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卫国：大法缘牵三十载

（一）生命在等法

小时候，在我十一岁之前，自己的活动范围只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郊区工厂几百米范围内，对于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周围的人都比较朴实，工厂的学校只要有人考上大学，就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会作为父母鼓励我们的范例。可是，更多的时候是有些年没人能考上大学，我们叫做“剃光头”。

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得到一个机会从郊区工厂调到市中心的一个科研单位成为车床技师，我们的生活开始改变。我当时，大胆提出想要跳级并在暑假努力读书，结果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入学考试跳了一级。

其实，父亲从小是孤儿，十四岁随他舅舅到新疆支边，母亲也是独生女，我的外公和外婆离世也很早。由于失去亲人早，父母将全部的爱付诸在我们三个孩子身上。记得我小时候，当我考试取得好成绩时，看到父母很高兴，于是我就更加努力去学习，希望父母总是笑口常开。父母由于时代和家庭原因，没能上几年的学，我能体会到父母望子成龙之心。我学习成绩一路领先，班级中其他同学已习惯于仅谈论争夺第二名的意义。我初中是在一个刚建立的中学就读，升高中时考出乌鲁木齐市第三名的成绩，新疆自治区重点中学（实验中学）校长派人找上门来，让我转学到实验中学并说未来是上清华北大的料，可以看出当时父母真的很高兴。在高考前的全市预选考试（当时，有一半的学生被刷下来无缘高考考场），我取得651分的高分，拿到清华大学的推荐表。高考之后，顺利成为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

虽然学习了很多课本知识，但是有很多现象和体会是课本之外或与课本知识矛盾的。父亲曾多次说起他在一次工作事故的经历：车床工是不应该戴手套操作车床的，有一天，他无意间戴手套在车床上工作，突然，他的手套被车床吸住，上千转的车床转速，意味着手会被绞入，手和手臂将会失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股力量一下将父亲的手和手套拽出来。太危险了！父亲看到前方有一个金色的神，然后隐去了，父亲得到保护。父亲和弟弟都曾经看到过另外空间，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很相信他们说的。

我高中时的男同桌，在冬天的一天晚自习中间休息时，他和我站到学校操场的高处，望向灯火通明的教学楼，他对我说：他们在那学习真可怜，他曾经出过一次车祸，灵魂出窍，在空中看着医护人员抢救他的身体，自那以后他对世界的看法就改变了。

（二）缘起

在清华上大一时，由于同学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学习（可以说拼命学习），竞争非常激烈。早上一大早，图书馆就排很长的队；晚上十一点宿舍楼熄灯，一些同学还用应急灯继续学习，或从厕所拉电线点灯。我也是铆足了劲学习，最后，下学期的夏天期末考试前，我学到拿起课本就想吐的地步。大一结束后，我班三十个学生，一个肺结核休学一年降级、一个胸膜炎休学半年、一个肺炎休假几周。

我由于身体不好，体育成绩就不好，再加上英语成绩不好，这两项拉分，大一的成绩只排到第七名，获得优秀学生三等奖。看到周围得病的同学和想到自己学到拿起课本就想吐，我不想那样拼命学课本了，我想改变。正好，一位博士研究生需要勤工俭学的学生帮助画设备图纸，我是机械制图的课代表，我被选中，并且他还指导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研究。我也加入学校的学生科技协会，想走上一条科研的道路。

1992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的一位同学，他父亲是化工部的，得到几张北京19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入场券，他邀请我与他一起去观看，我非常高兴答应。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北京大北窑国贸大厦，一路上，车上乘客都是满满的，我们看到大家都兴高采烈的谈去参观东方健康博览会。我们到达后，真是人很多，热闹非凡，我们得到许多展位的宣传品，袋子都装满了。由于太嘈杂了，我与师父的法轮功展位擦边而过。

1993年我参加清华大学“挑战杯”学生科技作品展获得一等奖，并于年底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作品展中获得三等奖。我获得清华大学校级因材施教生资格，师从高春满教授。我的花生豆腐和花生全价开发利用项目被学校选中参加在1993年12月中旬于北京三元桥的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北京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当时，我站在清华的展位上，颇为感慨：“去年观看展览，今年参加展览。”一天中午会场休息时，参观的人都离场，我们有机会吃午餐，展览中心就剩下参展的人，大家也可以四处走动看看其他展位。师父与另一位男士来到清华的展位，我就介绍花生豆腐和花生饮料并请师父品尝，师父没有尝试。我问师父是哪里人，师父回答是吉林人。我说：“东北大豆比较多，是产豆腐的地方。东北花生也不少，也可以尝试生产花生豆腐。”师父问：“豆腐渣是否能做豆腐？”我说：“豆腐渣不能做豆腐，它有别的用途，可以作饲料。”

