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6月04日讯】中国的民间节日，只要是跟吃相联系的，都保存了下来。假若某个节日没有吃的内容，在中国的民间就不把他当做节日来看待。新年，是吃的综合，新年就被全中国人保留下来。中秋节吃月饼，中秋节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端阳节吃粽子，民间对于端阳节就乐此不疲。还有六月六，吃干饼，有的地方就把六月六当做一个节日。腊月二十三吃灶驮摞，人们就把这天称为小年。久而久之，吃的节日就成为一种文化，在民间的血液里流淌，谁想剔除也剔除不掉。文化大革命是以改文化的命为前提的，但是在民间某些东西却不是说改就改掉的。比如端阳节，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一年也没有落下过。
粽子
为了让每个人端阳节都吃上粽子，生产队每年都要种上十几亩粳米。粳米的产量不高，一个人每年能够分到15斤左右。正月十六包汤圆的时候，每家要在碾子上碾粳米或是在石臼里舂粳米，磨成米面后，包出汤圆。剩下的粳米要放到五月端阳，才在碾子上碾了，包一年一度的端午粽子。至于屈原什么的，平时乡村里很少有人谈到，只有到了端阳吃粽子的时候，人们才会说起屈原。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私塾先生说：屈原屈原，就是遇到委屈的时候，要圆通，不要方正。屈原方正了，就跳进汨罗江了。屈原的诗歌是文人诗，乡村的人们没有人懂得。但是乡村里的人们，只要识得几个字，就知道李白和杜甫是诗人。我们这儿包粽子不用竹笋的叶子，而是用胡叶。胡叶就是外国小说里的山毛榉的叶子，长的很大，四月底就能够包粽子了。端阳节即将到来的那个星期天，乡村的孩子们云集附近长满山毛榉的青龙山掰胡叶。胡叶上长满了带细小刺芒的东西，要先把胡叶煮熟，再拿起两个叶子对着搓搓，直到搓掉上面的刺芒，才能包粽子。胡叶粽子煮熟后，满院落都飘散着胡叶本身的香味，让人馋涎欲滴。胡叶粽子耐放，那个时代没有冰箱，放上七八天也不会变质。就是现在，端阳节前四五天，我们这儿的街道上卖胡叶的，依然是民俗一样的风景。
那个时代，糖食很缺乏的，凭票供应。每一个农民在端阳节就是二两左右，仅仅够吃粽子时在碗里放一点糖。粽子需要红糖，但是那是供应的是古巴糖。黄黄的，吃起来有一些甜，后味里带着微酸。那时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他们国家进口糖，既是国内物质缺乏的需要，也是中国的政治需要。
端阳节早上，吃粽子的时候，有一边吃一边开会的习惯。队长一边吃着粽子，一边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个人还有二两古巴糖，还有粽子吃。万恶的旧社会，你们想吃粽子，吃个毛吃。最多吃个广西糖广东糖，哪有古巴这么远的国家的糖。就是糖从古巴运回来，国家也要花很多钱，没有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做到？”
无论队长说什么，没有人很在意听，也没有人敢站出来给他计较。每个人只顾吃自己的粽子。只有他的老娘说：“啥古巴糖，吃着不甜，还有些酸，没有过去的广西糖甜。”队长看看自己的母亲，哈哈笑笑说：“国家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要是不是我妈，非斗争你不可。”队长的母亲说：“我不是你妈，我敢这样说？”
我们这儿的队长还是不错的，每一年包括种粳米这样的事情他都不会忘记，在那样的年月人们还是很感谢他的。有几年，端阳节吃粽子的时候，要开忆苦思甜大会，一边诉苦一边吃粽子。还有的时候，让几个地主分子站到村子的碾盘上，一边吃粽子一边斗争他们。地主一边被斗争着，一边吃着自己家的粽子。这天都是文斗，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咋能武斗呢？
现在，山毛榉树还有，但是村子里的河水很小，引不到地里了，也就把秧地改为旱地了。种粳米已经成为村子的历史，到了端阳节，村子里的人想吃粽子，也要买东北的粳米。上岁数的人说，我们这儿的粳米才是贡米呢？比现在卖的粳米好吃多了。
插艾
端阳节家家门口都要摆放几把艾蒿。端阳节的艾蒿有一种清新和略微苦苦的味道，家家都摆放的时候，一个村子都流淌着大地的芬芳。摆放艾蒿的习俗，文化革命也没有中断。反正艾蒿又不值钱，也不要计画，也不要票证。到田埂上割几把，就行了。
村子里老年人说，摆放艾蒿一是夏天来了蚊虫多了，有驱蚊的功能。二是驱邪的功能，妖魔鬼怪来了闻到艾蒿的气味就离开了。三是证明自己是汉族人，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四是艾蒿干了，收拾起来，秋天腿疼的时候，用艾蒿热水烫烫洗洗，腿就不疼了。
驻队干部也要求破除迷信，端阳节不要插艾，但是这个迷信很难破除，人们依然如故。
五色线
端阳节早上，村子里的母亲们都要给自己的孩子们的手腕上绑五色线。五色线和阴阳五行，金木水和土、东南西北中，一色对一个方向，一色对一个五行。绑了五色线，孩子们的命里就什么也不缺了。绑了五色线，孩子们就一年安稳了。另外我们这儿有一种蛇，叫桑树根，红红的，像根五色线。孩子绑了五色线，蛇就不会咬孩子们。还有某一种说法，是绑了五色线，等于土地爷给孩子们做了记号，大地上所有的害虫都不会咬土地爷的孩子。
绑了五色线，大人领着孩子们到河流里洗洗脸。端阳节大清早到河流里洗脸，一年不害眼病。
绑五色线的同时，还要给孩子的脖子上抹雄黄，同样有驱邪的功能。
鸡蛋
端阳节是要吃鸡蛋的。那个时候，鸡蛋奇缺。每一家就是喂几只鸡，鸡蛋也是全家人的银行。吃油吃盐全靠鸡蛋来换，鸡蛋就显得金贵了。
我们当时全家八口人，过端阳节的时候，母亲为保证每个人一个鸡蛋很是劳神。一般年景，母亲都会保证端阳节每人一个鸡蛋。但是也有几年，母亲无能为力，显得很是无奈。
1970年端阳节，只有四个鸡蛋，母亲切得很均匀，每人半个鸡蛋。放学后从母亲手里接到半个鸡蛋，放在鼻子上闻闻，轻轻用两个指尖扣一点放在嘴里尝尝在尝尝，最后终于把半个鸡蛋放在嘴里，几乎是一嘴咽了下去。队长的母亲说：“啥时候，一个人过五月端午，能够吃上五个鸡蛋，就是社会主义了。”全村人都把这句话记得一清二楚。
去年春天，和一个市里宣传部长一起吃饭，有一盘春菜柴鸡蛋。看见了这盘菜，部长说了一个比我的童年更为心酸的关于鸡蛋的往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年端阳节，他们一家11口人，只有两个鸡蛋。他母亲把鸡蛋打碎，兑了很多玉米面，摊了一张鸡蛋饼。吃饭的时候，切为碎片，在每一个人的碗里撒一些。他的祖父祖母的碗里多一些，孩子们的碗里也多一些，而父母的碗里，很少很少。现在他看见了满满一盘子鸡蛋，很想哭。
往事如同烟尘，总会在某个时刻飘到眼前。怀旧与记忆里，总会有一些心酸，让良知动容。写下记忆碎片，或许就是民间历史的一部分。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