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2月30日讯】“我曾是一名抗议领袖，后来成为一名立法委员，然后成了囚犯。”罗冠聪说。
本期节目采访了香港民主活动家罗冠聪（Nathan Law），他是《自由——我们如何失去，我们如何奋战重夺》。他说道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生存危机”。
罗冠聪：“世界对中国（中共）的崛起放任恣睢。我们已经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但我们没有建立任何机制来追究他们的责任。”
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在向国外传播其威权价值观的同时，也把自己吹嘘成比西方自由民主更优越的选择。
罗冠聪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新疆发生的事情，以及在中国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给世界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事关我们存亡的代价。”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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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罗冠聪，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罗冠聪：我很荣幸！
香港自由如从悬崖上跌落
杨杰凯：内森，有几件事要恭喜你。首先，你刚刚出版了你的书《自由——我们如何失去，我们如何奋战重夺》。坦率地说，世界上很多人现在都在问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能和你谈谈这个问题。其次，你有机会展示民主在世界上的现状，特别是在最近的“民主峰会”上介绍香港的现状，再次为香港发声，但是媒体对此的报导远远不够。我认为这很重要。
罗冠聪：非常感谢！有机会在“民主峰会”上发言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一场汇聚了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峰会，各国领导人都在关注发言者。
我特别荣幸能有机会在峰会（仅有的）两场“场间发言”（Intersession Remarks）中，与委内瑞拉（暂代）总统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分别发言。我谈到了我的奋斗，为香港而战，以及香港的自由被侵蚀对世界的影响。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我希望我很好地传递了信息。
杨杰凯：嗯，坦率地说，你所讲的，就像，有点像这本书的概要，对吧？我们的情况已经是这样了，《国家安全法》出台后，很多人在外部已看到了香港对自由的巨大限制。这其实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早在2019年，在《国家安全法》出台之前，我就（在香港）采访过了你在演讲中提到的宪法律师戴耀廷（Benny Tai）。但是今天，如果我再对（在香港的）任何人做这样的采访，他们会进监狱，而且如果我出现在香港，我可能也会进监狱。
罗冠聪：是的，那是绝对的。香港的自由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恶化，但是我们已经走到了一种……在2020年6月《国家安全法》出台时，自由就像从悬崖上跌落一样。
所以对我来说，在《自由》这本书中，我讲述了我过去七年的政治历程，从一名学生抗议活动的领袖，到香港最年轻的民选立法会议员，后来我被取消了资格，成了一名（通缉）犯人，也成为了流亡的活动家。
所有这些变化，其实都体现了对香港的一套打压，“改革”对自由的侵蚀。所以对我来说，就像民主的没落和威权主义的兴起一样，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一个痛苦的个人经历。
从我的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真正看到香港的一面，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个威权政府是如何侵蚀一个曾经被赞誉为亚洲最自由的城市的。
初到香港感到中港不同 然而差异迅速减小
杨杰凯：这种对自由的侵蚀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不过，你是否还记得你第一次想到“怎么回事，且慢，这里真的出问题了”？那一刻唤醒了你，你还记得这个时刻吗？罗冠聪：记得。我认为我在《自由》中描述的故事实际上要长一点。它开始于我第一次穿过边境从中国大陆到达香港（与家人团聚）时。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要在边境办一些手续，我当时六岁，她给了我两张钞票。一张是人民币，也就是中国大陆使用的货币，另一张是港币。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香港的制度和中国的制度是有差异的。当然，到我人生的最新阶段，我意识到这些差异远不止于货币。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政府以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理解。
还有对法治以及民众对政府的问责制的不同理解。这些对香港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谈论的香港正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就意味着这些差异正在消失，而这是我们最不希望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杨杰凯：要知道，事情正是这样的，对吧？比如说自由，已经……我父母在70年代逃离了共产主义的波兰。他们在寻找自由，对吧？他们来到北美。但是在一个一直拥有自由的国家或地方——要知道，香港本来是自由的——几乎很难看到自由被侵蚀，在许多人发现时为时已晚。因此，早期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他们想说点什么，但是往往没人听，对吧？
民主价值还能持续下去？
罗冠聪：如果你走到街上，然后问年轻人他们是否相信民主——他们是否相信民主价值会持续下去，相信世界正在走向更民主的道路——我想，如果你在80年代问人们，和你在今天问人们，他们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但是现在，人们对世界充满了悲观的预测。人们在想，“哦，世界不会变得更好，我们有气候变化的问题，现在我们有大流行病，看到威权主义大行其道，民主似乎不能保证我们一定可以改变潮流，做得更好，让侵犯人权者承担责任。”
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警钟，包括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新疆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在警醒全世界，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事关我们存亡的代价，这不仅仅是涉及帮助香港人，或者帮助新疆人，而是涉及我们如何捍卫民主。我们相信，在所有其它的制度中，这个制度是最不错的那个。
杨杰凯：绝对如此。事情就是这样，对吧？我认为美国人——也许是天真地认为，在他们……我们可以称之为“与中共政权的紧密接触”的过程中——相信他们能以某种方式改变中国，让其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国家。
我的意思是，我听到很多人这么说过，他们现在不再相信这是可能的了，包括立法者等等，对吧？但是事实似乎事与愿违。很多人也告诉过我这一点。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绥靖和接触策略都失败 如何抵制威权扩张
罗冠聪：显然，绥靖和接触策略都失败了。当时世界都在预测：中国将通过拥有庞大的经济而接受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令中产阶级的崛起，而中产阶级要求实行法治，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从而整个国家将朝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权利的方向发展。恰恰这都没有实现，中国一直在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其积累的财富和技术，实际上都在帮助中国（中共）变得更加专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功利。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比《1984》中描述的那个奥威尔式的国家，在技术上还要先进，而全世界还没有拟定出任何战略，来追究他们的责任。
在最近两年中，在香港抗议活动之后，在新疆种族灭绝问题爆发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态度的变化，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采取足够的协调一致的反击措施。
所以，在我的演讲中，在我参加“民主峰会”的发言中，我真的强调这一点，我们应该改变……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威权主义扩张。
杨杰凯：情况是这样的，似乎有……我记得在2009年，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1953年—今，是一位犹太裔美国新闻记者、民主党人、专栏以及书籍作家，并是普利兹新闻奖的三届获奖者）写了这篇着名的、或者该说是臭名昭着的专栏文章（Our One-Party Democracy）。
好吧，我记得那是在2009年，说什么他很欣赏中国能如何高效地运作来完成事情等等。有时我会想，当我们看到民主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时，他就一点钦佩之情也没有吗？我会想，你就不认为中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方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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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