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1月05日讯】你突然失去了阳光，失去了空间，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通过绝杀斗争换来的《毛泽东选集》，在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我的家庭用美国的标准来说呢，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南京路上有一个很小的旧货店。他本人并不拥有资产，是替投资的那些人管理这个店，就是一个管理人员，或者说是一个经理。但是在中国大陆就麻烦了。你虽然不是“黑五类”一类的打击对象，但是文化大革命划了“黑七类”，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划在里面。那就说你的出身至少是灰色的，或者说是有点黑了。
这个家庭本身应该说是拥护共产党的，这一点从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我这个“毅”字是怎么来的呢？49年5月上海被中共占领以后，第一任市长是陈毅。据说在我出生前，陈毅到南京路去巡视，我父亲远远地看了看这个共产党的市长，觉得很不错，很帅，也有儒将风度，回来以后，就把我的名字定了。我是永字辈，就叫宋永毅。
讲述人：宋永毅 文革史学者
宋永毅，1949年生于上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和共产中国的政治运动史着称，代表作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和《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作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同龄人”，宋永毅从小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相信“新中国救了劳苦大众”、“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品学兼优的他是学校里的少先队大队主席，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上海中学。但很快，当局开始强调家庭出身、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山雨欲来。
在高干子弟云集的上海中学，“灰黑色”出身的（早逝的父亲被划为“资方代理人”），宋永毅成了班上高干子弟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迫害的对象。但是即便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积极参加运动，是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他日后回忆说，那真是一段“求做奴隶而不得”的岁月。因为出身不好，你就是想做党的奴隶，人家还不让你做呢。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反叛的思想，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以共产党眼中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呢？宋永毅说，应该是在文革期间隔离审查的五年半中。在那段失去阳光、失去自由、只有一盏孤灯陪伴的日子里，他认认真真地看了近百遍《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经过痛苦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对毛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怀疑。说来讽刺，共产党的监狱、毛泽东的着作本来是要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他却因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反革命”。
我父亲在我5岁时候就因为中风过世了。后来我的家庭就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从小康人家陷入困顿”。即便是这样一个中间的家庭，即便你是拥护共产党的，家庭出身在我的升学、学习过程中都给我造成极大的困惑和压力。
【编注：1963年宋永毅考入高干子弟云集的上海中学。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但因为并非红色家庭出身，他不能加入属于体制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当不了团干部。尽管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积极投身运动，诚心诚意地跟着毛泽东走。】
毛泽东发动文革，那些高干子弟、“红五类”是他最要依靠的，是革命接班人嘛。那时候已经很讲阶级路线了，班上的高干子弟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的家就被抄了，他们想抄出我的反动日记。实际上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革命得很。看我的日记啊，觉得比雷锋还要雷锋。因为学习雷锋嘛，总是写那些豪言壮语，根本不是心里话。那段时间，应当说我参加运动还是很卖力的，说是毛泽东狂热的支持者一点不为过。
什么时候我对这个制度，对这个运动本身产生怀疑呢？大概是1967年的暑假左右，那时候学生都不上课了，但我们仍然每天到班上去，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也有一些讨论。当然讨论也是很谨慎的，因为那个时候“公安六条”规定，你有任何言论都可以把你抓起来。那个时候图书馆关闭了，我们就去偷书。我们那派中间也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的父亲受了冲击以后对家里面那些内部书的管辖就松了。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他们父母的书柜中把这些是带出来——“黄皮书”主要是西方文学的；“灰皮书”主要是西方政治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看到毛泽东在文革中间所做的完全就是希特勒那一套，比如说希特勒有一个冲锋队，完全是依靠冲锋队打开局面。它那个啤酒馆政变，好多也是年轻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了。到68年毛泽东把红卫兵抛掉，用工宣队、军宣队把红卫兵整下去，就像希特勒最后依靠党卫军那样。这个民粹主义的对照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
【编注：文革期间，宋永毅两次参加反对文革派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期间和朋友在读书小组聚会时的谈话遭人举报，被说成是反动言论。1970年，在中共发动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打”指的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分别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宋永毅被送进封闭学习班、后来又被抓捕，隔离审查。从1971年到1976年的五年半里，他的全部世界就是一间三平方米的地下室。】
上海市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因为张春桥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他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当然是毛泽东的亲信，后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炮打张春桥”的起因呢，讲起来很好笑，并不是张春桥是极左，青少年炮打他是反极左。青少年炮打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比他还要左。所以这个运动的发生是阴差阳错，但是人们总是在自己受迫害的期间开始思考，开始去想。
文革中的隔离审查，那个是非常绝望的。你想想看，你突然失去了阳光，你突然失去了空间，你突然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你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在里面也想过自杀，但是没办法，那个灯泡不是220伏的，是一个交流电的，电不死。在里面什么书报都不能看。我还是通过我的绝食斗争，我说：“我要学习马列主义，我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后来他才给了我《毛选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几本列宁的着作。这大概就是我这五年半间看得最多的东西了。我是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在自己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你比如，我们以前一直说是中共担任了抗日战场的主力，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主力。你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你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有关于军事的指示，避免正面和日军交战，然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国民党手里抢政权，你就发现中共根本就没有抗日。这个抗日战争，它完全就是扩大政权、扩大军队，以便打内战中能够夺取政权。
我坐牢五年半，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我还做了不少笔记，用厕所里面的手纸编了一本词典。然后呢，学出一个“反革命”。实际上不是我成了“反革命”，我是真的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要搞的是反革命。
【编注：文革结束后，宋永毅获得平反，考上大学，1989年赴美留学。此后，他潜心研究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1999年在返回中国为筹建中的“文革资料库”收集资料时，当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为名将他逮捕。100多名西方学者写信声援，美国官方也参与斡旋。半年后，宋永毅终于平安回到美国。】
我的经历呢也是蛮有趣的，两次坐监狱都是因为文革，第一次那个五年半非常绝望。1999年到2000年被关到那半年，我好像冥冥之中有个感觉，觉得我会被放出去。那次坐牢应该说我没受到任何虐待，那些看管我的国家安全人员后来都成了我的学生。
北京国家安全局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文革的兴趣非常大，但是缺乏了解。他们觉得我对文革了解很多，所以晚上吃完饭以后，他们就聚着跟我说：“宋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讲文革吧。”我就从毛泽东发动文革开始，一直讲到林彪事件，讲到粉碎四人帮。每天晚上聚一大堆人来听我讲这个课。
毛泽东是以政治运动治国。他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给他统计了一下，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大概有50到60次。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绝对不是精确的统计，因为很多材料都是不公开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从土地改革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因为中共的暴政，造成中国老百姓的死亡大概是5000万左右。
但是呢，老百姓总是对共产党抱有希望。你像58年到62年的大饥荒，那是死了3000万到4000万人啊！但是后来毛泽东做了一个不像样的检讨。他又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基层农村干部。搞了“四清”，发动农民去搞那些干部，把气给消了。没多久他又搞文革了。
政治运动的重复性和民众对它认识的循环，这是我这些年研究下来非常深刻的体悟。现在习近平，他又重复毛泽东的那些东西，举个例子，毛泽东搞公私合营，他一下子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产业全部给掠夺过去了。最近习近平搞的对那些民营企业的掠夺，讲来讲去还是毛泽东那些东西。只要你在中国共产党的框架内搞这些专制，你都逃不过毛泽东原来那些东西。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