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例如，2月11日，彭博发表分析文章认为，因为三大变数——债务危机、人口减少与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中国可能永远只能当老二。
文章提出一个历史事例：日本经济规模曾经逼近美国，但日本对全球经济第一宝座的追求以债务危机告终。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中国。2008年以来中国借款的急剧增加就是一个危险讯号。文章认为，不需要一场金融危机就能减缓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处境孤立、人口结构拖累和治理失败等三大因素相结合，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如果美国经济在此期间表现更好，很难说谁会在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宝座的竞争中胜出。
该文不无道理。第一，目前，中国债务与GDP之比超过2.7，2020年债务利息已接近当年GDP增量的四倍（发达国家的利息支付占GDP的比例是下降的），且债务风险向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加上国有企业）集聚，公共部门债务占比高达160%，比G20国家高出70～80个百分点。第二，官方数据，2021年中国总人口仅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已进入“零增长”阶段。第三，自2017年起，中共在国际上顺风顺水的态势已终结（可参见笔者“十件事揭中共国际经济环境之逆转”一文）。
此类文章，彭博之前于2021年7月6日也刊发过。事实上，近20年来，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走势的观点激烈交锋，对中国经济的性质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例如，颇有影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Derek Scissors的《中国经济“奇迹”的来龙去脉》一文，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在改革时期的经济成就进行比较，并依据个人收入增长、农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投资回报率、研发投入占比等因素，分析中国未来的可能性。他的研究结论是，在大多数指标上中国的发展水平同期不如韩国，跟日本比较接近，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的经济“奇迹”，并不够奇迹，没有超越一般的战后重建、经济改革的实践。而日本和韩国现在都进入了相对停滞的时期，而很多参数都说明，中国很难逃脱这个规律。
不过，以上文章都还不算全面讨论中国经济。其实，中国是个超大社会，中国经济与中国政治结合紧密，需要整体性、历史性的研究。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2012年出版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历经15年合作研究完成的专着，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分析框架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过宏大的历史实例研究，最终得出：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与其它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具体而言：第一，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可以区分为广纳式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式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两类（这是描述性概念）。
像南韩或美国这种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务让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交易和缔结契约，人们自由选择职业等等，因此能助长经济活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繁荣。作者特别指出，政府维持公共秩序，且往往是公共服务的关键提供者，因此无可避免地与经济制度紧密交织。广纳式的经济制度需要并且实际上藉助政府的力量。
而像北韩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则是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因为这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另一部分人获利。
为什么经济制度，有些国家是广纳式的，有的是榨取式的呢？这是由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政治制度也分为广纳式和榨取式两种。广纳式政治制度必须具备两种条件：政治多元化（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并使权力受到节制）和足够集权和强大的政府（否则，政府将无法执行最起码的治安以支援经济活动、贸易，甚至保障人们的基本安全）。如果这两种条件有任何一种付之阙如，则为榨取式治制度。
同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间有强大的相互促进效应。广纳式制度与榨取式制度的混合通常并不稳定。在广纳式政治制度下的榨取式经济制度通常不可能长期存在。类似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将不会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也得不到它的支援；它不是转变成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牟利，就是其创造的经济动能将动摇榨取式政治制度，打开广纳式政治制度兴起的大门。
第二，政治与经济制度终究是社会的选择，可为什么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却带来经济成长的榨取式制度？因为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榨取式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精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与政治制度没有理由自动变为多元化的道理一样，也没有往政治集权发展的自然倾向。
第三，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的成长可能以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方式发生。
其一，即使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精英能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控制的高生产力活动时，成长仍可能发生。例如，苏联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0年代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化（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资源从利用效率极低的农业转移到工业）。
其二，榨取式政治制度允许某种广纳式经济制度发展。例如南韩在朴正熙统治时期的快速工业化。到1970年代，南韩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广纳式的了。不过，与苏联和大多数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例子不同，南韩在1980年代从榨取式政治制度转型为广纳式政治制度（这个成功的转型是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当然，苏联并未发生这类转型，因此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1990年代更进一步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权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发生成长的关键。如果没有政治集权，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样，连有限的成长都很难达成。
第四，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政府可能短期间借命令分配资源和人员而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个过程本质上是有限的。当达到极限时，成长将停止，就像1970年代苏联的情况。
此外，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成长的措施本质上就是脆弱的——它们可能崩溃，或者很容易把被榨取式制度本身产生的内斗所摧毁。事实上，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一般会产生内斗的倾向，因为它们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另一个群体可以接管权力，他们将成为享受这些财富和权力的人。因此，权力的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会定期加剧并导致政权的毁灭，它可能转变成内战，有时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溃。
最后，当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具备广纳的特性、而且发生成长时（就像南韩的情况），永远会有经济制度转变得更具榨取性并使成长停止的危险。政治权力的控制者最后将发现，利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扩大他们享有的大饼，甚至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对他们自身的获利比支持经济进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后会摧毁经济财富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也从榨取式的变成广纳式的。
运用上述框架分析当今中国，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断：
第一，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都还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尽管其压迫性已远低于文革及其以前，经济制度也已经局部广纳。
第二，中国今日的经济发展与苏联和南韩的经验都有一些共同点。苏联道路和南韩道路是中国的两个参照系。如果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彻底向广纳式转变，中国将重蹈苏联覆辙。
第三，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走下坡路，而且越滑越快，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从榨取式转向“局部广纳”的效能早已耗尽，到达了经济增长的极限；另一方面表明中共当局“向左转”是向榨取式方向退（比如“国进民退”、选择性的“反垄断和反资本无序扩张”），加剧着中国经济的困境，摧毁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四，在中国经济的困境中，中共内斗越来越激烈，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不择手段，使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结语
根据上述判断，对于中国经济能否超过美国这个问题，本文的回答是：除非美国自毁，否则几无可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