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德瑞尔：不靠谎言活着（下）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4月18日讯】我们愿意为真理牺牲多少呢？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理念是基于冷战。我们想到的是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我们想到的是秘密警察。我们想到的是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问题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极权主义。

一种软极权主义正在席卷西方世界，正是我们对苦难和牺牲的恐惧使它得以立足，罗德‧德瑞尔（Rod Dreher）说。他是《不靠谎言活着：基督教持不同政见者的手册》（Live Not By Lies: A Manual for Christian Dissidents）一书的作者。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接上文：【思想领袖】愿为真理付代价 抵制极权主义；【思想领袖】软极权主义正席卷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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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迫害发生 才分辨出真正的信徒

德瑞尔：谈到痛苦的重要性，我在《不靠谎言活着》中谈到了美国电影导演泰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的一部伟大的电影，叫做《隐藏的生活》（A Hidden Life），是根据弗兰茨‧耶格斯塔特（Franz Jägerstätter）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弗兰茨‧耶格斯塔特是一个奥地利天主教农民，因为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而被纳粹杀害。在电影中，故事从他们的小村庄开始，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处，你以为在那里他们会安全地躲避开纳粹，但是你当然想错了。

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但是纳粹来了以后，除了弗兰茨一家之外，大多数人都成了纳粹分子。有一次，弗兰茨走到村里的教堂，看到一个艺术家在墙上画着《圣经》中的图画，是关于耶稣的生活等等。艺术家告诉他说，“人们来到教堂，他们看到这些画，崇拜耶稣，但是耶稣不叫他们崇拜者，他叫他们信徒。”

“那你怎么区分崇拜者和信徒呢？”那就看在迫害降临时，是谁愿意承受，这就是如何确定谁是真正的信徒，是谁把信仰当作生命本身，而不是当作生命的附带物。你也可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和我现在坐在这里，当着开国元勋的面谈话。

今天在美国，我们是自由和民主的崇拜者，还是自由和民主的信徒？当迫害发生时，你就能够区分出来，无论他们是否有宗教信仰，或者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那些愿意挺身而出捍卫真理和自由的人，将证明自己是自由的真正信徒，而其馀那些顺从和低头的人，他们从来不是。

杨杰凯：这让我很震惊，说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们谈论的是对客观现实的承诺。这是一个共性，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共享的现实，这将至少是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自由世界的孩子 对谎言缺少免疫力

德瑞尔：确实如此。而你知道吗？我在波兰为写书采访人们的时候，有一位波兰教授说，他非常关心年轻一代，也就是波兰的后共产主义一代，他说，“我们这些在共产主义环境下长大的人，开始明白国家是如何操纵语言来创造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的，我们弄懂了如何看穿它。”

但是这些孩子在自由中长大，尽管有自由的祝福，却没有形成这种对谎言的免疫。所以当你看到新的语言出现，谈论谁知道什么是女人或男人是什么，我们是性别不固定的，可以是这个或那个，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们没有接种防御这种意识形态病毒的疫苗。

所以他说：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不明白这背后的猫腻，就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觉醒”宣传，并以为了解了世界的真实面目，但那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扭曲。

杨杰凯：一方面，人们有尊重客观现实的义务，我认为人人都有，但是也存在意愿的问题。我不知道意愿来自哪里，我不知道这是否完全源于勇气。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意愿不等于随波逐流，就像你提到的，很多人只是很自然地去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自然地，就是要去做，所以这是一种罕见的特质。它是什么？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共性，人人都有。

德瑞尔：是的，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意愿。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 K.Chesterton）说过，死的东西可以随波逐流，但只有活的东西才能逆流而上。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种情况。

抵制疫苗强制令 将付出沉重代价

现在，在欧洲，例如，我认识的一些最勇敢的人是疫苗抵抗者。澄清一下，我自己也接种了疫苗，我一点也不反对疫苗，但是我也反对疫苗强制令，因为我认为这为极权统治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欧洲看到了这种情况，今天则随处可见。如果你在奥地利，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抵制疫苗强制令，你将付出严重的代价。而有些人，不仅是基督徒，也有人愿意为这个原则付出代价。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些人是很英勇的，这是我想在我的孩子身上培养的东西，无论面临什么问题，都不要随波逐流。

