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9月07日讯】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一位有着非同寻常经历的女士，她是中美混血儿，出生在纽约。不到2岁，被带回中国，这一待就是30年。她成长的岁月正遇上文革，历经无数磨难，而她冲出中共铁幕回到美国的经历，同样惊心动魄。她是1979年美中建交前后，滞留中国的美国人回到美国的第一人。回到美国12年后，1990年她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折射》，自此开启了笔耕生涯。
迄今已经出版了50多本书，并荣获了2020美国总统国家与社会贡献奖。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作家韩秀来跟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韩秀您好，非常感谢您上我们的节目。
韩秀：谢谢，很高兴。
主持人：好的，谢谢韩秀。韩秀我看你的这个书，然后在跟您聊天、说话。您其实在中国，相当于说是32岁的时候才到了美国，到美国以后才开始学习英文，所以实际上可以说中文是您的母语，英文是外文，是吧？
韩秀：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听您这个一口京腔，您在18岁之前一直在北京，然后山西3年、新疆9年，之后又回到北京2年，这时间线上大概是这样的，是吗？
韩秀：对。
主持人：我想就您的这个经历，如果说详细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能不能先跟我们观众概括地说一下您在中国的经历？
黑暗时期的幸存者
韩秀：我想这个事情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像我的这种状况，在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漫长的岁月里，这种敌对的关系就使得我基本上在中国的时间，就基本上是一个靶子，就是一个任何人可以随时随便攻击的对象。上山下乡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因为我拒绝学校党委的要求，写一个200字的声明，表示永远不会去寻找我的父亲，跟他彻底地划清界限，因为他是所谓中国人民的敌人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以我理都没有理。我说我如果不写怎么办呢？他说那你明天就下乡，所以我就下乡了。这说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因为你提到这一个过程，这就让我想到，像我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整个黑暗时期的幸存者。
幸存者的记忆不只是在脑袋里，幸存者的记忆在身体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山西3年，对于一个17、8岁的女孩，城市女孩子来讲，那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尽一切力量做了。
然后到了新疆，那就更不用说了，生活的条件、工作的强度都基本上不是普通的一个正常人能够承受得起的。所以等到我1978年，我是1967年到1976年在新疆。我返回北京的时候是1976年的春天。1976年的春天，然后就是感觉基本上就是疼痛，除了疼痛，我什么其它的感觉都没有。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就拍了X光，然后就跟我说，说你有先天性的脊椎裂，你根本不应该上山下乡的。
这一说，等于是说我这12年都是瞎耽误工夫，对不对？那根本就不应该上山下乡，结果我去了，而且去的是真是要命的地方。然后1976年夏天，我就被分配到服装厂工作。说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返回北京第一件事情是到派出所报户口，对不对？我就递上了兵团给我的那些文件，我说我回来了，我报户口。你知道派出所的那个人说什么吗？他说：“唷！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主持人：他都知道你，他都知道你的。
韩秀：他们什么都知道呀，他说你怎么活着回来了？我说命大。他就说我想大概也是，然后就给我办理了手续。然后我说好了，我有了这个手续，我就应该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对不对？他说不是。他说你先去街道办事处。我说我去街道办事处干什么？他说你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去了街道办事处。到了街道办事处，你知道那是1976年呀，街道办事处那大墙上贴了好大的纸，就是把这个街道、这个区域里头的所有的可以怀孕的女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然后就写出来她们有没有小孩，她们结婚了没有，她们有没有小孩，以及她们是什么时候有的上一次的例假。
哎呀！我一看这个，我说这跟我没关系，我单身。你知道那街道办事处，那小脚侦缉队说什么吗？她说你单身也没关系，你是适于怀孕生产这个年龄的女人，你都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们，你也得告诉我们你上一次例假是什么时候。我说没有什么时候，就是现在。他说那是几天以前开始的，我说2天以前开始。他就真的把我的名字写上，然后写上我这个时间，然后他说下个月的时候不要忘记告诉我们。