在展览会最后一天，我亲耳听到高音喇叭在会场播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获得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鼓励大家听傍晚师父的带功报告。由于我需要按时坐清华校车返回学校，我错过了师父的带功报告，真是非常可惜。那时，我还曾看到有人在会场外边学炼法轮功。

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错过师父的带功报告，但在与师父的对话过程中，师父已经调理了我的身体。我大三体育成绩一下提高到97分，这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虽然在学习和科研压力大的情况下，但是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自大三开始，我获得很多奖学金、奖金以及技术转让费，不用向父母要钱了，后来还给父母寄钱和资助弟弟在北京上大学。

（三）得法修炼

在清华大学校级因材施教导师高春满教授的指导下，我们发表了《角鲨烯提取工艺》和《米糠油全价开发利用》两篇文章，开发了一项技术无油无蜡增光剂通过技术转让实现工业化。高教授非常注意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启发我去理解和用实践去检验。他曾多次提起在1949年前，他受到的私塾教育是真正的因材施教，那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特长的人才；而中共执政后板砖式的教育抹杀了人性，消磨了人的特长。

1994年6月，高教授的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师父在济南的法轮功学习班，由于学校很忙，高教授无法成行。他的朋友在1994年8月5日上午给高教授买了飞机票，然后打电话给他让他参加师父在哈尔滨的法轮功学习班。朋友的盛情难却，高教授去参加了。1994年8月12日哈尔滨的法轮功学习班结束后，高教授回来，改观很大，烟瘾很大的他一下戒了烟。

我作为高教授的学生，当然的成了他洪法的对象。可惜第一次我用自己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和理论与高教授辩论，没能进去。之后几天，我突然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我很想与他交流，可惜我在办公室等了他一下午没等到。1994年8月19日，我在他的办公室遇到他，我说出这几天的感受，想与他交流。这时，他开始讲法轮功的法理和功法，我静静的听着，突然双脚一股热流徐徐上升到小腹部位，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他也体会到法轮的强烈旋转。我立即说：我要修炼法轮功。高教授说他已经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前的西南联大牌子前建了一个小型的炼功点，希望我参加。他还写下学生法轮功学员袁江的名字，希望我能找到他。

清华有两万学生，我到哪里找袁江呢？再次神奇显现，我在学生食堂吃饭时，遇到一位我认识的佛教徒学生，我问他：“你知道有谁炼法轮功吗？”他指着食堂门口说：“那个正要出门的就是炼法轮功的。”我当时惊讶：天呀，这么巧。那个炼法轮功的学生叫王宝军，是从袁江处知道法轮功的，可惜他们在清华还没能建立炼功点。我立即追出食堂叫住王宝军，说明来意，当我到他的宿舍，看到桌上放的《中国法轮功》书，我双手拿起书，立即就感到双臂间一股强大的能量流在旋转，我翻开书，首页师父的照片，感到非常熟悉，印象非常深刻。我向王宝军借了《中国法轮功》书，并约他一起去高教授建的炼功点。当天晚上我从炼功点回来后，我将《中国法轮功》读了三遍，我热烈盈眶，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回答了我许多长久思考迷惑的问题，我知道我是为修炼来到人世，我必须好好修炼。

在得法修炼的1994年，我们清华法轮功学员们每天都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听讲法录音或集体学法轮功书籍，我们也开始扩大洪法，扩建炼功点，高教授由于有翻译法轮功着作的任务不能耽误，他找到王久春教授，让她出面负责清华炼功点。在中共江氏集团1999年7月20日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前，清华共建了十一个炼功点，每天都有四五百人参加炼功，曾接触或短暂修炼的人数就更多了。我与高教授也经常参与学校外的洪法炼功活动。

在我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回家过年，我就急忙向全家人推荐法轮功。在我回家之前那段时间，母亲正是头疼而且晚上睡不着觉时。母亲第一天炼功，而且将师父的《中国法轮功》书放于枕头下睡觉，那一夜，母亲醒来后说：“很久没有睡过这么好的一觉！”这显现出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为能使母亲快乐而高兴。紧接着，弟弟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母亲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好了，人也更乐观了，加上我和弟弟都能用大法学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父亲虽然没炼功，但支持我们，我们全家人感到很幸福。

