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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袖】如何对抗大科企极权主义

2022年03月28日思想领袖

卡拉‧弗雷德里克表示：大科技极权主义和社会信用体系在美国的兴起。（《思想领袖》提供）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28日讯】“这不仅仅涉及社交媒体公司。它涉及你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子邮件发送服务、在线筹款平台……

“你在电商服务平台Shopify上销售你创造的商品的能力，你用Stripe操作网上银行的能力，它涉及一切。”

卡拉‧弗雷德里克表示：大科技极权主义和社会信用体系在美国的兴起。

今天我采访了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卡拉‧弗雷德里克（Kara Frederick），她此前曾担任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高级情报分析员，并在国防部担任了六年的反恐分析员。后来，她帮助创建并领导Facebook的全球反恐项目。

今晚，她分析了她所看到的不断发展的大科技极权主义，并提供了一种控制它的策略。

弗雷德里克：“坦率地说，这些做法与中国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做法如出一辙。”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https://www.youlucky.biz/atl ——————-

卡拉·弗雷德里克，欢迎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弗雷德里克：谢谢你的邀请！

政府利用科技公司来钳制言论

杨杰凯：卡拉，你刚刚为传统基金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标题很醒目，“对抗大型科技公司的极权主义：一份路线图”，我这里需要你为我解释一下。极权主义这个词触动了我。很多人都知道监控，有时候甚至是非常深入的监控，也许有点儿像社会信用体系，极权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步骤，你是怎么想的？

弗雷德里克：这个词是对我们在报告中发现并探究的趋势的一种确认。这种趋势就是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我看了你上次对罗德‧德瑞尔（Rod Dreher ）的采访，他谈到了现在困扰西方的软极权主义。

他说，一切都被政治化了。如你所知，房屋租赁服务网站爱彼迎（Airbnb）拒绝为着名的、非常保守的评论员米歇尔‧马尔金（Michelle Malkin）及其家人提供服务。她的政治理念和观点使她无法获得使用这种租赁服务。

还有乔·罗根（Joe Rogan）以及音乐平台声破天（Spotify），拜登政府的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点名一家特定的公司，请注意，那甚至不是一家美国公司，而是某一科技公司，说可以采取更多的手段结束这场危机，指责乔·罗根围绕新冠病毒疫苗持续散布“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等等。

而她以前也这样做过，政府以前就曾利用科技公司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来钳制言论。7月在夏季，她曾站出来，联合卫生总监，大意是说，有一些用户和帐户，几个用户和帐户，事实上是半打，或整整一打，我们要挑出来，从平台上清除掉，这个平台就是Facebook。

她说我们正在与Facebook合作这样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导，在一个月内，所有这些用户和帐户都退出了平台。他们对此幸灾乐祸。所以，我认为，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联手对言论进行监管的行动令人不安，而且极易让人想到极权主义即将到来。

还有一连串的其它例子。此外，乔·拜登在1月讲话，直接呼吁科技公司这样做。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也说，“我们正在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制止有关新冠病毒的错误信息，也是为了维护选举公正和选举安全。”

潜在的社会信用系统极权主义逐步升级

可见，这种行为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大型科技公司则心甘情愿做政府的代理人，对美国人民施加压力。然后，我们会看到出现了潜在的社会信用系统，极权主义随之逐步升级。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现在正在着手勾画蓝图。

同样，我们将看到一连串的职权滥用行为。种子正在发芽。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公开的，比如（2021年）1月6日（选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要求35家科技公司提供他们的数据，甚至包括1月6日不在国会大楼里，只是在附近闲逛的人，他们却很乐意响应这些要求。

所以，在我看来，你会发现数据点汇合，绝对地支持将一切政治化，特别是在科技界。原本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特定工具正常化现在却被重新用于监视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恶意信息”和不同观点。

因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极权主义的过程。坦率地说，这些做法与中国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做法如出一辙。你必须记住，那（中共社会信用体系）也是从（中国）特定省份的金融部门的私营公司开始的。因此，我认为对美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提高警惕，认识到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杨杰凯：哇！所以，你刚刚向了描绘了我你整理的这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报告的基本概况。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之前，我想探讨一下如何打击“错误信息”、“虚假信息”等等。这似乎是今天的游戏，可以这么说，对吧？

在国家安全局研究数字网络情报

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你以往的经历。我在看你的简历。我想，你有过一段相当精采的经历，最后获得了你现在的角色，目睹了现在这一切。请跟我说说。

弗雷德里克：是啊，真的很有趣，但不是我刻意设计的，而是因为我足够幸运才有了这些经历，是各种机缘交织促成的，使我能够公开评论公共政策，并且尽力提出建议，以解决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在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起初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不过，我曾在英格兰为富勒姆（Fulham）（足球俱乐部）效力，然后在赛季结束时，被交易到切尔西。我爸爸告诉我，“你需要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当时，有两场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

他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所以我当时想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我最终被一个只有三个字母的机构招募，那就是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NIA）。

我在情报部门工作时被安插在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研究数字网络情报，分析恐怖分子如何在数字空间活动，这样我们就能做到大海捞针，追踪基地组织恐怖分子。

后来我转到指挥部的“矛尖”，即海军特种作战发展小组。后来Facebook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决定设立一个反恐分析项目，以保护全球安全，当时ISIS正在网上加大宣传力度。

大科企与政府合作政治化正在发生

随着这种模式的建立，他们确实在与政府合作，涉及执法响应请求等方面。至少在2017年，当涉及儿童性虐材料时，他们有整个团队专门与政府合作。

当然，当涉及到打击外国伊斯兰恐怖主义时，也需要与那些在政府中做得最好的实体保持联系。但就我所看到的而言，情况开始变得有点令人担忧，因为这种密切关系正变得难解难分。对于一个普通的持不同意见的美国人来说，比如，对一个质疑有关新冠病毒的正统观念的美国人来说，这看起来相当可憎。

杨杰凯：哦，非常正确。所以，打击儿童剥削，打击剥削儿童的人，在我看来，这些事情以及类似的事情与打击错误信息的行动不一样。所以，请说说你的想法。在我看来，我记得这（打击错误信息）成为一种趋势是在2016年以后出现的。

是在唐纳德‧川普成为总统后。我们在谷歌上有这个视频，像是在某个市政厅之类的地方，人们在说，“我的天啊，我们怎么能允许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政客们告诉社交媒体，“除非你处理这个问题，否则我们会怪罪你”，对吧？

所以，政治化正在发生。至少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这是你能帮我理解的地方。似乎就是从那时起，人们对错误信息的关注越来越多，急剧增加，我想这就是我对错误信息的看法。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当这一切发展起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的？第二个问题，在你看来，是否有一个念头，认为与错误信息作斗争实际上是应当的？

弗雷德里克：是的，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这是2016年的事。记得剑桥分析公司（注：一家进行资料探勘及数据分析的私人公司）的那个丑闻（注：获取Facebook用户信息）被报导后，人们似乎在说，“哦，不，唐纳德‧川普当选的原因是因为Facebook。”这成了普遍的想法。

因此，Facebook真的试图为自己辩护。他们所做的事情之一是由Facebook的举报人和《华尔街日报》去年秋天最终公布的Facebook文件所揭示的。他们创建了两个内部工具，积极压制非常保守的媒体。

因此，这是在唐纳德‧川普获胜之后。他们意识到Facebook的生死取决于其内部工具。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做一些事情，因为他们被媒体抨击，被其他民主政治家抨击，被公众绝对抨击，认为他们是这个可怕的川普政权的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