你要是不告诉我们，我们到你家去问，因为他要百分之一百地贯彻那个一胎化的政策。所以我说那我行了吧，我说我可以走了。他说，哦！我们会给你一个纸，说你已经在我们这儿登记过了，你拿着这个纸再去上山下乡办公室。所以我就拿着那张纸，拿着派出所的那我已经上了户口的那张纸，然后到了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安置办公室。一见面，一看我名字，心中都有数了。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啥都没有，可是他们都心中有数，脑筋就很清楚。看看我说，你的成分那么高，然后岁数又这么大，这国营的地方是不能去了，去一个地方的工厂好不好？挺好的吧，我说挺好的挺好。说你服装厂怎么样，集体厂子行吧？我说行行行，什么都行，有什么不行的。我早就知道我该干嘛，对不对，我只是需要有那么一个单位。我需要那个单位帮助我，拿回我的出生纸和我小时候的美国护照，我该回家了。我跟你们这儿耗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让我去什么厂子我都去。
主持人：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电影的这样一个开场白，然后我们就开始倒叙，就因为您刚才说的很多词儿，别说美国人了，很多中国人可能都不明白。没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华人，像台湾的华人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您这个故事太多，我都不知道从何问起。我就先这样，我就先想稍微的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在插队之前，去山西插队之前有这么一个缘故，是因为您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您的身分。您的父亲是当时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武官。
韩秀：1943年到1945年。
主持人：1943年到1945年。
韩秀：而且他也是喜马拉雅生命线的负责人。
主持人：喜马拉雅生命线的负责人？喜马拉雅生命线快给我们解释一下。
韩秀：飞虎队经过驼峰，把援华物资从滇缅边境运到陪都重庆，支持中国政府抗击日本军国主义，那条线叫做喜马拉雅生命线，他的主要工作就在那里。
主持人：好，然后您母亲可以说是一个左派的文艺青年。
韩秀：我想就不谈她了，因为谈她，我们的时间就全都浪费掉了，我还是接着说我的这点事儿。
主持人：好的。
朋友告诉医生：你就当她是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来的人
韩秀：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说到这，第一是，你上山下乡这件事情本身按照医生的看法，我是根本不必去的，我根本不应该去的，但是我去了。所以我就是说到无论怎么样讲，你回到北京也好，然后是回到美国也好，这个创痛、这个创伤是不会离开我的。因为疼痛这个东西等于如影随形，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从2002年起，我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颜面神经痛，痛了整整十年，痛到我服的药都是癌症末期病人所服的疼痛药。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从台北国际书展提前回到华盛顿，我跟我的医生说，我说我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了。我的医生说，Teresa我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救你了，怎么办呢？你这样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接受手术，开颅手术。我说我什么都接受，只要能够不再那么痛，我就可以。接受开颅手术之后，确实就不那么痛了。但是这个开颅手术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沾黏，神经结和血管的大面积沾黏。
这个医生，就开刀的医生，是极好的一个外科医生，他就问我，他说你在20岁、21岁的时候，你有没有出过车祸？我说我20岁、21岁的时候，我在新疆，我没有车，所以没有车祸。他说那你有没有被撞到？我说我有被撞到，他说是什么东西撞了你的头？我说是枪托。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武斗高潮，晚上的时候都要开会，在这些批斗会上的时候，我面前站着的那个人就基本上是被活活打死。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准备站起来。我旁边的一个人就说话了，他说哎，他说你是要走啊，你要走我可不给你带板凳啊。那个时候晚上集会都是自己带着板凳去，他这一说不要紧，后边的民兵就听见了，知道我要准备离开会场，抡着步枪就过来，拿那枪托就照我头上就砸下去。我的美国医生问我，他砸你砸了几下啊？我说一下就不行了，就晕过去了，我哪里知道砸了几下。
他说然后呢？我说然后他们就把我拖出去，丢在戈壁滩上。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恢复知觉？我说那已经是3天以后了，3天以后我是爬回了连队。那个医生就说，他说这就证实了我的推测。我说您的推测是什么？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美国橄榄球？我说我知道橄榄球。他说这橄榄球运动员会冲撞，头跟头会撞上，撞得很厉害。他说当时没事，但是这些运动员有的过了40年以后，他会发生严重的神经痛，就是这个沾黏。
