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5月02日讯】“我开始看到癌症发病率的上升﹐我们看到了先天免疫反应的改变。”
瑞恩•科尔博士表示，惊人的癌症趋势表明COVID-19疫苗改变了自然免疫反应。
病理学家、科尔医疗诊断公司（Cole Diagnostics ）创办人瑞恩•科尔（Ryan Cole）博士，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一种儿童疾病在成年人身上出现，还有癌症的发病率在罕见地上升。其他医生也呼应了他的观察结果，他说，但目前尚未对此进行严格的研究。
科尔博士：“如果你不去观察，那么你是无法发现的。”他还谈到了，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感染COVID-19。
科尔博士：是的，我们有肥胖危机，但我们也有维生素D危机，随着人们体内的维生素D水平下降，抵御病毒的整体能力也随之下降，不仅是对COVID，而是对任何病毒季节的任何病毒。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ikielek）。
瑞恩•科尔博士，很高兴你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科尔：谢谢，杨，很高兴来到这里。
参加华府“击败强制令”游行
杨杰凯：科尔博士，今天早些时候，我们都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举行的“击败强制令”（ Defeat the Mandates ）游行的现场。我看到，你是其中一名主持人。那么，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了解一下这项活动的意义，以及你们今天在这里取得的成果。科尔：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一直处于COVID前沿的思想领袖、医生、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分享信息，一起前行，努力阻止一些不科学的政策和章程。这些医生同僚们来自世界各地，你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梅科拉博士（Mercola）、马龙博士（Malone）、乌尔索博士（Urso）、科里博士（ Corey），他们一直强调早期治疗，他们看到了接种疫苗的风险，事实上，现在的疫苗已经过时了，我们本质上有了一种新病毒：奥密克戎（Omicron）。
这是一个真正团结双方人民的机会，不管是接种疫苗的，还是未接种疫苗的，不管你是哪个政党的，都可以说：“嘿，身体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神圣的殿堂，没有理由强制执行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对孩子们。”这是一个好机会，是的，我的同僚们说：“嘿，你今天为什么不做主持人呢？”我想，“好吧，这将会很有意思。”的确如此，这是一个好机会，人们以这种方式走到一起。
杨杰凯：人们并非都清楚，你是如何从多年来一直从事的诊断业务——这一直是你工作的核心——中走出来，突然间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上。我得深入了解一下你的背景：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现在一直在做什么？是什么导致你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科尔博士：好的，这一切都是天意。我算是一个外向又内敛的人，真的。我是一名忙碌的病理学家，在梅奥诊所接受过培训，接受过解剖和临床病理学、外科病理学方面的培训，博士研究做的是免疫学工作，然后在纽约的世界级专家指导下做皮肤病理学的专科研究。是的，我是一名病理学家，已经独立从业18年了。
有免疫学和病毒学的医学背景 从业18年
杨杰凯：请极简单地针对普通人解释一下，病理学是什么。科尔博士：好的。关于病理学，病理学医生是最重要的医生，虽不与病人见面，但你总是希望我的诊断是对的。你身体的一部分送到我这里，你没来见我，但你身体的一部分却见到我，病理学医生是医生的医生，我做出癌症诊断、感染诊断，我看你的血检报告，看你的微生物学报告。
我看的是，业内医生开玩笑称之为生肉或果汁的部分，总之，我们要么看人体组织，要么看体液，并分析患者的发病过程，我的工作是一名诊断医生。我也曾在急诊室、家庭医学和皮肤科工作过多年，所以我是一个非常注重临床的病理学家，我在临床领域进行分析，但我诊断并帮助医生了解他或她的病人的疾病。
杨杰凯：所以说，你私人行医已经多年是吗？
科尔博士：有18年了。我在职业生涯中看过约50万名病人。
杨杰凯：是通过显微镜之类的设备看的病人吗？
