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旬，中国多所知名大学宣布退出世界大学排名。大陆媒体和门户网站说，中国人民大学“亮剑”了，宣布从2022年起退出世界大学排名，不再向排名机构提供相关数据。同样做的还有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这三所学校同属中国的“985院校”，亦即它们都属于中国重点建设的39所最好大学的名单。南京大学提出要“精准办学，发展目标定位”，清理以论文数量、国际排名为参考的评价标准。《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报导说，退出的原因，是人大对排名靠后不满，认为排名没有真实反映学校的实力，所以“不想再被洋指标绑架”。另外一种解读认为，这是一个重磅信号，是中国的教育话语权和文化主权“回归”了。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们知道，就在4月底，中共首脑习近平刚刚去过人大考察，习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走出所谓“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还说“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显然，人大这个中共党干的摇篮，认真地领会之后，迈出了愚昧的这一步。
有的观点认为，人大等高校带头退出世界排名，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内卷”，其它学校为了表“政治忠心”，也会跟着退出。这样的发展形势，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即便是中共不从行政体系上下令，中国高校也从来不缺中共的应声虫和为五斗米折腰的党官。中国高校甚至会大面积地、全面地退出世界体系。
中国高校退出世界排名，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世界各国的高校，对这类的大学排行榜，会听一听、看一看，如此而已，对自己有利的可能也会在营销推广、公共关系作业中用上一用，但不会把这些排名当成金科玉律。排名其实就是媒体的一种运作，反映的是一部分高校学术和教育业绩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全部，甚至不一定准确。它们对高中毕业生和申请研究生的青年人，可能有一些参考，但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参考。各种各样的专业评级和认证（accreditations），比如商学院的AACSB认证，整个大学的区域或全国性认证，才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人员如大学校长和校董会们，真正关注的内容。但国际排名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高校的“兵家必争之地”。英国的THE、QS等世界大学排行榜，也成为中国学子留学欧美的重要参考。但这些排行榜的评价标准并不一致，排名与认知多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饱受诟病。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高校退出这类排名，并不意味着别人不能继续将你列入排名。但因为提供的资讯不足，可能得出更加不利于某一高校的排名。所以，中国的这些高校可能得不偿失、伤及自身。
中国这些大学宣布退出国际排名的原因，当然是出于政治的，也是出于学术的。它可能是中国加速与当代世界脱钩的一部分，也是中共加紧对学术界和知识界控制的一部分。
中国的高校扩招，导致在校人数剧增，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文凭含金量降低。今年4月北京朝阳区公布了其2022年公务员录用名单，其中酒仙桥街道的“城市管理执法岗”，由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女博士王梦真“侥幸竞聘成功”。崔各庄的另外一个城管监察岗位，是由一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归来的硕士“勉强胜任”。据说，此次朝阳区城管等“基层职位”的208人，北大、清华、人大、外交学院等名校生的比例，高达95%以上！
中国高校不愿意参加评比，也跟自身的学术水平有关。如果知道自身的学术水平不到位，评比的时候都在几百名、上千名之外，跟中共吹嘘的大国、强国、盛世、伟光正的身分不符，也自然不愿意参加，所以干脆撤出来，自吹自擂，自我标榜为好。
就在最近，撤稿观察网（retractionwatch.com）披露说，美国计算机协会（ACM）日前从数据库中一次性撤回了323篇论文，原因是这些论文及其同行评审过程的诚信度，以及所称“会议”的诚信度值得怀疑，而ACM此前已有相关的教训。据说，这些论文来自中国地下的“论文工厂”，论文作者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有些甚至来自中国的“双一流”高校。ACM发表的这批论文，来自去年8月在印尼举行的第六次信息管理和技术国际会议（ICIMTech），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数据库（IEEE Xplore）同样出版了一批同期ICIMTech会议的论文。ACM是全球计算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学术组织，其图灵奖（Turing Award）被视为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
被ACM撤回的323篇论文作者，其所在研究机构包括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双一流”高校。所谓的“双一流”，就是被中共列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高校。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2013年发表的《中国论文集市》（China’s Publication Bazaar）调查报告说，中国造假论文收费从1600美元到26,300美元不等。购买一篇论文的费用，超过中国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年薪。国际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杂志也披露，中国“论文工厂”批量生产“假冒论文”，仅来自中国医院的造假论文数量，在过去20年里就大幅增长了50倍！
更令人遗憾、令人发指的是，虽然有无数的这类论文撤回、文章造假的事例被披露，但人们看不到这些中国高校公开的惩罚措施。也就是说，这样的事件在中国教育界，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是不足以成为剥夺教授资格的事情；或者说，可能很多、更多的教师都卷入了类似的事情，而只因为法不责众，所以没有能够被处理？
中共如今开始的这次远离世界、远离西方、远离国际通行的高等教育标准和模式的做法，无疑是倒行逆施、自我孤立，进一步走向与人类文明为敌的路线。它或许还意味着中国高等院校第三次“院系调整”的开始，意味着又一次的倒退、复辟、回归更利于中共统治和控制的前苏联模式的院校设置和教育体制。
中国的高等院校，在中共的控制之下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第一次的整合和重组，在1950年代初期，中共将大批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内的院系一一拆分，并重组成为新的、仿照苏联模式的专门学校。中共的高等教育体系，跟中国当时的政治体系一样，放弃了中华民国教育部建立的、欧洲和美国式的教育体系，照搬了前苏联的教育模式。