我来自南方腹地，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一个小镇，我出生在1967年，所以我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吉姆‧克罗法》时代没有记忆。但是当我10年前搬回家乡时，我才发现，1964年，在法院的草坪上发生过一场白人骚乱。一名黑人，一名牧师试图登记投票，并成功了，成了63年来第一个登记投票的黑人，而白人发起骚乱，对此表达抗议。

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感到很震惊，同时我也意识到，可能在那群人中有一些我从小就尊敬的人，我却不知道他们做过这样的事。对我来说，当我意识到，在我的美丽、祥和的小镇上，在我出生之前，曾发生过这种种族主义暴力，我感到非常震惊。

但是我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如果当时我是个年轻人，我很可能会在暴乱的人群中。我不想去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思考了是什么让当时的人们成为种族主义者。假如你是我父母那一代人，我的父亲出生在30年代，我的母亲出生在40年代初，你没有办法听到任何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叙述。

这就是生活。他们有收音机，但收音机从未谈论过，报纸从来没有提到过。我绝不是为他们开脱，但是这些人，我父母那一代的人，真的对自己做坏事一无所知。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本应该知道那是在作恶，可是教会当然没有布道反对它。我不得不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会挺身而出，对抗暴徒，保护这些黑人。

但是很有可能，我会和其他人一样胆小。我也许不会参与骚乱，但是我会低调行事，以免惹上麻烦。我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这种胆怯心理。而现在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就在上周，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来信，我现在不能提他的名字，但是他因为做传教工作在一个伊斯兰国家被关进了监狱。他告诉我，他一直想像自己在监狱里会很勇敢。他说，“事实上，我垮了，但那让我了解到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技能以及我们需要灌输给自己的美德，以便变得强大。”几周后我要和这个人见面，他想和我分享这些。

你愿意为真理做出多大牺牲？

所以我希望我能把它写出来。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这类事情保持谦逊，认识到我们自己会从众。如果你在1964年生活在我的家乡，是个白人，如果你站出来反抗那些种族主义暴徒，保护这些黑人公民，你就会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们中有多少人真的会这么做？我可不敢说我会那么做。我希望我会，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会。

我认为此刻，我们所有人、每一位听众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愿意为真理、正义和信念做出多大的牺牲？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想过，那你想像一下这些后果：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失去你的自由，甚至可能会为了真理而失去你的生命。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想过，那么你就会措手不及，最终你可能会屈服。

杨杰凯：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的一张着名的照片，说某人没有行“胜利万岁！”（Sieg heil!）的纳粹礼，我忘了，记得我读过这个故事，思考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会像那人一样不会去行礼。但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德瑞尔：是啊，而且你不能等到你接受考验的时候，到那时就太晚了。我的意思是，想想我自己大学时代的标志性形象：那个孤独的中国抗议者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着坦克。你想成为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并不是瞬间找到了自己。但是在那瞬间之前，他已经在他的心中建立了良知，获得了勇气。

同样，我前面提到的弗兰茨‧耶格斯塔特（Franz Jägerstätter）也是如此，他被杀害了，因为他不愿对希特勒宣誓效忠。

所有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小决定给了他们勇气、资源和理性，从而能在考验到来的时刻，让他们挺身捍卫自己的立场。

竟然找不到一个牧师愿支持我们

我记得几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对奥贝格费尔案做出裁决，将同性婚姻在加州合法化，随后同性恋核心会议和州议会提出一项法案，阻止那些想要申请基督教院校的学生获得直接拨款资助、学生援助资助、贫困学生资助。

同性恋人士称这些院校是偏执的院校，因为这些保守的基督教院校不赞成同性恋。尽管法律规定贫困学生可以在任何一所认证的院校使用这些助学金，但是同性恋核心会议想要改变这一规定，禁止学生在这些宗教院校使用这些助学金。这将意味着关闭加州大约100所小型宗教学院，除非这些院校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好了，我的一个朋友是那里一所基督教学院的高管，带领一群人来到奥兰治县的大教堂，那里是南加州一个非常保守的福音派教徒场地，他们想要获得这些教堂的支持。他们去找牧师谈话。

他告诉我，我们找不到一个牧师愿意支持我们维护这些学院自由。我问，“为什么没有？”他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害怕被称为偏执狂，即使他们同意我们的观点。”

他告诉我，如果没有洛杉矶的西班牙裔天主教会大主教和洛杉矶中南部的黑人五旬节派牧师的支持，我们早就输了这场斗争。事实是，所有这些养尊处优的郊区福音保守派在关键时刻都不愿意站出来。我们不能让自己变成那样，我们不能成为那种人。我们现在必须培养勇气，知道在我们面临考验的时候，我们会采取强硬立场。