科尔博士：大部分是通过显微镜，是这样的。
杨杰凯：你正在做着正常的例行工作，而新冠病毒在2020年初出现，然后发生了什么？
科尔博士：我有免疫学和病毒学的医学背景，我想：“好吧，这很有意思，新的大流行是什么？”我对最初（在2003年引起萨斯的）的SARS-CoV-1很熟悉，我对其进行了相当透彻的研究。当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出现时（注：2012年沙特阿拉伯首次报导了MERS），我也做了很好的研究。
世界各国用封锁两周来拉平疫情曲线
我想，“好吧，这是另一种冠状病毒，让我们看看有什么不同或相同之处。”它与最初的SARS-CoV-1几乎有80%的相同之处。我想，“好吧，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萨斯）病毒出现了，就不良后果（adverse outcomes）而言，主要影响老年人，然后很快就消失了，而那些接触过病毒的人会有免疫力，18年后依然有免疫力，我想，“好吧，我们可以应付这个（新的冠状）病毒。”
然后我看到了世界（各国）所做的事情，我想，“这是一个有趣的方法，”用（封锁）两周的时间来拉平（疫情）曲线，我们担心这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
因此，我深入研究病毒的基因序列，深入研究刺突蛋白有什么不同，与我们之前发现的病毒相比，新冠病毒的发展史是怎样的。在实验室做病毒学和分子诊断的时候，我想，“好吧，我们需要在实验室做一些额外的测试。”于是我们就做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所有的钱一开始都流向了大公司的实验室，而我把工作放在社区实验室中。最终，在这场大流行中，我们通过社区独立实验室测试了大约15万多名病人。
杨杰凯：是在你的实验室吗？
科尔博士：我的实验室，是的。我的实验室不是州里唯一的实验室，还有很多其它的实验室，但我们是第一个说：“听着，我们不能等七到十天，那时病毒已完成复制，病毒完成复制的时间是五到七天，所以到那时再得到结果已经太晚了。”
因此，我试着尽我所能在社区尽早加强检测，我们在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就把重点放在了这点上。同样，我们研究了病毒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这有助于分年龄层管理。
疫情初期﹐在社会上有一个有意思的实验例子，那就是在两艘船上发生的疫情﹐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钻石公主号（游轮）和罗斯福号航空母舰（USS Roosevelt）。
病毒主要影响老年人 病死率主要来自老年人
所以我们有这艘游轮上的数据，我们看到病毒（主要）影响到了老年人，病死率的主要是在老年人中。然后，在罗斯福号上，有一名患有基础病的人死亡，但两艘船上的感染率大致相同。我们很早就知道，如果我们遵循伊安阿迪斯（ Ioanaddis）博士或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博士的研究，我们就会说：“哈，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对的。”而且我们进行了早期研究﹐从而，作为一名病理学家、一名模式诊断专家，研究了病理模式是什么。
杨杰凯：在我们谈模式之前，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什么是对的？伊安阿迪斯和巴塔查里亚博士都在斯坦福，他们的研究中什么是对的？
科尔博士：是的。他们是对的，听着，感染病毒的人数远比电视上报出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导致，名义上的）病死率高得吓人，但真正的病死率，只有知道真实的感染人数时才能计算出来。于是他们走进社区说：“这（电视上报出的只）是住进医院里，面临死亡的人数。”
但实际感染人数远远不止于此，这使得该病的死亡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几，而不是百分之几。美国曾有过这样的假设，即在社会上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八的人会死亡，如果看一下意大利北部早期的数据。而实际上是，如果病人65岁以上，有四种并发症，那么有0.5%或1%或2%的可能性去世，但65岁以下没有并发症的患者，病死率几乎为零。
伊安阿迪斯博士及《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作者之一、巴塔查里亚博士，我和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二位很早就说对了，但是我们看到，政府的政策更多的是惊惧与恐慌﹐而不是遵循数据或那两艘实验船的例子。
