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1月06日讯】“我们在旧金山看到有开放性伤口、开放性溃疡的人，他们病得很重，显然即将死于吸毒过量。所以流行的理念是，我们应该干脆帮助人们保持重度上瘾，但是要以一种稍微安全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想法令人反感、相当冷酷。许多人需要干预。”
谢伦伯格谈到，美国无家可归流行病的根源以及为什么“无家可归 ”一词具有误导性。
今天，我采访了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他着有《旧金“疝”：进步派为什么毁灭城市》（San Fransicko: Why Progressives Ruin Cities）和《永远没有天启：为什么环境危言耸听会伤害我们所有人》（Apocalypse Never: Why Environmental Alarmism Hurts Us All）。
谢伦伯格说：“我们实际上是以现金福利、住房和其它服务的形式付钱给人们，让他们住在街上的帐篷里、吸毒、随地大小便，并从事犯罪。”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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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迈克尔‧谢伦伯格，欢迎你再次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谢伦伯格：谢谢你的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
杨杰凯：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必须说一下，你一年前写的书《永远没有天启》（Apocalypse Never），这本书对我理解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非常重要。它试图在这些种武器化的信息中找到一条通路。所以我想为这本书喝彩。
因吸毒过量死亡人数逐年暴增
今天，我们来谈谈（你的新书）《旧金“疝”》（San Fransicko）。这是你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无家可归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交集。请给我们一个纲要。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谢伦伯格：好的，正如你所提到的，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从事环境方面的工作，非常关注环境问题。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首先对毒品合法化、减少危害和住房等问题做了一些研究。
我为乔治·索罗斯支持的一些组织工作过，包括他的主要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注：2010年更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当我在2000年前后停止从事这项工作时，我的理解是：我们是在提倡戒毒治疗，把戒毒康复作为（送瘾君子进）监狱的替代方案。
2017年前后，每年因吸毒过量死亡的人数从2000年的1.7万人上升至7.3万人，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哪里出了严重的问题了。我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
去年，我们有9.3万人死于非法药物、过量用药和中毒。我知道我需要回头再次对它进行研究。我的那本关于环境的书《永远没有天启》是对我所犯错误、以及为什么我改变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的反思。我想在《旧金“疝”》中做同样的反思。
不是无家可归问题 而是滥用毒品问题
杨杰凯：首先，近来我们很少听到人们改变看法，或（承认）在犯错或犯过错。那么，你的《旧金“疝”》探讨的一件事就是无家可归的问题。（你认为，）这是一个误称。这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问题，而是一个滥用毒品的问题，但不知何故，这些问题被混为一谈了。谢伦伯格：你说得对，“无家可归”这个词是一个宣传性的词。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它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被进步的激进分子用来要求提供更多补贴住房的。
他们利用那些在街上吸毒成瘾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作为要求增加住房的理由。他们使用“无家可归”这个词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在暗示：潜在的问题是缺乏住房、租金昂贵，或者贫穷。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很耐人寻味。我试着回顾一下我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我在1990年代住在旧金山的时候，围绕“无家可归”的话题总是有很多政治活动。但是很多活动我都不太赞成，因为它们似乎是在为那些沉迷于毒品、流落街头、从事犯罪活动的人进行辩护。
无论是对参与这些活动的人，还是对城市里的其他居民来说，那么做似乎都不对。在不同的时刻，人们会……顺便说一下，这不是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使用“无家可归”这个词的倡导者们明确表示他们正在利用这个词。
问题在于，他们把不该合并的人合并在一起了。因此，流浪街头的陷入最大麻烦的两个群体，一种是患有未经治疗的精神疾病的人，另一种是患有毒瘾的人。有时他们是同一个人，有时他们是不同的人。
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住在街上，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对海洛因或冰毒上瘾，他们已经变得无亲无故——疏远了朋友和家人，部分原因是他们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偷了钱或从他们那里借了钱，却没有偿还，被赶出了家门。
把这些人与，比如说，逃离丈夫虐待的（孩子）母亲混为一谈，是不负责任的。有些人确实经历了艰难的时期，他们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们在帮助这些人方面做得很好。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与那些海洛因和冰毒成瘾者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摆脱困境方法：为自己处境承担责任
杨杰凯：好像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判定，你在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状态下的人不必为他们的状态负责，因为这种状态被视为了一种疾病。但是矛盾在于，他们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为自己的处境承担一些责任，而不是让别人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有趣的区别。谢伦伯格：是的，说得对。在某种程度上，旧金山以其他人不再治疗艾滋病人的时候治疗艾滋病人而闻名。所以这（种做法）真的来自同情心的传统。旧金山（San Francisco）以圣人弗朗西斯的名字命名，他是穷人和病人的圣人。所以，带着同情心去领导是我们身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对吸毒成瘾，甚至对酒精和大麻——这些不被认为是强效毒品——上瘾的人都略知一二。但是上瘾的人通常确实需要干预。150年来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已经使得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理解。有个电视真人秀就叫“干预”（Intervention，又译为“勒戒”）。