信仰正在为人们抵抗提供支撑

杨杰凯：你让我想到，勇气有时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我开始研究中国的人权问题，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位女士，她逃离了中国，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女士，我想年龄大概在65到70岁之间，她的罪名是——她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她的罪名是，拒绝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说“我宣布放弃这个功法”。他们对她施以酷刑，她身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

你绝对想不到她这种人会要面对这种事情。我肯定，她从未料到自己会不得不面临这样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她就是不肯屈服。即使是今天，我忍不住想，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困惑。“嘿，为什么不签个字呢？”

德瑞尔：因为，如果你相信超验价值，无论是相信有位格的神，还是相信有超验的理想，你就不可能签字出卖灵魂，在某种真正意义上，即使你不相信有来世。我认为你所提到的是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它在为人们抵抗提供支撑。

现在，正如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你不必为了抵抗而去信奉宗教，也有勇敢的无神论者在抵抗。可是，孩子，当你相信你的痛苦具有终极的道德乃至形而上学的意义时，这会有帮助吗？不仅有帮助，而且更容易让你挺身而出。

我在书中讲述了亚历山大‧奥戈罗尼科夫（Alexander Ogorodnikov）的故事，他是前苏联后期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奥戈罗尼科夫出身于一个非常着名的共产主义家庭。但是在70年代初，他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莫斯科的公寓里，他成立了一个祈祷小组，全城的年轻人都在想办法加入他的祈祷小组。那些年轻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了所有的信心，但是他们在寻找某种东西，他们来到他的公寓，祈祷和学习经书，如愿以偿。

他们知道克格勃在监视他们，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被关进监狱，后来果然如此。奥戈罗尼科夫告诉我，他们把他关进了死牢，苏联人这么做了，尽管他并没有被判死刑。他们想杀鸡儆猴，因为他来自一个享有特权的共产主义家庭。他们把他和俄罗斯最坏的囚犯关在一起。

苦难使我们振作 净化良心 帮助其他人

他走进去，开始和他们分享福音。典狱长终于厌倦了这一切，因为他正在使人皈依。因此，他们把他隔离起来，并开始在单独监禁中折磨他。当他在莫斯科的一家酒店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脸部分瘫痪了，那是因为他遭受了殴打。

总之，他告诉我，说他开始失去信心，在监狱里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否有终极使命。一天晚上，他说他被一个异象惊醒，一个天使叫醒了他。他说他亲眼看到了这一幕，天使向他展示了一个囚犯被带往刑场，双手被拷在背后，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奥戈罗尼科夫知道这个人要被带去处死，他曾和这个人分享过福音，使这个人改变了信仰。一夜又一夜，这样的事每夜都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

奥戈罗尼科夫最终意识到，他看到的是正在被带走执行死刑的人，但是他们已经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将在天堂与上帝同在，因为奥戈罗尼科夫曾在那里与他们分享了上帝的爱。这个老人，他现在已经老了，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说“我重新获得了信心”，他明白，上帝给他的苦难是有目的的。

我认为上帝是有目的的，我自己就是基督徒，和奥格罗尼科夫一样，是东正教的基督徒。我相信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个目的，甚至包括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目的包括愿意接受苦难，而且不让苦难摧毁我们，而是相反，让它使我们振作起来，净化我们自己的良心，并且帮助其他正在挣扎的人承受痛苦而不绝望，事实上，利用痛苦来增强我们的同情心。

杨杰凯：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在采访结束前，我在想，我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很多不同的方面。我相信很多听众都会来到你这里，在读了《不靠谎言活着》之后，他们会问，“罗德，我能做什么？好的，我们可以成立柯拉科维奇小组，我们该如何训练承受痛苦？”这似乎是个奇怪的想法。对于这个问题，你的处方应该是什么？我相信你有一个。

德瑞尔：当然，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柯拉科维奇小组。但是无论你是否信教，你都需要组建这些团体，来讨论即将发生的事，以及你能做什么，你站在哪里。虽然在纽约和在德卢斯或某个小镇上，情况不会一样。但是这一点至关重要。