得法修炼后，尤为庆幸的是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师父莅临清华大学建筑馆，在《转法轮》精装本首发式上讲法，并与清华大学部分法轮功学员合影。

师父在离开清华时，对我们几个送他的学员说：“你们肩负着开创未来科学与文化的使命。”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一直牢记这一使命。

（四）“四•二五”中南海和平上访

师父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开始洪传法轮功，短短七年中华大地上就有上亿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同时，法轮大法也传到海外几十个国家。在人类道德大面积下滑，信仰迷失时，法轮大法有如春风给世人带来生机。然而，以江泽民、罗干、何祚庥之流不断造谣，不断在各地滋生事端，当以乔石为首的针对法轮功的调查报告高度评价法轮功之后也不能阻挡江泽民、罗干、何祚庥之流的所为。何祚庥在天津一家杂志上给法轮功造谣，学员请该杂志更正错误，结果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到四月二十三日几十位天津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非法殴打和关押。北京学员无奈之下只好向中央请愿，请总理朱镕基出面解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如往常一样早上五点五十五分到清华小树林法轮功炼功点，当我听到天津警察非法抓捕天津法轮功学员，我决定上访，我与另外几位清华学生骑上自行车直奔中南海信访办。路上，两个小时的行程，我脑中出现一九九六年光明日报诽谤法轮功事件、一九九七年北京青年报诽谤法轮功、一九九八年北京电视台给法轮功造谣、一九九八年清华大学对法轮功开始诸多限制（甚至要求不让放音乐和挂横幅）。因为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我们必须要让人知道真相，让人不要跟随坏人做坏事，每次，我们都带着各种证明资料（有的带医院的病历本、有的带CT扫描图像、有的带科学证明资料、法轮功传单和书籍）去向相关部门去讲真相纠正错误。我在想为什么总有坏人不断滋生事端，这次一定要让总理朱镕基（也是我的清华校友）知道，让他出面阻止坏人的恶行。

早上八点，我们到达中南海，我们看到许多条路的人行道上已经有很多人站着，一看他们都非常朴实、个个慈眉善目、面色红润，就知道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锁好自行车后，径直走向中南海的西门。几个警察过来，叫我们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不要集中在一起。由于来自不同地方，周围许多学员都不认识，我们也不聊天，每个人都默默的学法背法。

下午一点多，突然掌声响起，许多各类的鸟直向空中飞去，有学员喊：法轮、法轮，蔚蓝的天空，此时，太阳也发出刺眼明亮的光。由于我们是法轮大法学员，我们知道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几秒钟我们就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手中的《转法轮》书，字字金光闪闪，我眼睛湿润了，师父慈悲呀！

下午三点多，我见周围不远处有一位老太太坐在墙边，还没有吃饭喝水，我就问她：“您需要面包和水吗？”她缓慢而客气的说：“谢谢，我不要，我怕用后麻烦大家领我上厕所。”我唰的一下，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没关系，我会让人带您去厕所的。”她非常客气的说：“谢谢，不用了，不用了。”没多久，清华的王久春教授过来，认出这位老太太是清华一位老教师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后来天色渐晚，王久春教授就让人打出租车将老太太送回家以免她的家人担心。多么好的老太太呀！她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同时，也从大法中修出了能为别人着想。

晚上，九点多，我们得知总理朱镕基将会妥善处理天津警察非法抓捕学员的事件，我们收拾好周围的垃圾（包括警察扔在路上的烟头），然后各回各家。

（五） “七•二零”

在1999年7月20日，我得知当天凌晨一些法轮功炼功点的义务辅导员被抓了，我和其他清华法轮功学员决定去上访。我们去的是北京皇城根，上访的学员很多很多，大家都是很平和的排在路边，沿街看去很远的地方都有法轮功学员。

令我有些惊讶的是，之前“四•二五”上访，现场只看到警察，而这一次则还有军人，站在路边离我们最近的是一些新兵，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有学员给他们讲法轮功怎样好，后面年龄大一点的“长官”就开始踢他们，不让他们听。有跟我们学员交谈的新兵说：在这之前，他们看了三天诋毁法轮功的录像，但是在现场看到的却是这么多非常平和的人。

后来学员们被送上了很长的那种公共汽车，被拉到了丰台体育场，里面至少被送进几千人。那天天气非常热，没有食物和水。从下午到深夜，法轮功学员们就在里面学法、背法或者炼功、交流，整个场面都非常平和。天暗下来的时候开始下雨，有个画面让我也感到震撼，我们的学员带了伞自己不用，都拿着给那些新兵小伙子挡雨。

