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位西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自由而战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25日讯】肩挎大背包，手拿旅游指南，加拿大人乔尔·奇普卡（Joel Chipkar）看起来很像一个典型的游客。

这位33岁，棕色头发的房地产经纪人身穿黑色夹克和卡其色裤子，快步走向中国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十几年前（1989年），这里曾被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染红，成千的人死于共产政权的坦克和枪口之下。

2001年11月20日那天的天气，在以浓浓的雾霾闻名的北京城算是相当好，阳光明媚，空气清爽。

行人三三两两，悠闲地漫步在宽广的灰色人行道上，但奇普卡并没有太留意。他朝着广场北端径直走去。他有任务在身。

奇普卡很快就看到了他要寻找的目标：在中国旗杆以西6米的地方，有二三十个像他一样浅色头发的人正安静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站着，正在整理衣领。 这一幕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当时，在这个国家，一下看到这么多西方面孔并不常见。

在离这群人还有一段距离时，奇普卡停下了脚步。 他认出了人群中的几张面孔，但他知道最好不要打招呼，因为任何能引起周围关注的举动都可能不利于一场将要发生的行动。

一种压抑着的兴奋在空气中弥漫。不一会儿，这群西方人聚集成四排，他们或站或坐，彷彿在标志性的天安门楼前合影留念。之后，他们以打坐姿势坐下，有的人则展开两米多长的金色横幅，上面写着中英文“真、善、忍”，这三个字是受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的核心原则。

此时，警察蜂拥而至，抓捕跟随其后。

奇普卡的任务就是观察并记录现场所发生的这一切。

计划

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共产党（中共）宣布打压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的两年后，当时在中国大约有7000万至1亿人修炼法轮功。因修炼人数众多，法轮功无缘无故地成了中共的眼中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的公园、广场，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排排的法轮功学员在炼功。 但这些活动在1999年7月戛然而止，中共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消灭法轮功的运动。

从那以后，法轮功修炼者成了被骚扰、酷刑折磨、拘留和奴役的受害者。 许多人被迫离开工作单位或学校，与法轮功有关的书籍被没收和烧毁。

对法轮功的迫害在2001年达到高峰。中国国内的广播和报纸被利用宣传2001年1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场所谓自焚事件，后来该事件被证实是在中共高层的命令下上演的旨在将法轮功修炼人描述为自杀者的伪案。

愈演愈烈的误导信息和仇恨宣传运动促使法轮功修炼者一波一波地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热门旅游胜地——呼吁结束迫害。

身处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焦虑地看着这一切，不断传来中国同修的遭遇告诉他们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

对这群西方人而言，上天安门呼吁停止迫害的想法至少酝酿一年的时间。30岁，主修中国和经济学专业的德国大学生彼特·雷克纳格尔（Peter Recknagel）是这个计划的发起人之一。 当他发现世界其它地方的法轮功学员也有同样愿望时，他的计划进一步扩大。

最终，36位来自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飞往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彼此素不相识。他们遵循的指令再简明不过：分开旅行；11月20日下午2点前在旗杆附近集合；保持低调，传达他们要呼吁的信息；并尽可能多地停留。

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以保证计划不外泄。同时，为了避免被中共当局窃听，只有少数人参与组织工作，他们在大部分计划中都用瑞典语交谈。

来自美国的30岁广告主管亚当·莱宁（Adam Leining）将横幅装在西装袋里。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拉下酒店房间的窗帘，将迪斯科音乐声开得很大，然后一个接一个人进房间进行小排练。他们展开横幅看看它有多大，并让三位个子最高的小组成员拿着它。