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家人或朋友，他们在某个时候遭受了成瘾的痛苦，并从干预中受益，或者没有得到干预而需要干预。我有两个孩时的朋友都死于与吸毒有关的并发症。我的另一个朋友还在与毒瘾作斗争。
你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自称富有同情心的人会让那些吸毒成瘾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流落街头？进步人士的基本观点是：这个制度不好，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不好，它创造了受害者。进步人士只关注那些明显是该制度受害者的人。
在《旧金“疝”》中，我还描述了进步人士对犯罪，尤其是对凶杀案的反应的看似矛盾的本质。你在查看这些数据时会注意到，被其他平民杀死的非裔美国人是被警察杀死的30倍。
然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警察杀人事件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进步人士对那些被体制的代表杀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被警察杀害的人，非常痴迷。因此，至于那些对毒品上瘾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他们本身并不会被视为制度的受害者。
所以，他们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或常规护理。事实上，维持暴力和吸毒成瘾长期存在的人是旧金山的毒贩子。毒品交易由洪都拉斯人控制，他们自己被看作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可这不是真的。
但是这种受害者意识形态——认为一旦把人们归入受害者的范畴，就应该给予他们一切，而不需要他们做什么，现在这确实是进步派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旧金山湾区所有政治领袖的主导意识形态。
但进步人士认为：自我救助是在指责受害者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我正在看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旧视频。观看了五分钟我就发现自己感到快乐，充满力量，兴奋。维克多·弗兰克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和进步派中非常受欢迎，这让我感到震惊。然而在同一时期，同一哲学，当它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态度，人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他们需要自力更生，他们需要有弹性，激进左派就认为这是在责怪受害者。
这是1970年出版的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的名字。我认为这真的是一种伤害，是对语言的操纵，它在暗示一些人，由于他们的身分、种族身分，或者他们的经历，因此本质上就是受害者。
如果你是非裔美国人，这就是非常侮辱性和种族歧视的，其理念是，由于你的种族，那么你就一定是受害者。或者如果你遭受过虐待，或创伤，或其它痛苦，由于那个创伤，你就是受害者。这是第一个坏理念。
第二个坏理念是不应该对受害者抱有任何期望。但是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你想勇敢地活着，想成为英雄，你就必须战胜你的被伤害、被压迫的心态。所以我想去写《旧金“疝”》的部分原因就是想展现那一时刻。
进步人士到底错在哪里？一方面，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接受这种自我救助的励志信息，但是在政治领域，他们完全反对这种理念，认为自我救助是在指责受害者。
杨杰凯：那一时刻是在1970年吗？（认为要求自我救助是）指责受害者（的理念）出现了吗？请为我们追溯一下。这太有意思了。
谢伦伯格：是的。我认为，有些理念，你追溯它们，会发现它们出现的时间总是比你发现的要更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64年我们通过了这部非常全面、进步的《民权法案》，宣布立即禁止种族歧视。
约翰逊总统的顾问是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是位民主党人，后来成为纽约州参议员。莫伊尼汉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看到，在非裔美国人社区中，离婚率和对家庭幻灭的比例很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像现在一样。莫伊尼汉发表了一篇关于黑人家庭和那里面临的一些挑战的重要报告。
弗洛伊德死亡遭抗议后 人们陷入道德恐慌
去年，我认为，在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以及发生抗议之后，我们陷入了非常严重的道德恐慌。这导致了一种情况：任何提出某种相互责任，或者个人责任的人，都被视为是在继续压迫。他们的声音被喊声淹没。于是我们看到了许多可怕的政策，包括削减警力，不要求人们遵守城市生活的基本法律。杨杰凯：在洛杉矶的贫民区和旧金山的田德隆区（Tenderloin，注：旧金山最糟的社区，肮脏的条件、无家可归、犯罪、非法毒品贸易、卖淫、和脱衣舞俱乐部给该社区带来糟糕的名声）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我住在旧金山的时候，开车经过田德隆，那是10年前的事了。开车过去已经很危险了。你可能会伤害到人。街上有许多人在游荡，很明显，他们的样子很糟糕。
我知道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但这是那些试图帮助这些人的人方法错误导致的直接结果，同时也有警察的问题。你说理想的情况是，倡导者和警察一起工作，但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
谢伦伯格：是的，你说得对。我们所说的“无家可归者营地”只是一种委婉说法。这是一个宣传词汇，目的是让你认为它是与事实不同的东西。其目的是说，“哦，这些人在互相帮助，他们在露营。”欧洲研究人员，受挪威政府委托，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研究。
他们把这些描述为公开的吸毒现场，人们生活在露天的毒品市场里，买家和卖家在那里见面，也住在那里，因为他们上瘾严重。
你一旦对阿片类药物上瘾，无论是药丸、海洛因还是芬太尼，上瘾严重，你通常需要每四个小时服用一次阿片类药物，除非在晚上，你可能会睡很长时间。你睡着的时候就不用嗑，但是你一醒来就需要吃药。这就是那些营地的样子。那是公开的吸毒现场。
在欧洲，他们起初尝试给人们美沙酮，就像我们在加州所做的那样，那是海洛因的替代品。给人们提供干净的针头，鼓励他们去接受药物治疗。这并不奏效。人们会说，“不，我就待在这肮脏的地方吸毒吧”，因为他们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就是吸毒成瘾。
终于，在阿姆斯特丹、里斯本、法兰克福、维也纳、苏黎世等城市的市民，都与警察和社会工作者一起采取行动，要求人们，“不许在公共场所露营，不许在公共场合吸毒。不许在公共场合大便。你可以到收容所来。我们可以为你提供药物治疗。不然你就去坐牢。这是你的两个选择。”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21世纪初做过的事情。可是，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做出了一些法庭判决，改变了公众的态度，以至于现在的情况是，“嘿，如果你做那些事情，那我们不管，因为我们认为你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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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