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副教授：活摘器官问题上中国医师的伦理责任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2月25日讯】编者按：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所参与主办的“打击及防制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Combating and Preventing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在2021年9月17日到26日的两个周末举行了六场会议，19国的38位专家和政要参与，分别在医学、法律、政治、媒体、公民社会及政策制定六大方面，探讨中共活摘器官对人类各方面的影响。

第一场线上会议医学专家论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残忍及在医学伦理上造成的巨大伤害，同时提出了打击及防制活摘器官的建议。

讲者德克兰・里昂斯Declan LYONS是爱尔兰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老人和成人精神病学顾问。他是都柏林三一学院精神病学临床副教授。他的临床与研究兴趣涵盖冲击到精神科临床实务、医学教育、患者心理教育和老年人心理康复的伦理问题。他同时是爱尔兰国家情绪障碍慈善机构 Aware 的董事，也是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的爱尔兰代表。

以下是讲者的演讲内容：

感谢主办单位邀请我参加“打击及防制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 我是德克兰・里昂斯。我为何参加这场峰会呢？

对于中国境内发生的活摘器官的行为，一直不断有研究报告出炉，我对此深感忧心。我相信那是严重违反伦理和医学规范的重大罪行。

我是一名在爱尔兰生活和执业的医师，我对部分中国同行的行为深感担心：他们直接让权力凌驾于医学伦理之上。面对如此公然悖离基本伦理原则的行为仍保持沉默，我个人认为在道德上无法接受。因为依照伦理原则做出决定是医师日常行医的一部分，任何一地在临床伦理实践上的落差，都会削弱全球各地的生物伦理水准。

中国器官移植业被多方指控为一项庞大的产业，每年要进行6万到10万例移植，年交易额达十亿美元。

很显然，我们知道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大多数器官供体来自死刑犯。2015年中共推出了自愿器官捐赠系统，但今年6月联合国酷刑专员和人权专家们表示，他们相信中国某些特定族裔、语言或宗教信仰的少数族群仍然持续遭到强摘器官。据我们所知，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是最常遭到强制摘取的器官。有许多临床人员涉入其中，包括外科医师、麻醉师、内科医师、护理人员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士。中共方面几乎没有给出任何资料以供调查或加以反驳。

论及伦理责任，世界各地的医师都需要有良好的基础道德规范及临床伦理原则。我们也需要有敏锐的感知力，以便理解每天诊疗病患时所涉及的那些明显的和比较隐蔽的伦理原则。我们对日常诊疗实践在伦理方面的影响需要保持警惕，也要随时准备好重新审视和调整诊疗的方式、程序与规范。

我们必须展现关怀照护和沟通的能力，以开创一种医疗环境，让临床医师和病患之间能培养出一种信任的默契。因此这里有个双向教育的过程；临床医师和病患之间彼此了解，而后疗愈的进程才能有序地展开。

如果医师支持病患权益，并且表现得专业又负责，例如能够做到保密病情，则医师和病患之间就能建立并保持基本的信任。在病患寻求医师的必要协助时，信任起着关键的作用，我们不能把医患之间的信任视为理所当然。原则上，医师必须持续专业的表现，才能越加赢得病患的信任。

简单的说，我认为病患就像来家里的客人，他们有相当的权力可以合理期待他们能受到良好的照护。这一点如何落实于医师的培训教育，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医疗专业素养成了一门新兴学科，它正成为医学教育课程中的新学科，可以说贯穿在大学部、研究生培训及医师继续教育中，而伦理道德意识则是医师们在后续职业生涯中会不断学习的唯一科目。

医疗执业伦理的原则首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外还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性、不伤害病人，在执行工作中要善良公正的待人。“伦理”很多时候是一种细致的觉察力，能消除我们身为“医师”与作为“人”这二者的间隔。我们也许既脆弱又容易犯错，但仍可以存在于这个世间。因此对于医疗执业来说，强化专业技能与知识同等重要，在传统教育体制之外从网路上获取知识如今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但骇人听闻的严重违背伦理行径，像是我们听到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与贩运器官的事件，让世界各地的医务人员都感到愤怒。

就个体而言，临床医师必须正视如基本利害冲突这样的伦理问题：是选择当国家迫害的代理人，还是当病患权益的支持者，两种选择水火不容。

事实上，强制非自愿的摘取器官在中国已发生了数十年之久。我很遗憾地说，很多医疗人员都承认了，在他们协助下活摘器官确有其事。

针对活摘器官的指控，中共当局有关部门至今无法提出反证或可信的辩驳。我认为全球医学界大体上对此都搞不清状况，或认为难以置信，因为活摘器官行径是极度严重的犯罪，基本上人们会推断这些指控不可能是真实的。