我们之前聊过，我知道我们都是模式化的人。我的日常工作是每天亲眼观察数百万个细胞，在实验室里亲眼观察数百万个数据模式，我一年大概分析四万次活检，我要负责数万个血液检测。（我日复一日分析的都是）模式、模式、模式，我很早就看到了这些模式，然后我们对这些模式的反应让我恍然大悟：“等等，相关应对措施没有意义。我们应对疫情的做法、我们的公共政策，没有真正与医学（实际）相匹配。”
杨杰凯：有一段时间你只是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后来在某个时候，你获邀参加一个研讨会。跟我说说这个研讨会﹐我听说过一点儿情况。
早期变种病毒 早期治疗效果好
科尔博士：好的，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经历。当患者来到实验室时，我会对他们进行科普。我从其他同行那里听到了一些早期治疗的讲座，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些旧药新用的药物，并开始（用其）治疗病人。我的第一个病人是我弟弟，肥胖、患有一型糖尿病，他已瘦了一些。他总是让我告诉别人，他是我治的第一个COVID病人，他当时病得很重，在去急诊的路上。我说：“别去急诊，去药房，我开一些伊维菌素。”我治愈了他，24小时后，他打电话给我：“嘿，还记得我肺部疼吗？我当时血氧是86，现在已经达到98了，我感觉很好。”（这一切发生）在一天之内，这就是早期变种（病毒）对早期治疗的反应。
这是我早期的经验。从我们开始做测试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对病人进行科普。 他们来到实验室，不仅在我的团队中，我还亲自为成千上万的病人进行了拭子检测。我会建议他们：“提高你们的维生素D水平。如果我们现有的是国际性的维生素D缺乏（导致免疫系统混乱的）大流行病，请确保你们的免疫系统处于良好状态，这是关键。”我一直在做科普工作。
然后我开始做一些早期治疗，因为我从来没有忘记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执业医生。然后，我的一个朋友来到实验室，说：“嘿，你们爱达荷州的副州长，在立法会议期间每周举办一次教育研讨会，她希望有人就COVID疫情发表讲话。”
当地媒体报导了我们如何帮助社区，以及我们为社区所做的努力，在疫情第一波时，我在实验室住了三个月。
随后﹐我去州首府做了一个20分钟的午间闲聊讲座，当时人们正在吃三明治。我讲了一些关于COVID的花边消息。那时，我已经阅读了数千篇文章，看了数千名患者，我整理了一个概要。在做了这个有趣演讲的第二天，我得到了一些鼓励，我想，“好吧，这很有趣。”（有人告诉我，）“嘿，你演讲的视频点击量有一万了，有五万了。”
我想，“我没有发布任何东西。”是有人把演讲拍成了视频，然后就在网上传开了。当然YouTube随后把该视频拿下来了，因为里面的信息基本上是，照顾好你的免疫健康，服用维生素D。你猜怎么着，有早期治疗方法，你猜怎么着，说这些疫苗是试验性的。（常识是，）当我们在社会中使用没有长期数据支持的全新的东西时，知情同意权至关重要。
那么，人们告诉我，我以非常热情的方式，传达了一个非常有常识性的信息。它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甚至在今天的游行和谈话中也是如此。很多人告诉我，“我听过你的演讲”，就像，“哦，是的，我知道你。”
而让我感到震惊和惊讶的是，还有那么多同行没有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因此，第一次演讲后，我被邀请参加这个或那个节目，“你能在这方面对我们进行科普吗？”“关于那个问题，你能告诉我们吗？”而我一直是非常以数据为导向的，只是试图分享科学真相，然后指出我们正在制定或强加给人们的公共政策和决定与科学知识不相符的地方。
杨杰凯：然后你开始治疗COVID患者了？
科尔博士：是的。
杨杰凯：好。
我们的病人太多 迄今没有一例死亡
科尔博士：有趣的是，我的第一个病人是我的弟弟，他恢复得很好，他患有一型糖尿病，有并发症。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人会有不良后果：有并发症发的、有基础病的、年纪大的。我治疗的下一个病人是我78岁的母亲，可能是从我弟弟那里感染的，而36小时后她就好多了。经过预防性治疗，我父亲从没得过新冠，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病人陆续来找我，说：“嘿，我的医生不给我治疗，我该怎么办？”
然后，全国各地的几位医生同行提供了帮助，我们的病人太多了，还有远程医疗服务。（病人们一直问，）“你们能帮忙吗？”
我想，作为一名医生，我的职责就是帮助别人。医生和病人的神圣关系是关于人性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受苦，明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却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的医学界同行什么都不做，或妖魔化早期治疗，在这一点上，他们被误导了。
