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上海正式解封了，虽然一些地区仍被封控，但不少重获自由的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走上了街头，来到了外滩，重新体会“自由人”的感觉。只是有些人却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因为在过去两个月封城期间，他们或跳楼死，或被饿死，或因得不到及时救治离世。而他们的离世，给他们的亲人朋友带来的伤痛犹在，亦让无数有头脑的人重新审视他们的未来。
此时的上海，已不再是两个月前的上海了。不仅经济恢复需要时日，而且民心恢复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可以说，上海人和客居在上海的外地人、外国人，对中共当局的信任降到了谷底，没有人知道，他们心中的创伤会持续多久。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政府，为了自己政权的稳固，面对民心丧失殆尽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让民众重建信任，如何收回民心。复旦大学外院教授曲为国就建议道：“上海市政府需要公开道歉，以获得上海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修复与人民之间受损的关系。”
然而，上海市政府不仅没有公开道歉，其操作再次让世界大吃一惊。不久前，大陆门户网站网易刊登了一篇题为《上海“封城”原来是乌龙，让人情何以堪》的文章，文章称5月29日，上海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有关领导正式否定了“封城”的说法，表示“上海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不能使用‘解封’的提法”。居委是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居委的行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不是政府指令等。也就是说，封锁小区是居委的命令，是居民的决定。
这可真是咄咄怪事，滑天下之大稽，上海当局在把所有人当弱智吗？是谁在3月26日新闻发布会上反驳网上“封上三、五天，封上一周”的建议，说上海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还承载了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重要的功能，甚至于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所以上海不能封城？
是谁在3月28日宣布“沪式鸳鸯封”，之后又宣布“全域静态管理”，不过是将“封城”换了个词？甚至还连保障民生的快递全部停止。
是谁勒令民众足不出户，甚至将出现阳性的楼栋“硬隔离”，其道路及大门等被铁丝网、硬钢板封锁，让住户成为了真正的“笼中人”？
又是谁穿着“大白服”，半夜敲门，将不愿去隔离的民众强行拉走？甚至暴打反抗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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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小小的居委会可以决定的吗？据大纪元报导，上海市浦西地区一居委会人员对被甩锅的回应是：“擅自封锁小区，居委有这么大权力吗？居委肯定是要听上级的，我们上级是街道，区政府给街道下发文件或者口头传达市政府的要求。”
既然不是居委会的决定，那就是居民的决定了，罪责在百姓自己了。按照上海某领导的逻辑，“居委是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居委的行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所以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就是将自己封在家中，把市场流通堵得严严实实，让自己饿死、病死、跳楼死？这样的逻辑存在吗？当然不存在。
一个不存在的逻辑，那么为何上海当局依旧要广而告之呢？他们肯定不是傻子，也不会认为上海人是傻子，唯一的解释就是解封后，上海没有一个官员，无论是市委书记李强、市长龚正还是其他市、区等各级官员，没人愿意承认下达过封城命令，没人愿意承担造成上海过去两个月乱象、空前损失的罪责。
或许在他们看来，上海封城的命令来自北京最高层，而指挥上海抗疫的是秉承中南海最高“坚持动态清零”指示的副总理孙春兰，在上海许多关键地方执行抗疫命令的是上万军方人员，以及来自16个省市的近十万医务人员。造成上海诸多乱象的有来自孙春兰的乱指挥，有来自披着“大白”服军方人员的暴力，有来自想削弱“上海帮”的北京最高层的政策干预。因此，造成上海巨大损失的真正罪责，应该由北京最高层承担。
但事实上，作为江派大本营的上海，不少本土官员都与江家势力有利益勾连。他们一些人不仅阳奉阴违，不买李强和孙春兰的帐，藉机乱中牟利，还趁机制造事端，推行极端防疫政策，制造多个“死循环”，目的是激起民愤，甚至激起民变，进而否定习中央的清零政策。4月21日，中共前元老叶剑英的孙女、香港星际文化集团董事总经理叶静子在微博上曾明言“这次没有人故意捣乱是不可能的”，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另一方面，对于上海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和江派的捣乱，北京最高层则选择绝不妥协，抱着强硬姿态坚决要实现所谓动态清零，哪怕将老百姓困死、饿死，直至民怨沸腾。
显然，在双方眼中，上海百姓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棋子，至于死活根本就不在乎。就这样，在两个月双方的政治角斗中，上海百姓成为了牺牲品。对此，中南海、上海官员都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虽然很多人都知道罪责该由谁承担，但谁也都知道，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根本没有办法追究，而最好的推责办法就是像上海当局一样，甩锅给居委会，甩锅给老百姓。一句话，你明知我在撒谎，你明知我在耍流氓，你能怎么办？而当一个政府不再忌惮以流氓的嘴脸出现，其被抛弃的日子真的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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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