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绝望中 学《毛选》学出“反革命”

2022年01月05日中共杀人历史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1月05日讯】你突然失去了阳光,失去了空间,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通过绝杀斗争换来的《毛泽东选集》,在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我的家庭用美国的标准来说呢,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南京路上有一个很小的旧货店。他本人并不拥有资产,是替投资的那些人管理这个店,就是一个管理人员,或者说是一个经理。但是在中国大陆就麻烦了。你虽然不是“黑五类”一类的打击对象,但是文化大革命划了“黑七类”,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划在里面。那就说你的出身至少是灰色的,或者说是有点黑了。
这个家庭本身应该说是拥护共产党的,这一点从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我这个“毅”字是怎么来的呢?49年5月上海被中共占领以后,第一任市长是陈毅。据说在我出生前,陈毅到南京路去巡视,我父亲远远地看了看这个共产党的市长,觉得很不错,很帅,也有儒将风度,回来以后,就把我的名字定了。我是永字辈,就叫宋永毅。

讲述人:宋永毅 文革史学者

宋永毅,1949年生于上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和共产中国的政治运动史着称,代表作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和《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
作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同龄人”,宋永毅从小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相信“新中国救了劳苦大众”、“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品学兼优的他是学校里的少先队大队主席,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上海中学。但很快,当局开始强调家庭出身、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山雨欲来。
在高干子弟云集的上海中学,“灰黑色”出身的(早逝的父亲被划为“资方代理人”),宋永毅成了班上高干子弟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迫害的对象。但是即便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积极参加运动,是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他日后回忆说,那真是一段“求做奴隶而不得”的岁月。因为出身不好,你就是想做党的奴隶,人家还不让你做呢。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反叛的思想,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以共产党眼中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呢?宋永毅说,应该是在文革期间隔离审查的五年半中。在那段失去阳光、失去自由、只有一盏孤灯陪伴的日子里,他认认真真地看了近百遍《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经过痛苦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对毛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怀疑。说来讽刺,共产党的监狱、毛泽东的着作本来是要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他却因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反革命”。
我父亲在我5岁时候就因为中风过世了。后来我的家庭就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从小康人家陷入困顿”。即便是这样一个中间的家庭,即便你是拥护共产党的,家庭出身在我的升学、学习过程中都给我造成极大的困惑和压力。
【编注:1963年宋永毅考入高干子弟云集的上海中学。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但因为并非红色家庭出身,他不能加入属于体制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当不了团干部。尽管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积极投身运动,诚心诚意地跟着毛泽东走。】
毛泽东发动文革,那些高干子弟、“红五类”是他最要依靠的,是革命接班人嘛。那时候已经很讲阶级路线了,班上的高干子弟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的家就被抄了,他们想抄出我的反动日记。实际上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革命得很。看我的日记啊,觉得比雷锋还要雷锋。因为学习雷锋嘛,总是写那些豪言壮语,根本不是心里话。那段时间,应当说我参加运动还是很卖力的,说是毛泽东狂热的支持者一点不为过。
什么时候我对这个制度,对这个运动本身产生怀疑呢?大概是1967年的暑假左右,那时候学生都不上课了,但我们仍然每天到班上去,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也有一些讨论。当然讨论也是很谨慎的,因为那个时候“公安六条”规定,你有任何言论都可以把你抓起来。那个时候图书馆关闭了,我们就去偷书。我们那派中间也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的父亲受了冲击以后对家里面那些内部书的管辖就松了。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他们父母的书柜中把这些是带出来——“黄皮书”主要是西方文学的;“灰皮书”主要是西方政治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看到毛泽东在文革中间所做的完全就是希特勒那一套,比如说希特勒有一个冲锋队,完全是依靠冲锋队打开局面。它那个啤酒馆政变,好多也是年轻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了。到68年毛泽东把红卫兵抛掉,用工宣队、军宣队把红卫兵整下去,就像希特勒最后依靠党卫军那样。这个民粹主义的对照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
【编注:文革期间,宋永毅两次参加反对文革派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期间和朋友在读书小组聚会时的谈话遭人举报,被说成是反动言论。1970年,在中共发动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打”指的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分别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宋永毅被送进封闭学习班、后来又被抓捕,隔离审查。从1971年到1976年的五年半里,他的全部世界就是一间三平方米的地下室。】
上海市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因为张春桥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他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当然是毛泽东的亲信,后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炮打张春桥”的起因呢,讲起来很好笑,并不是张春桥是极左,青少年炮打他是反极左。青少年炮打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比他还要左。所以这个运动的发生是阴差阳错,但是人们总是在自己受迫害的期间开始思考,开始去想。
文革中的隔离审查,那个是非常绝望的。你想想看,你突然失去了阳光,你突然失去了空间,你突然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你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在里面也想过自杀,但是没办法,那个灯泡不是220伏的,是一个交流电的,电不死。在里面什么书报都不能看。我还是通过我的绝食斗争,我说:“我要学习马列主义,我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后来他才给了我《毛选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几本列宁的着作。这大概就是我这五年半间看得最多的东西了。我是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在自己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你比如,我们以前一直说是中共担任了抗日战场的主力,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主力。你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你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有关于军事的指示,避免正面和日军交战,然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国民党手里抢政权,你就发现中共根本就没有抗日。这个抗日战争,它完全就是扩大政权、扩大军队,以便打内战中能够夺取政权。
我坐牢五年半,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我还做了不少笔记,用厕所里面的手纸编了一本词典。然后呢,学出一个“反革命”。实际上不是我成了“反革命”,我是真的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要搞的是反革命。
【编注:文革结束后,宋永毅获得平反,考上大学,1989年赴美留学。此后,他潜心研究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1999年在返回中国为筹建中的“文革资料库”收集资料时,当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为名将他逮捕。100多名西方学者写信声援,美国官方也参与斡旋。半年后,宋永毅终于平安回到美国。】
我的经历呢也是蛮有趣的,两次坐监狱都是因为文革,第一次那个五年半非常绝望。1999年到2000年被关到那半年,我好像冥冥之中有个感觉,觉得我会被放出去。那次坐牢应该说我没受到任何虐待,那些看管我的国家安全人员后来都成了我的学生。
北京国家安全局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文革的兴趣非常大,但是缺乏了解。他们觉得我对文革了解很多,所以晚上吃完饭以后,他们就聚着跟我说:“宋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讲文革吧。”我就从毛泽东发动文革开始,一直讲到林彪事件,讲到粉碎四人帮。每天晚上聚一大堆人来听我讲这个课。
毛泽东是以政治运动治国。他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给他统计了一下,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大概有50到60次。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绝对不是精确的统计,因为很多材料都是不公开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从土地改革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因为中共的暴政,造成中国老百姓的死亡大概是5000万左右。
但是呢,老百姓总是对共产党抱有希望。你像58年到62年的大饥荒,那是死了3000万到4000万人啊!但是后来毛泽东做了一个不像样的检讨。他又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基层农村干部。搞了“四清”,发动农民去搞那些干部,把气给消了。没多久他又搞文革了。
政治运动的重复性和民众对它认识的循环,这是我这些年研究下来非常深刻的体悟。现在习近平,他又重复毛泽东的那些东西,举个例子,毛泽东搞公私合营,他一下子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产业全部给掠夺过去了。最近习近平搞的对那些民营企业的掠夺,讲来讲去还是毛泽东那些东西。只要你在中国共产党的框架内搞这些专制,你都逃不过毛泽东原来那些东西。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