他说我就从这些橄榄球运动员的情形，我就想到你可能是被什么东西撞过，所以才会有这么严重的神经痛。我说，哦，原来是这样。但是我的故事让这位医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成为一个跟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人。他说这么样一个强壮的身体，这么样一个健全的人，会被折腾到这样一个地步，这个社会、这个制度绝对是有严重问题的。
方菲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跟人讲到你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人家会接受你的看法吗？
我就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你，所有给我看病的医生，他们都受不了这个样的一个状况。我1978年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只有95磅重，骨瘦如柴。然后所有的身体检查的数字全都是一塌糊涂，血压不到30、60什么的之类的，还常常地没有脉搏，还常常地没有心跳。
医生说，你上哪儿去了？弄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不会说）什么英文，所以国务院中国科的Sophia，非常好的朋友，她还带着一本大字典，英汉的医学字典。
然后她看了医生实在是没办法了解我的状况，Sophia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她跟医生说，你就这样想，Teresa刚刚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来，你懂了吗？
主持人：真的，真的。
韩秀：医生说我懂了，他说我懂了，他说我了解，现在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照顾她。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医生没有见过这种人，就好像我们二战的时候的军人，到了那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看见那些人像骷髅一样，也不知道怎么办呀。因为那都是非正常社会里造成的伤痛，而那些幸存者必定要带着这个伤痛，一直走到他们死亡的那一天。
新疆9年 邓小平一张纸条 我回到北京
主持人：所以您是在生死边缘走过来的人，但是您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幸运的，因为当时邓小平一张纸条把您弄回了北京，但是许许多多其他人他们永远留在新疆了，是吗？就是当时跟您在一起的那些人。韩秀：这个是事实，因为有过尼克松跟基辛格的这一段儿，对不对？70年代初的这一段儿。1973年也就有了美国的联络处，在北京，虽然没有大使馆，但是有美联处。邓小平办公室的这个纸条，我并没有看到这全部，我只看见中间那一行。人家把那其他的部分都拿掉以后，就把那一行给我留在那儿了，就是说此人不宜留在新疆，然后要求我3天之内离开新疆。我说好了，我问都不问。
1964年是此生不宜录取，不准我上大学，现在是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让我回北京。行了，那我就开始我的这个征程，我的这个征程就是我回家的征程。
主持人：您那时候就觉得既然能让您回北京，您就觉得有希望就一定会回美国，是吗？
韩秀：我一定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一个除了谎话，没有半句真话的一个地方继续活下去。我是一个美国公民，中国政府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参加华沙谈判，在华沙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派代表团去谈判，那个代表团团长王炳南，他就看见过我的护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邻居，我们都住在史家胡同。所以你说说看，明明是这样，你为什么在华沙谈判的时候，一再地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美国公民，你为什么胡说？对不对？我的存在就是证明他们全部都是谎言。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离开新疆回到北京的时候，我身体状况也并不好，但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揭穿这个谎言。这是为什么我拼尽全力，我一定要到美联处去。我知道公安局的人马上就会到家里来抄家，他们一定会不断地给我找麻烦。但是我一定要让美国政府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美国公民存在。
主持人：所以当时因为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什么使馆，它叫美联处，就是美国联络办公处，是这意思吗？