第二次的“院系调整”，是在文革之后。中共在文革中，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工农兵学员制度和“交白卷”、“反潮流”等等反智和反理性的行为，导致中国人才短缺、人才断层、教育陷入绝境。在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之际，进行了这一次部分的回归理性的调整。
第二次“院系调整”发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也正好是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学潮之后。中共国务院决定放弃苏式的体制，回归原有的、中共建政之前的教育体制。中共把许多专门学院更名为大学，并将学院内的部分科系扩建为学院，以变成综合性的大学。中共教育部也批准将部分高校并入原有的部分学校，部分高校重新回到舞台，或由若干学院合并而成立新的综合型大学。
中共为什么要做这个劳民伤财、不符合教育规律的“院系调整”呢？为什么后来又不得不回归传统、回归正统、恢复民国时代的体制？为什么现在又开始折腾不已、又要复辟和倒退呢？这一切都与中共的统治、中共统治的失灵、和中共面临最后的灭亡之际、再度需要保党、保命、保中共体制的需要有关。
中共自己承认“院系调整重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各大学与中华民国的历史联系。”中共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割断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为中共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威权管制，便于他们掌控中国的高等教育。
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苏联大学的体制为模板，大力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削减综合类大学。比如，北京的学院路上就曾经有所谓的“八大学院”，它们现在是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当年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中华民国建立的六十馀所私立高校，全部被废除，改为公立。原来的教会学校，被国有大学吞并。工科比重强化，文科比重弱化，便于中共用高校为其工业化和军工产业服务，也为其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毒害民众、洗脑青年人做铺垫。
欧美大学采用的模式，是通才教育，实行学分制，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而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被称为专才教育，是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中共按计划经济的需要，按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培养技术人才。调整后的学生不能自由选课，也不能自由转系、转专业。这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也难以发挥。
1930年代，中国有39所大学，17所学院，23所专业学校。在大学与学院中，有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立大学并存的多样化格局。欧美教会在中国办了许多着名的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之江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因为是信神、宣扬正信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所以被取缔和肢解。如上海的圣约翰、震旦、沪江等，被肢解安插到其它院校之内。院系调整中，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教育，社会学、政治学、神学、心理学等学科都被停止或彻底取消。
中共第二次的“院系调整”，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大量院校重新合并，高校体制部分的回到正轨。但即便如此，后来的所谓“综合性大学”，多数属于专业性较强的文科或理工科院校，学科仍然非常单一，发展也很不均衡。这些新的“综合性大学”也没能继承50年代前的传统。中国大学的命脉，仍然处于被中共因政治原因而割裂的状态。
伴随中共院系调整最大、最具毁灭性的后果，就是中国高校彻底丧失了它们的自主权。大学成了社会的一个行政单位，沦为共产党统治和灌输洗脑的工具。中共治下，中国大学不再是自由的、探求真理的乐园，而是成了专政、斗争的前沿阵地。中共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的大学都首当其冲，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
中共在各高等院校施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院系调整，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党全面的胁迫、洗脑、和全面的组织与思想上的“改造”。政治教育取代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教育，抽空了大学教育的人文内涵，使中国大学的教化作用不断衰微、消失殆尽。难怪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大学已经成了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摇篮。
可以预计，中共这次让教育界与世界分割、远离世界的运动，是跟中共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倒退和封闭、闭关锁国、回归计划经济开倒车，一脉相承的。中共中央党校最近据说收集了许多“反馈意见”。反馈意见中，许多党员表示担心习近平将意识形态置于旨在保持经济强劲的务实举措之上。一名党员称，政治挂帅已取代经济挂帅，成为党的中心任务。显然，政治挂帅在高等教育中的体现，正是中国高校的内卷，脱离世界潮流。与此同时，中国大学还在盲目扩招，每年毕业1000万大学生，高校债务负担愈加沉重，教培行业屡受打击，政治上加快回归毛左，学术上用马斯哲碾压人文教育，轻视人文和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专注于培养“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
中国大学逐渐远离世界文明，更深地陷入中共的红色漩涡，也伴随着中共对自己的党员的奴化和洗脑，在过去七十年逐渐升级。据悉，中国目前有三千所党校，数目惊人，挪用国库的教育资源可想而知。难道，中共会逐渐弱化大学的教育功能，把数千所中国大学变成另类的中共党校？中共在覆亡前夕的这一对知识界的摧残，无疑是七十年前那场教育灾难的重演。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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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