（译者注：善良的撒玛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着名成语和口头语，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从科学角度讲，我读了很多关于药物的作用机制、病理生理学、药物代谢动力学的书，了解了这些被诋毁的早期治疗药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伊维菌素对RNA病毒有多少作用，羟基氯的情况也是如此。有无数的研究和生物体内的机制表明，“是的，这些是抗病毒药物，它们不仅仅是抗寄生虫药。”事实上，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
杨杰凯：所以，至少（把它们用于治疗COVID）值得考虑。
科尔博士：绝对值得考虑，因为它们背后有基础科学。从而，是的，我开始治疗病人，到目前为止，我治疗了350到400名病人，其中没有一人（因重症）去医院，也没有一人死亡。因此，早期治疗确实可以挽救生命，病理学家为什么（直接去）给病人看病？我本质上是一名医生，做病理学之前，我做了多年的医学研究，如果我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我不会让他们受苦的，这是我的使命。
杨杰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并没有过多讨论维生素D的作用，因为坦率地说，这不需要医生开处方，对吧？
科尔博士：是的。
提高维生素D水平 患COVID的机率会大大降低
杨杰凯：据我所知，体内维生素D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据我所知，对抗病毒，维生素D会让你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也许你可以深入谈一谈这一点，因为你刚才提到过。科尔博士：对，我确实提到过，在那次演讲中，我提到过，“看，我们不只缺乏维生素D，而且达到了大流行的程度。我们现在室内的生活方式，当我在实验室看到这些模式时，我很震惊，意识到有多少人维生素D水平过低。”太多的医生没有对他们的病人进行维生素D检测。
维生素D本身并不是一种维生素，它是一种激素原，我们的身体会在春夏两季日照充足的时候产生维生素D。而在秋冬季节——这也是对我有争议的地方——我说过，“听着，没有所谓的流感和寒冷季节一说，只有维生素D低水平的季节。”
这有点夸张。但安东尼•马蒂诺（Anthony Martino）博士几年前发表的一项研究也说过，“听着，如果人们的维生素D水平正常，患流感或感冒的机率就会减半；如果真的染上流感或感冒，症状和严重程度也会减半。”
在医学文献中发现，维生素D水平正常可以降低17种不同癌症的风险、减少冠状动脉疾病导致的死亡、减少骨质疏松症、减少病毒感染、减少凝血障碍。维生素D有很多作用，因为它是病理生理学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我大声地说出了这一点，我说：“听着，如果能提高我们体内维生素D水平，我们患COVID的机率就会大大降低。”考夫曼（Harvey W. Kaufman）博士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回顾了19.1万名患者（的病历），并说：“嘿，看那，如果人们的维生素D水平高于50，那么得COVID的机率就会下降一半，重症率会下降80%以上。”
梅奥诊所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如果维生素D水平超过30，人们进入重症监护室的机率就会大大降低；如果低于30或低于20，那么病人插管的机率就很高。
我们很早就有了这方面的信息。维生素D就像一部优秀交响乐的指挥家，它告诉你的身体，这部分进来，那部分出去。这部分进来，以中强音和中音进来，然后降到钢琴。维生素D是我们免疫系统的指挥家。现在你听说过导致人们死亡的细胞因子风暴（注：俗称免疫风暴，是一种不适当的免疫反应）。
如果维生素D不足，人们的免疫系统就像朋克摇滚音乐会的狂舞区，乒乒乓乓地撞在一起，没有信号可以来开启或关闭。
早期去世的同事 护士和医生都是深色皮肤
维生素D是我们免疫反应有序性的奇妙指挥家，身体每个细胞的每个细胞核都有一个维生素D受体。作为一名病理学家和研究模式的人，我试图分享这一信息：即维生素D对我们的整体免疫健康是多么重要。杨杰凯：是的。而它并不是万能的，或是什么……
科尔博士：哦，不是万能的。
杨杰凯：但这听起来像是大多数人在COVID大流行时期可能想知道的事情，对吗？
