎炎夏日，我爸骑着一辆自行车，去讨一笔无法追讨回来的债，那是快十年前家里情况好时借给一个包工头的几千块钱，讨债方式很简单，包工头走到哪，我爸跟到哪，跟他吃跟他住，这是一笔到死都没要回来的钱，也是一颗家庭矛盾的种子。
而我在乡下的情况也不好，很瘦，极度缺乏营养，因为乡下卫生环境差，我的皮肤很不好。人会被命运作践，我妈回来后开始“铤而走险”去赌博。那时已经连赌本都没有了，而且还被公安局给抓了，钱掏出来全是十块二十块，别提有多狼狈。
我还有一个哥哥，他大概是这段艰苦时期最惨的，他上高中我家却掏不起学费，经常期末了学费还没交，他对我爸的怨念在那时达到了顶峰。
我爸在家的时候，会在后院自己栽的丝瓜藤上敲两根丝瓜，然后放两个鸡蛋一碗汤，爷仨吃。他大概当时很崩溃，已经快到买不起米的地步了，家里的首饰、大件，最后自行车都卖了，跟爷爷奶奶的关系也是这时候变差的，因为我妈连结婚时传家的首饰也卖光了。我妈又总刺激我爸：“你个子大有什么用，你找不到事做就上街拉板车去。”
这段无业游民的日子时太阳火辣辣，我爸一身背心短裤，骑一辆自行车游荡，找找这个前战友、前同学，找找那个亲戚，总是这个小区、那个单位连门都进不去。
最低本钱的生意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去菜市场卖菜。我父亲隔天去藕塘收购，我妈则到菜场去卖藕，生来就不会干这一行，加上这是一远房亲戚引进门的生意，构成了竞争关系，不好继续做下去。
有一段经历比较刻骨，一个冬天的雨夜，我爸骑摩托车带我从老家回县上，摔车了，我爸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有，然后他扶起车来继续走，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摩托车还是借的。
我爸那天穿的皮夹克磨破了一个洞，那是大概是他人生最后一件新衣服，非典那会去北京打工时买的。很多年后，网购流行起来后我在淘宝他买过一件假阿迪达斯外套，他转手就给卖掉了，又穿回了那件皮夹克。
菜都卖不下去后，做生意的亲戚接济我妈300块一个月去帮工，还借了几千块钱。我爸买了辆农用三轮车去跑短途运输，你见过谁每天早上梳头整整齐齐，穿着罗蒙西服去跑运输吗？我爸非常喜欢这辆三轮车，因为每天出去就意味着几十块钱收入，收工回来还要擦得干干净净。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虚荣心了。有一次同学说看见我坐在父亲的三轮车上，后来，在城里我都会卧倒在货箱中，以免再次被谁看见。
我每天放学，都在街边做作业，在草地上和其他同学打架，或者去打乒乓球，差不多天黑了回家。打开搬了N次家还没扔掉的破彩电，旧灯管做的天线只有一两个台，我只记得那个科教频道了。
晚上八九点，我看着电视，一连串咚咚咚声音，就是我爸回来了，他最后半条街会提前熄火，只靠滑行恰好到院子门口。然后爷俩煮一锅白菜炖圆子解决晚饭。
这个时期，我妈上班用的一辆自行车被偷了（很可能是我没有锁好），我爸歇斯底里了一晚上，永远是那些旧事。谁能体会我爸心里的滋味呢？
一次周末我钻在副驾驶，陪我爸出去跑运输。午饭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拎着性子了不吃“三元饱”。我爸说，那我们炒一盘豆皮炒肉，我倔着说不。以前在银行的时候，我爸会点一桌子的菜来满足我，但是那天我爸狠狠地打了我。
还有一次我拿压岁钱偷偷买了辆遥控车，我爸把我踢了一条街，为的是让商家不得不把这车退掉。我爸的自尊心大概那个时候就碎掉了，有段时间我爸总是念叨自己的名字说，我不是谁谁谁，而是谁谁。
真的很惨，腰椎间盘突出，我爸痛得起不来床，却舍不得钱去看医生，只能硬抗着，把绳子捆在腰间，用凳子绑上，自己拽着做拉伸。
那时我还小，很多难听的话都听不懂，现在回想起来，身边有很多人，都不好。
势利的数学老师是班主任，对我这样一个从“乡下”来的借读生很不满——实在交不起借读费，托了几层关系找到市教育局领导免借读费入学——所以对我百般刁难，言辞侮辱。