很晚的时候有大批军人进到体育场里，大概跟法轮功学员人数差不多，整个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了。大家手挽手不让军人把我们往车上拉，因为这个时候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军队为了把学员再次拉上车对学员拳打脚踢，一个清华的女法轮功学员当时正怀孕，挺着大肚子也遭到如此‘待遇’。

那些车驶向不同方向，我在的那辆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车门被冲开，我跟着下来了。大半夜的也不清楚自己具体在什么地方，最后我是打车回到清华。在我的住处旁边，看到停着警车，于是我到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借宿，当晚那里陆陆续续来了将近十个人。当时，大家都说：“放下了自己的一切，就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事实讲清楚。”

抱着想让政府知道法轮大法好，释放那些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的念头，第二天，天稍有点亮，我们又一次去上访。这一天警察和军人特别多，没有办法靠近国务院信访办。我只好跟不少法轮功学员一起站在西单商场附近。后来我们又是被大车装走，辗转先到石景山体育场待了几个小时，大家仍然保持着理智祥和，在地上坐着或者炼功。之后我们又被运到北京101中学，被安排在教室里，当时学校已经放假。那个时候军人的手里都拿着枪。

大概下午两三点钟，我听到外面喇叭里开始广播要“镇压”法轮功，不断地播。当我听到广播中歪曲和诋毁师父和法轮功时，我心如刀绞的剧痛，这么好的师父和功法，遭受如此攻击，我完全不能接受。一些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上了年纪的学员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了。一位我认识的中科院医生，一听到广播马上汗流不止。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恐怖真的是深深刻在人们心灵上的创伤。这个时候有的学员开始站起来炼功，却招来军人的拳脚。一位中科院的女学员也站起来炼功，两三个军人把她单独拖到楼上去了，没人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半夜快12点时，开始登记学员们都是哪里来的。更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喊我的名字，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走过去，原来是清华派出所来人接清华的法轮功学员回去，回去后，我们继续被迫看污蔑大法的录影。当时，在中国，每一天的报纸、广播、电视台全都在诋毁法轮功。清华校园里也到处贴告示不许炼功，还要求大家上交大法书籍。

“七•二零”之后，学校领导和老师私下告诉我，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头目李岚清亲自在清华坐镇要抓典型，当时我是清华大学特别奖学金获得者，拥有“万字号人物”称号，老师们不希望被重点培养的我遭到迫害，让我尽量躲开。

1999年夏天，我刚刚硕士毕业，从年初，我就在办理去英国留学的手续。1999年8月9日我拿到英国留学签证，8月12日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匆匆上了飞机。因为我知道中共没有底线，担心路上有人会翻行李，我特意将小本《转法轮》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带出了国门。我是带着失望踏上飞机的，我内心多么希望中共能停止镇压法轮功，还人民以真善忍，还人民平和的炼功环境。

（六） 中共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不顾其他六位常委的反对，一手挑起镇压法轮功，江泽民利用军、警、特务、媒体对法轮功疯狂镇压。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也是当时六一零办公室主任）亲自坐镇清华大学，对清华几百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一年间，法轮功学员就有四十几位被非法判刑（最长十三年）和劳教，许多学生被学校开除。与我一起炼功的袁江在二零零一年被迫害致死，我的因材施教导师高春满教授于二零一一年在中共迫害中离世，我的化工系学妹柳志梅二零一五年在中共多年迫害后离世。

母亲也成了这场迫害的受害者，她原本通过修炼法轮功使长年多病的身体获得了健康，在中共疯狂的迫害中失去了修炼环境。弟弟为讲清法轮功真相，去天安门表达心声，曾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四次。最后一次，弟弟在绑架洗脑迫害中，采取绝食抗议，三天后，他被遣送回乌鲁木齐。由于来自警察的压力，尤其二十四小时全天的监控，对母亲的影响很大。母亲身体状况开始变坏，另外也担心我在海外的情况，对于我的思念也加重了负担。二零零三年二月，父亲在母亲下葬之后才告诉我，那是父亲怕我知道消息后立即回国，而我又是被国内警察重点关注的对象，父亲怕我回国出事。父亲说：“你妈是想你们想死的！”我听后非常难过：母亲是带着对孩儿深深的思念与世长辞。而我是由于中共，无法见母亲最后一面。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的护照到期，必须延期或换新护照。早在二零零零年，中共大使馆就将我与另两位英国法轮功学员列为重点关注对象。我们曼彻斯特大学法轮功学员在二零零零年底成立了法轮功学生协会，在学校很受欢迎。曼城中国领馆曾出面想给我们大学施压取消我们协会，但是他们未能得逞，反而使我校的教职人员对此施压行为非常反感。当时，英国法轮大法网站就建在我们法轮功学生协会的网络上，曾出现过大陆网络特务攻击我们网站事件，使得我所在的系网络出现被中文红色字幕覆盖事件。我个人也收到不明来历电子邮件，内容诬蔑法轮功师父。我的电子邮箱出现过几次不断收到不明大邮件，给我系计算机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护照到期之前去伦敦中国大使馆办理延期手续，得到五月十八日领取护照的取证单。但是，五月十七日下午两点，我意外的收到中国大使馆人员的电话，他告诉我：“你明天不用来了，因为你在特殊名单上，必须得到国内的同意才能延护照。”我问：“什么特殊名单？”他说： “你自己知道。”我说：“难道是因为我炼法轮功？”他没说话。我说：“炼法轮功也应该延护照。你不给延护照，那我的护照怎么办？”他说：“你如果想要你的护照，你可以把它拿走。”我说：“好，谢谢。”