科尔博士：在任何流感和感冒季节……看，这是另一个有趣的数据点，人的肤色越深、生活的地区纬度越高，维生素D水平往往就越低。因为深色皮肤是天然的防晒霜。因此，看看大流行第一波期间全世界的死亡率，在所有北方城市，都有一堵为医护人员修建的荣誉墙，我在英国一家医院的同行说：“有意思的是，所有在大流行早期去世的同事，护士和医生都是深色皮肤。”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公共卫生信息，因为随着人们的维生素D水平下降，对抗病毒的整体抵抗能力也会下降，不只是对COVID病毒，在任何病毒季节对任何病毒都是如此。
免疫反应的基本平衡也是如此。看看旧金山、芝加哥、底特律、纽约的情况。看看瑞典的实际死亡人数，大家都批评瑞典对大流行的反应，该国的死者是肤色较深的索马里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肤色较深，生活在北方气候中，而在他们的文化中，喜欢遮盖住自己，所以他们的维生素D水平为8, 7, 9﹐这是佝偻病的水平。
深色皮肤的人合成的维生素D约比肤色较浅的人少六倍
杨杰凯：这是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吗？科尔博士：是经过研究的，有数据。但公共卫生传播这样的信息，“这些人的死与此事无关。此事并不重要。”。但它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再说一次，正如你所指出的，维生素D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看看公共卫生忽视的信息。
几个月前，我受邀与其他四五个人加入了一个关于“种族和COVID”的联邦委员会，这是我提出的观点之一：“是的，我们很多人面临着肥胖危机，但我们也面临着维生素D危机。”
“我们听说了社会差异，它会导致COVID风险，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我们必须深入到基本的生物学差异。我们不是要教导人们，如果你有深色皮肤，如果你生活在更北的地方，你需要更多的维生素D，这只是一个我们应该分享的基本进化生物学信息。”
一个生活在芝加哥的深色皮肤的人所合成的维生素D﹐大约比肤色较浅的人少六倍。在写社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显然，对于我们正在努力优化健康的社区，这应该是公共卫生官员要传达的信息。看，我们能做什么，是既便宜，又容易地将信息传播出去呢？这是其中之一。这不是唯一能做的事情，显然地，但作为一个模式诊断专家，我想，“哈，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杨杰凯：那么就这些模式而言，你通过显微镜还看到了什么？
科尔博士：这是个好问题。而这就是引人深思的地方，从模式上看，是的，我和同行们看到的早期治疗……我没有治疗很多患者，我的同行们治疗的病人比我多得多。我尽可能地帮忙，因为我在实验室很忙，但在推出疫苗后，我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的皮肤活检工作。
推广疫苗一两个月后 出现某些类型的癌症
而我注意到，在推出疫苗后，有一种小的病毒性肿块，我通常在儿童身上看到，叫做传染性软疣，是一种副痘病毒，通常儿童会得上。之所以叫传染性疾病是因为它的传染性很强，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反覆传染。但通常当你二十几或十几岁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控制住它。杨杰凯：得了这种病对人有什么影响？
科尔博士：这种病毒只会引起皮肤上的小疣肿块。它不是人类乳头状瘤病毒，是一种副痘病毒，但它会导致这个小小的白色疣状肿块。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是）孩子们得这个病。当推出疫苗时，你还记得我们是如何首先把疫苗推广给老年群体的吗？我从全国和我所在地区的皮肤科医生和家庭医生那里得到了很多皮肤癌活检报告。
我开始注意到，通常在儿童身上看到的这种肿块在老人身上出现了上升的情况。我想，“哦，不，这很不寻常，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这是儿童疾病，不是老年病。”然后我开始看到更多，更多的病例，我想，“且慢，这是某种免疫失调（现象）。”而且我早就对使用实验性（疫苗）疗法有所顾虑，不知道某些成分是什么，不知道它们会有起什么作用。
我又阅读了成千上万篇关于COVID的论文，COVID是我念念不忘的事情，无论是在线讲座还是阅读讲座，查看免疫反应，试图找到是否有人写过这方面的内容，等等。那么，我看到了肿块，我看到了免疫系统失调，我想，“糟了，休斯顿，我们有麻烦了。”
因为那一类细胞，那类T细胞是使病毒受到控制的，这一家族的细胞也使癌症受到控制。而与此同时，大约（推广疫苗）一两个月后，突然之间，出现了某些类型的癌症，这些癌症是我在实验室里经常看到的。在年复一年看过50万名患者后，你会对所看到的东西有想法。