英勇的人们抵抗极权主义 特别共产极权

同样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广泛地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还要阅读持不同政见者、反共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作品，阅读这些故事，它们令人难以置信。我在《不靠说谎活着》里讲了乔治‧凯尔修（George Calciu）神父的故事。

他是一位罗马尼亚东正教牧师，被关进了被广泛认为是罗马尼亚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最糟糕的监狱，因在罗马尼亚的抗议活动。共产主义者强迫那些囚犯做的事情恶劣透顶。

你可以找到一本关于乔治神父的演讲和采访的书。我会给我的孩子们读其中的一些内容，不是其遭受的最大的苦难，而是乔治神父谈到了苦难的价值，谈到一个忠实的基督徒的意义就是接受苦难的可能性，不是去寻找它，而是接受它。

人们现在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阅读这些英勇的男人和女人抵抗极权主义的故事，特别是抵抗共产极权主义的故事，看他们如何捍卫信仰和完整无缺的人格。如果我们读了这些故事，他们就不再抽象，而是真实的人。

我也建议人们在你的社区、你的教堂、你的社交圈子里，在你的工作中去找寻，如果你认识那些在逃离共产主义国家后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无论是逃离苏联共产主义，还是中国共产主义，还是古巴。无论在哪里，都要听他们谈谈他们的见闻。很可能他们迫切地想和你谈，想要提醒你，可是他们害怕。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征求他们的建议。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要谦卑地认识到自己并非无所不知，而这些人有幸从其来源之地经历过苦难，他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份宝贵的经历来壮大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阻止共产主义来到美国，或者，即使共产主义降临，我们可以昂首挺胸，拒绝顺从。

最后，我想对家长们说，就像卡米拉和瓦茨拉夫‧本达所做的那样，帮助你的孩子做好准备，不要保护他们避免遇到这些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要去闯世界。你需要培养这些年轻人获得视野、信仰和勇气，需要根据他们的年龄与他们分享你对时事的看法。要帮助他们读经典作品，给他们读《指环王》，帮助他们理解这些角色所拥有的美德，理解这些故事情节，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的本质。

卡米拉‧本达告诉我，托尔金笔下的龙比他们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更真实。所以我是说，这些事情非常重要，没有理由感到绝望。我们必须摆脱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任何盲目乐观。我们必须要现实，因为只有当我们现实地看待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我们才能鼓起勇气抵抗它。

我们的牺牲和苦难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人们对我说，“如果你看到这一切即将到来，你如何保持希望？”我说，“乐观和希望是有区别的。”乐观的人希望无论如何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不对的。虽然我们希望如此，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有希望的人知道，即使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如果我们能抵制，不丧失信仰，不丧失真诚，不丧失我们的灵魂，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上帝会利用我们的牺牲和苦难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并激励人们变得勇敢、富于同情心。

杨杰凯：这种伟大的愿景让我想起了你提到的一句话：他对自己在监狱里的可怕经历表示庆幸。

德瑞尔：在低级别监狱。

杨杰凯：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会重视，不是希望，而是重视我们无意中经历的不同形式的痛苦，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德瑞尔：是的。索尔仁尼琴说，在古拉格群岛，在他可怕的监狱经历之后，他能够诚实地写作，这该感谢监狱。他怎么能这么说？他这样说，是因为监狱的经历唤醒了他的灵魂，让他皈依了宗教，同时也让他思考了自己的生活以及苏联的制度，它对人们的实际影响，以及它如何摧毁人性。这使他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使他坚韧不拔。

因此，尽管监狱的经历很可怕，但却锤炼了他，也摧毁了许多其他的人。我们不应该把监狱或迫害看作是不可避免地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东西。我们必须面对这种迫害，必须用一种灵魂的气质来面对这种痛苦，让它在我们内心发挥炼金的作用，就像库尔马瑞医生那样。

西尔沃‧库奇马瑞，他从那里出来，成了一个圣人，这使他成了一个圣人，不是被封为圣人。我相信是这段经历使他成了圣人，但是，强调一下，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无法控制痛苦是否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痛苦的反应。

这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必须与我们分享的真正秘密，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但是我们必须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这样我们才能用过去的经历迎接未来。

杨杰凯：罗德‧德瑞尔，谢谢你接受本节目的采访。

德瑞尔：谢谢你邀请我。

杨杰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武器化和审查制度化的时代。想要第一个了解《美国思想领袖》新动向及其相关内容，您可以在theepochtimes.com/newsletter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你可以直接勾选《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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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袖》制作组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