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国政府，在应对COVID-19疫情期间都对其公民实施了封锁政策。我们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完全认识到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后果。但其代价，已经开始逐渐显现。
最近，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对数千名高中生进行了调查，以了解疫情对他们造成的影响。研究显示：“自疫情开始以来，超过一半的学生（66%）认为跟上学业变得更加困难，55%的人表示他们在家里遭受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情感虐待。”这些数据，与“因父母失业（29%）、个人失业（22%）和饥饿（24%）而产生不安全感”的学生群体相关度极高。
疾控中心还在同一天发布了另一项相关的研究，分析疫情效应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前的12个月内，有44.2%的人持续感到悲伤或绝望，19.9%的人曾认真考虑过自杀，还有9.0%的人曾尝试过自杀。”
这些研究的发现并不足为奇。在疫情开始仅几个月后，疾控中心的发病和死亡率报告就对所有年龄段的人群进行了调查。发现与COVID前的调查相比，年轻人中出现药物滥用和自杀念头的增长率最为显着。当然，这份报告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因为政治和媒体圈中的煽动者们都在鼓吹，如果不接受他们严厉的隔离政策，世界末日就会到来。
既然胆小怕事的人们都躲在了家里，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这些研究调查中的结果究竟是疫情造成的，还是其应对措施造成的。一位疾控中心的代表，在提及这些研究时提供了一个深具启发性的回答：“这为我们提供了确实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疫情对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各家媒体在报道这些研究时，都用了这样的头条，“大流行病造成了伤害”。
对某些人来说，疫情与封锁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对措辞的选择却会给当前和未来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之所以制定社交疏离的规定，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政策对于减轻疫情的严重性是必要的。即使有大量证据表明封锁是无效的，这些政策的拥护者们总能找到反驳的方法，并且敦促实施更为严厉的法规（对他们来说，问题的根源是我们封锁隔离得还不够！）
如果正如媒体和研究人员所声称的那样，疫情对年轻人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那么采取更加专制的应对措施是正当的。要封锁得更紧！进一步隔离！严惩违规者！那些封锁的支持者们，只要像《辛普森一家》中的洛夫乔伊太太（Mrs. Lovejoy）一样，大喊几句“想想孩子们”和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就够了，就足以鼓动人们支持这些（封锁隔离）政策。而这些政策，却正是实际造成问题的根源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建立正确的因果关系如此重要。给家庭造成财务不安全感，破坏我们年轻人社会生活的，不是这场流行病，从来都不是。在青少年（成年人中也存在，尽管严重性相对较低）中造成抑郁症、药物滥用和自杀念头比例上升的，也不是这场流行病。相反的，这些都是以保护人们的安全为名，所制定的疫情应对政策的代价和成本。这些政策告诉脆弱的年轻人，他们不能见朋友，不能露脸，也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即使这些活动能够帮助他们成长为心理健康的成年人。
是时候让媒体开始明确地报道了，对青少年造成如此巨大伤害的是封锁、隔离政策和社交疏离的法规，而不是这场大流行病。
作者简介：
Chris Calton是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前米塞斯研究所的研究员（former Mises Research Fellow），曾担任播客频道《历史争议》（Historical Controversies）的作家和主持人。
米塞斯研究所（The Mises Institute）成立于1982年。秉承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传统，研究所的宗旨在于促进奥地利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个人自由、诚实的历史和国际和平。研究所致力于寻求知识氛围的根本性转变，将秩序从国家主义转向私有财产。
原文：“Lockdowns, Not the Pandemic, Created Havoc”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