子宫内膜癌上升 先天免疫反应改变
我开始看到子宫内膜癌上升，还有某些类型的……黑色素瘤，我也开始看到越来越厚，越来越早。当然，我会想，“好吧，这是因为封锁，因为人们没去看医生，或者他们错过了就医？还是说，这与人们接种疫苗的时间范围有关？”两个原因都兼而有之，但我知道哪些诊所在大流行期间没有关门，哪些诊所关门了。我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我想，“好吧，我看到这些特定的癌症在增加。”
现在我的同行们会批评说，“这只是传闻”，而我要说：“是的，你是对的。我每年只看二万五千名病人，做四万次活检，不可能对此做一个完整的统计。”但至少我看到了这些模式，而所有的科学都是从观察开始的。
从而，我指出了这一点。然后，有意思的是，当我获邀在全国各地演讲时，其他的肿瘤学家都来找我或给我打电话。甚至就在昨天，一位放射肿瘤学家走过来对我说：“你是对的，事情有点不对劲，我看到了我们通常能控制住的癌症，我们知道可以控制这种癌症。
病人会有2, 3, 5, 6年的好年限，但是他们接种疫苗或者打了加强针两个月后，他们的癌症就像野火一样扩散，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很容易处理的病。”
那么重申一下，作为一名病理学家，我会去了解病理生理机制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荷兰的福萨（F. Konstantin Fohsa）博士等人有一篇很好的论文，研究了于辉瑞的疫苗。
他们（福萨博士的团队）对注射疫苗后的免疫系统做了很好的分析，他们的结论令人震惊和担忧，因为报告称，我们看到了先天免疫反应的改变。人们在新闻里听到的都是抗体、抗体、抗体。抗体是什么？那不是我们免疫系统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的T细胞反应。
当入侵者进来 T细胞最先投入战斗
T细胞是我们免疫系统的海军陆战队，是最先投入战斗的，当入侵者进来时，它们有小手榴弹，它们用一种叫做穿孔素的脢戳一个洞，然后扔进一种大的脢，它们炸毁受感染的细胞，对癌症也是如此。它们整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人们的免疫系统是这些士兵，T细胞、巨噬细胞或树突细胞。它们是你的前线，辨别“这种东西是朋友或敌人”。它们会和你的细胞握手说，“哦，这个细胞发生了一些突变。这是一个早期癌细胞。”它们会炸死癌细胞。荷兰的那项研究表明，这个先天免疫反应似乎被改变了，导致（免疫系统）行为不正常。
我们有受体，这些小拼图模式的受体，这个锁着那个，它们被称为“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或译为类铎受体，是单次跨膜蛋白，识别侵入体内的微生物进而激活免疫细胞的反应，在先天性免疫系统中起关键作用），拼起来就像收费公路。
Toll样受体7和8对发出信息非常重要，告诉你的身体：“嘿，你需要保持清醒并开动起来，打败这个病毒、那个病毒、那个病毒。”人体内一直有病毒，但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说，“没事，我会控制住，你们不会被激活，你们现在不能感染我，我们加把劲，我们知道如何击退你们。”
还有一些Toll样受体，它们对你的先天免疫系统非常重要。你的T细胞会说，“嘿，如果你的数量正常，那么我们就会加把劲击退那些癌细胞。”在福萨博士对辉瑞疫苗的研究中，他们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受体被抛弃，没反应，或者被彻底关闭了。
因此，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你给士兵们发信号，士兵们则在营房里打盹或者喝醉了，他们甚至无法醒来。而现在，如果看一下数据，就会发现接种疫苗后有很多带状疱疹爆发，很多，这也是我在实验室里看到的一个模式，这是因为这些Toll样受体被降低了。
同样，我开始看到癌症发病率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机理的角度来说，那些本来应该开启的东西被无意地关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它的基因受体，刺突蛋白与P53肿瘤抑制基因结合，P53是我们基因组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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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思想领袖》制作组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