当大家在广场集合时，两名欧洲人手捧一束鲜花，就像庆祝一样。那是为他们准备好争取时间。

“有一个信号······然后每个人都要切换到打坐的姿势。”现年50岁、居住在纽约州的雷克纳格尔向《大纪元时报》回忆道。

“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以免在行动发生前计划毁于一旦。”她说。

证人

奇普卡尽可能小心仔细地计划他的角色。

他买了一台微型摄像机，还有一台类似寻呼机的设备，他把它塞进了背包的带子里。带子上开了一个洞，这样镜头就可以穿透在外。然后他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背着背包照镜子（演练拍摄效果），以掌握如何调整相机的角度。磁带会播放大约两个小时，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就可以放松四处走动。

“我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或出错的情况，我不得不为这一切做好计划，因为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现年53岁、居住在多伦多的奇普卡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

抓住机会

当前往中国的计划传到瑞典的安妮·哈科萨洛 (Anne Hakosal) 那里时，她在心里问自己，是否也应该试着前往，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通过中国海关。

两年前的1999年10月28日，43 岁的她正在中国的首都；当时，大约30名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冒着生命危险，成功的举办了一个地下新闻发布会（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向主要的国际媒体（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揭露他们遭受了怎样的暴虐侵犯。

他们的大胆之举激怒了中共，引来当局的疯狂报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被重判、酷刑致伤、乃至迫害致死。美发师丁延入狱（承德监狱）不到两年，就于2001年8月遭酷刑致死，她曾被剥光衣服，关在一个有木钉的铁笼子里，水牢的污水一直齐到她的脖子。

哈科萨洛（Hakosal ）当时是东北城市大连学习汉语的一名国际交换生。 1999 年11月，她在广州参加法轮功学员的一个聚会时遭到抓捕。

警方得知了他们的下落，凌晨2点左右，突袭了哈科萨洛和十几个朋友住的公寓，并连夜审问了他们。 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住头撞向墙壁，当场晕厥。

或许是哈科萨洛的外国国籍保护了她。警察们虽然对她大吼大叫，但多数情况下是收敛的。 那天下午把她释放了。

哈科萨洛心有馀悸，她不确定，在发生这一切之后，自己是否已被纳入中共政权的监控范围。 但在最后一刻，她决定抓住机会，前往中国。

出乎哈科萨洛的意外，一切都很顺利， 大约一周后，她拿到了前往中国的签证，并订好了机票。

也许她注定是要去的。她想。

“我面临选择，要么在好人受害时，袖手旁观，被动接受，要么采取行动，声明我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她后来告诉瑞典媒体， “不仅是我不接受（这场迫害），全世界很多人也不接受。 我们都希望善良地活着。”

举横幅

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奇普卡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着每一个可能危及他的使命的小事故。摄像机可能会发生故障，或者警察可能会在他到达现场之前逮捕他，那么他的所有工作都会白费。

当奇普卡到达天安门广场时，他的朋友泽农-多尔奈基（Zenon A. Dolnyckyj）已经和大家聚集在一起。比他小10岁的多尔奈基从多伦多的一些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那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普通话。

他俩人前一天曾在长城会面，挂了一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的黄色竖旗。多尔奈基一直在旅馆里熬夜，将这些汉字写在横幅上——用多尔奈基的话来说，这是“美丽的、象征性的信息”。

“乔尔·奇普卡和我的内心都非常坚定”，多尔奈基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们知道去那里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我们觉得，这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最终到达长城并将那面旗帜挂在那里，真是非常激动。”

两人都购买了定于天安门行动后四小时返回加拿大的机票。

“机场见。”行动前一天早上，奇普卡在酒店告诉多尔奈基。

但他们未能如期返回。

多尔奈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阅读、打坐、在附近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低头看手表，他精神十足地走进天安门广场，“感觉自己像个巨人”。

大横幅展开时，雷克纳格尔和雷宁都坐着。多尔奈基站在“真”和“善”两个字之间的横幅后面，用两手支撑着横幅。

他在2017年告诉新唐人《传奇时代》节目时说：“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们紧握横幅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就是那样牢牢地握着横幅。”