医师们有责任尽可能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点来采取行动。例如，身为医师当然要维护公众健康。我们身为医护可以拯救生命，我们传达的资讯与事实真相也确实能救命；社会大众也会听取这些建议，为了保护生命宁可让经济衰退，就像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实施疫情封锁那样。

我们看到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以及种种指控显示中国良心犯在关押期间遭遇死亡、伤残和心理创伤，这些事情的负面影响是深远而严重的。基本上，人数可观的弱势群体依然受到监禁，并且随时可能横遭酷刑或杀害。

我认为，这将导致整个欧陆乃至全球民众对医界的信任被破坏，举例而言，可能导致民众将来面对全球性的疫情时，抗拒医界的建议而自行其是。

如果医师能容忍如此严重悖离伦理原则的行径，将来他们还有甚么公信力可言？再者，由国家支持的残忍恶行将侵蚀人类永续发展的基础——道德观和公民价值观。

每个人理当有身体的自主权与所有权，我们对此深以为然；当这些被剥夺时，人类生命存在的一个核心特质也就被摧毁了。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些活摘的指控呢？我们一定要进行调查、再调查、再进一步深入调查。

中共当局一定要就2014年以来在减少活摘器官上有无进展的问题作出回应，之后公布资料并让国际社会进行核实。所有在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案例，都必须有经过国际验证的记录，否则我们就不能对中国供体来源恢复丝毫的信任。

我们必须教育中国医师和中共当局，促使他们了解身负的伦理责任，特别是那些赴国外参加器官移植培训计画的医师。我们务必要让国际社会参与进来。而中国必须要加入国际社会，否则就要被孤立。好比说我们看到的病毒传播是不分国界的。如果COVID-19病毒基因序列早期就分享出来，全球就得以因应疫情并开发疫苗。这种各国医界之间的通力合作非常有效，让我们对早日控制并消灭疫情还能怀抱一点希望。

相反，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在实践生物伦理方面有落差，都会削弱全球各个角落的生物伦理实践。中国的器官捐献需要透过公众教育，而不是透过国家强制的方式来达成，我相信无私利他和慷慨大方是器官捐献的核心精神。

在医师的犯罪行为与日常的伦理过失这两者之间，一定要有明确的区分，日常伦理过失在各地通常都不会受到追究。然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道德失范和败坏都极度悖离基本的伦理操守，这种明确的区分就决定了不同的制裁方式。与外交和商业利益相关的各方也不能忽略，他们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发声。这是2021年世界各地的公共话语。

不过，医师若遵循良好的方法和医学伦理标准，就能排除在平日实践伦理原则时，常常出现的许多让人难过的情绪，比如在医疗专业中可能很常见的恐惧、耻辱及羞愧感；而且还会让医师有一种个人成就感。所以，中国医师若能自学基本的伦理规范，对他们很有益处。

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习惯；我们需要把他们的执业标准化，以改善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让最大数量的民众拥有最佳的健康状态，让人们好好活着，让他们的生命发挥最大的潜力，而不是在国家命令下或因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伤害无辜民众。

医疗专业人员彻底检视自己的伦理与专业标准并且力臻卓越，在职业生涯中可以对社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不相信有人在自己行医生涯的最初，就决心要当个残忍的人，或放弃自己身为医师的天职。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培养中国下一代临床医师成为德术兼备的人才，其行为要值得仿效、要成为模范，也才配得上他们国家无庸置疑的科技力量。

说到我个人的动机，我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我站出来发声支持。自从2001年我意识到法轮功学员正遭到美国－尼泊尔社区外拓网路（US-Nepal Community Outreach Network, UCON）司法精神病学家的虐待开始，我一直站出来大声疾呼谴责那些恶行。我支持任何人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虽然我不是法轮功学员，而且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法轮功有兴趣，但我相信他们遵从的道德准则——真、善、忍具有普世性的意义。

这场延续了22年的迫害实在太久了。中共想发展成全球霸主的野心，将因为受到日益关切的人权问题而受阻。如果中共希望国际社会全然接纳它，这是它必须跨过的一关。

维护人权与保护自然环境将成为21世纪成功社会的两项指标。我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何时才能履行这些责任？

如果我们在2021年重新改写希波克拉底誓词，可能会这样写：

2021年，身为医师，我的职责不只是医治疾病，也要把每位病患视为一个完整的人，尊重他、细致而且有同理心的对待他，就像我们有病痛时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一样。我发誓努力成为健康和人品的表率，为了家庭、为了社区，也为了那些在我医师养成过程中无私引导我的导师们，为了我的病患我会坚定的走在医者的道路上。

这是升级版的医师誓词，我敦促中国医师们都能加以反思。

谢谢。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 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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