第二天，我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去大使馆签证处领未被延期的护照。服务员左找右找都没看到我的护照，她急忙打电话给她的领导，说：“有一个叫谢卫国的护照找不到。” 她的领导说：“我马上下来。”两分钟后，一个中年男士下来见我们。他将我们带进去，关上门，在楼道里，他掏出我的旧护照给了我。我给他讲了我修炼身心受益的事实，国内同修受迫害的程度，我们海外的同修必须出来呼吁停止迫害。他当时非常紧张。他说法轮功学员在国外损害中国形象，他认为学员在大使馆外24小时请愿最让他感到不舒服。我解释我们是得到英国政府许可在这里表达我们的心声，希望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英国是民主国家，我们有在这里表达心声的权利。当我问他：“我何时能获得护照延期？”他说：“不知道，我要等国内的答覆。”我问：“我们可以和国内联系吗？”他说：“可以。”我问：“和哪个部门联系。”他翻开我的护照首页，指着红色印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他说：“和他们联系。”

我能理解他仅仅是一个工作人员，他没办法决定我的护照延期。我就尽量与他谈法轮功真相和大法在英国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显得很紧张，在最后，我与他握手道别时，我感到他手冰凉。他的确很紧张，甚至在我们临出门时，他才想起来问与我同去的同修：是否与我同一大学？同修回答：“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朋友。”

中共大使馆没有延我的护照，我成了无国籍人士。在我加入英国籍之前的七年时间，没有护照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每次搬家去警察局换地址，都是要多花时间，警察还得另外复印我的材料。每次在英国延签证都是等待时间很长的，我还得附加许多英国议员对于我没有护照的关注支持材料，每次英国政府都会发给我一张盖有签证的纸，这张纸是不被其他国家允许作为旅行文件的。我得到过这样的四张纸。在找工作和办理银行业务时，都是极其麻烦。我完全无法出国旅行，我无法参加自己课题工作的国际会议，虽然我课题的国际合作伙伴们理解我的处境，但是对于我们的课题是有很大影响的。

父亲和母亲希望我能回国与他们相见，但又怕我回国被迫害，只能不断的盼望。2021年1月28日，我收到弟弟发来的电子邮件说：父亲今天刚去世。非常突然，虽然父亲在那之前的一年身体不太好，但那时四天前与父亲通电话，感觉他状态还挺好。由于中共在新疆对于国外打来的电话进行干预，不到一分钟就掐断，并再也打不通，与父亲的最后电话就是不到一分钟。原本以为还有机会，令人痛心的是永远没有机会了。

（七） 在国外反中共在大陆的迫害和讲清大法真相

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23年时间里，作为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责无旁贷要向世人讲清真相，世界许多地方都留下我们的足迹。中共迫害法轮功不止，我们揭露迫害和讲真相的脚步就不停。

在2001年，我参与“紧急救援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活动，从英国伦敦出发，经法国北部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厦，全程240英里的SOS步行。SOS长途步行，跨越欧洲三个国家，显示对人权的尊重，是超越地域、文化、国界和肤色的。当信仰“真、善、忍”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到邪恶赤裸裸地残酷镇压的时候，不能因为地域、国界和肤色的分隔，使邪恶逃避惩罚、冤案不能昭雪！

一路上，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接见我们和很多媒体采访了我们，使得许多世人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法轮大法开启了我们的智慧，开拓了全新的认识生命、宇宙、时空的视角。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必将开创崭新的未来文明。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