我那时太小，只以为是老师要求严格，不很上心，现在回想这就是歧视。实际上那会，我学习、人缘都很不错，还因为打架干劲足常帮同学出头。记得有同学单纯地跟老师说，数学竞赛不去了，要把名额留给我，到今天都印象深刻，虽然现在我都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再往后我爸妈回到镇上，与亲戚合伙开小超市，算是赶上了做生意的晚集，后来还盘了一间网吧。陆续有能力还债，但是是以透支健康为代价的，我爸晚上在网吧招呼，白天又在看店，那个时候他们动力很足，因为我家还没有一间房子。
境遇有所改观，但人就是这样，受苦过后就开始变得贪婪，我妈沈迷于地下六合彩，后来又去做直销，做保险一心想要发财，跟一帮狐朋狗友动不动去哪儿考察学习，事实上最后都赔了钱，幻想发财与诅咒我爸就是她一生的主题。
不幸最先击垮的是我父亲，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患病了。有医疗条件的限制，也有主观上的不接受与不主动，还有客观上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治病，我家因病返贫。
很多年后，我翻开尘封的抽屉柜，里面有三部分内容，老照片，旧时工作笔记与各类证书，以及一大摞病历本。其中有省城医院的住院日志：“病人要求出院解决经济问题”。这一次，他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机会。
看病第二年，我上大学了，我爸带我去武汉。他的战友开车接我们，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三个人，满满一桌子菜，怎么吃也吃不完。我爸将他当兵时上下铺兄弟之间最后一点友情也折现了，最后他们送我上火车去外地读书。
一直以来我都有厌乡情节，这是要去外地读书的原因。
他在我大二上学期，开学没多久后就病重去世了。去世前还一直唠叨对不起我哥，家里条件太差，让他在人生最关键的时期耽误了。而那套从银行时期穿到人生最后一刻的罗蒙西服，被送给了背尸人，皮夹克大概是给他烧了吧，他最常穿的衣服。
我爸还在的时候，有一次躺在床上休养还对我说，其实他是一个好人，虽然这些年生活过得狼狈，但是他是一个好人，这不是他自己的评价，而是一位老太太的评价。有一天早晨，小店开门后发现一个老太太卧倒在街边，爸扶了她起来，联系了她家人，这位老太太走的时候说我爸是一个好人。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没有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说了什么，后来我看过出院单据，知道他饱受癌痛和腹腔积水的痛苦。在火车上知道父亲走了，我竟然出乎意料的轻松，眼泪一直忍到了殡仪馆送走遗体的时候。
这就是我爸，一个平凡人的人生最后十年，不管他脾气有多不好，但是这个中共国绝对地对不起他。
阴差阳错的是，我毕业后还进入了国企，还是媒体上形象最差，最为百姓诟病的国企，虽然身边的人都很满意，但我不认为这是命运对我的“补偿”，因为我不觉得我适合国企的氛围，也不觉得国企能有多好。或许是运气不够好，我进入这家公司时，先是反腐降薪，后是行业整体形势恶化，待遇远不及预期。
国企里混日子的人太多，而且努力的人不一定有混日子的人过得好。最终这一批蛀虫会绑架国企，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而国企会成为整个国家的蛀虫，倒闭吧国家命脉肯定不行，只能不计成本的输血，直到大厦倒下。或者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新的一轮下岗裁员。
我从上一轮下岗潮的受害者，变成新一轮下岗潮的支持者，你说这种变化奇不奇怪？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