不到20秒，一声警车的鸣笛刺破了空气。很快，至少有六辆警车包围了他们，身着制服和便衣的警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把这些修炼者扔进车里，把围观的民众推开。

随着警察的到来，多尔奈基从他的裤腿里掏出另一条由枕套改装的黄色临时横幅。这个动作他在酒店里练习过。他举着这面横幅，用尽全力高呼“法轮大法好”。

当警察抓住他时，其中一个人对着多尔奈基的两眼之间打了一拳，导致他鼻骨骨折。血顺着他的鼻子流了下来。他感到一阵剧痛，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更多的拳头像雨点般打在他身上，他被强行推进一辆白色警车，在那里他发现一名瑞典男子被打昏，还有一名金发蓝眼睛的法国妇女，警察试图勒住她的喉咙，以防止她高喊“法轮大法好”。

奇普卡站在离混乱现场不远的地方，看着他的朋友们在几分钟内被拖走。

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回到酒店，立即冲进酒店大堂的洗手间，反锁身后的门，开始倒带。确认一切就绪后，奇普卡前往最近的一家联邦快递（FedEx）办事处，将录音送回加拿大。

“我真的松了一口气”，奇普卡说，“当呼吁行动在广场上发生时，很神奇——事情完全按照他们计划的那样发生。”

审讯

但时，其馀的人被关押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派出所，那是一个墙上有血迹且没有窗户的牢房。审讯期间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一名以色列法轮功学员的脸被打，腹股沟被踢。

他们后来被送到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一名美国医科学生在拒绝签字并撕毁警方报告后，头部遭到击打。一名女子拒绝交出手机，被警方强行搜身。

懂一些中文的雷克纳格尔警告警察，不要再袭击这名医科学生。

“（你）再打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的。”雷克纳格尔回忆说，他用普通话对警官讲。

警察一怒之下把他推到墙上，威胁说“你知道死是什么感觉吗？”雷克纳格尔告诉《大纪元时报》。

尽管如此，与对待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相比，警察还是克制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警方对这群人进行了拍摄，包括提供食物和水，不过，被捕的法轮功修炼者们怀疑这是出于宣传目的。官方媒体后来报导称，这些西方人受到人道待遇。

大约24到48小时后，他们被送上了飞机，并被告知五年内不能返回中国。

真正的英雄不是我们

20年后，当奇普卡回首这段往事时，他说，他们的行动不是什么英雄性行为。

“那一刻是我们做了我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尽力了。”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介绍，自中共迫害开始以来，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等场所，数百万人遭受酷刑。很多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总部在美国的记录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已证实了数千人的死亡。专家表示，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该政权竭力掩盖其残酷迫害行动。

奇普卡说：“真正值得关注的英雄是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每次当他们走出家门，让人们知道正在发生的暴行。”“这些在中国的人是英雄，而不是我们。”

雷克纳格尔（Recknagel）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在东德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前18年，他把他的天安门之旅描述为一次“大冒险”。

“没有人真正知道会发生什么”，雷克纳格尔说，“不知道这对（改变）中国的局势有多大帮助，但至少，它让我们瞥见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多么真实和残酷。”

“他给了你一种动力······尽己所能去阻止它（迫害的发生）。”

艺术家随后将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上展示横幅的那一刻描绘在一幅油画中。画作里，一道半透明的金光从这群修炼者身上散发出来。

“你看‘真、善、忍’”，他指着横幅上的三个汉字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正为此挺身而出。”

这幅画现在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购物中心展出，雷克纳格尔有时会去那参观。

“把那张照片作为回忆真是太好了！”他说。

但对他和其他许多人来说，20年前的记忆与悲伤密不可分。

“在中国，很多人为此挺身而出，但他们却没留下照片”，雷克纳格尔说，“许多人被杀戮。”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大法自1992年开始在中国社会公开传授，迄今已传到一百多个国家，获得四千多份褒奖及感谢信函，使亿万人民身心受益。 责任编辑：叶紫微#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