韩秀：是，因为1949年之后中美断交之后，一直要到1979年元月才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之后，1973年美国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一个联络处，我们布什总统还曾经担任联络处的处长。所以怎么讲，就是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办公室，负责联络事情。可是实际上在那儿的这几年，从1973年一直到1977年，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络。可是1977年的2月份，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就居然到了那个门口，手里头拿着在美国出生的出生纸，以及一本不到2岁的时候得到的美国护照。
服装厂书记帮我要回美国护照和出生证
主持人：我觉得您拿到这个出生纸和护照的这个经历也挺传奇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自然。韩秀：那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唐山大地震，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北京市的东单的一个服装厂上班了。上班的当天就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那房倒屋塌呀，哎呀那简直是不得了。我们工厂里头的那些工人、师傅都是拖家带口的，都苦得不得了。然后上级发了一些什么木料什么，搭防震棚。我就跟他们说，我家里头就我跟我外婆两个人，我们的房子还够结实，我说我不需要那防震棚木料了，我说这些师傅请你们就拿去用就是了。
我说我也是一个人，我虽然有外婆，我把外婆安顿好了还挺好的，夜里头我也挺放心的，我说我上大夜班，你们就照顾好你们家里人就对了，就大家都苦得不得了。我的情况我讲老实话，我家里人口简单，事情也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做大夜班。这个唐山大地震之后，这个工厂里的师傅们对我就好得不得了。说这一段时候就全亏了你这上夜班，我们才能照顾家里人，真是可怕极了，那时候。我们工厂那党支部书记也挺好的，他就问我了，他说你对我们真好，我说这是我应该的，我就是人口简单嘛，我没事儿。他说你为我们做很多事，那我能不能帮你点儿什么忙呢？
我说是这样，文革抄家，就红卫兵拿走了我的一些东西，包括我的出生纸和护照，我说要是能还给我的话那就太好了。他是一个非常……家里是三代的工人。可是文革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小工厂集体工厂的一个负责人，所以他也被批斗，也被什么……所以他特别痛恨那红卫兵。他说红卫兵拿走你的东西了，我说是。他说红卫兵拿走了，这政府没还给你，我说没还给我，他说我去给你问。我应该去问谁？我说你应该去问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他说：哦，行，去。所以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那个外事处的人还真的接待了他，还真的答应了他。说确实的，这个女孩子的出生纸和护照都是四十年代的东西，没有用了，就还给她，就让她留个纪念好了。我们这书记说：就是，是人家的东西就该还人家。那红卫兵抄家拿走了人家东西，就该还人家。所以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的警察就到了我们厂子里，带着那个护照和出生纸，当着我们那个党委书记和我们厂长的这个面儿，就把这东西还给我了，说你留着做个纪念就好了，我说谢谢您，我也谢谢工厂的书记。我说你们真是帮了我的忙，这个东西是个纪念品，对不对？他们说是啊、是啊，说这文革已经过去了，我们就这一笑泯恩仇了，我说对对对，没错、没错，我就拿回来，就这么拿回来了。
主持人：他没有想到这个多么重要。
韩秀：去美联处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可就找我们这个书记的麻烦了。说你知道不知道，她拿了这个护照是要准备闯美联处的。那个书记就说了，别说是美联处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美国护照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怎么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人家的一个东西。另外，就是马克思不是说了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说这个女孩子在我们这儿是工人，就算是她回到美国，她不也就是个工人吗？全世界的工人不是都应该联合起来的吗？我们这书记，你说他这马克思主义学得有多好、多可爱，结果为了这个，就给他办学习班，就整他，这个就不用说了。但是我有了这个护照和出生纸，我很清楚，美国政府绝对不会认为这就是一个纪念品。
惊心动魄闯北京美国联络处
主持人：所以您就去美联处办新护照了。
韩秀：没那么容易。我不是学服装的吗？我不是在服装厂吗？所以我就做了一条喇叭裤，然后我还做了一件小夹克，那个特瘦特小的那小夹克。然后我本来是梳辫子的头发，我就把辫子松开。穿着小夹克，穿着我的牛仔裤，这个挺宽的这个裤子，喇叭裤，我就到了友谊商店，从友谊商店我就往北走，那面星条旗就是我的目的地。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那一天是美国总统生日，那一天美联处不上班。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眼睛看着那面星条旗，那面美丽的国旗，我就奔着它去。
所以我先走到那面国旗对面儿的一个大使馆，那是一个非洲的大使馆，我走到那个警卫面前了，那警卫看着我笑，他说您大概走错路了，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非洲的大使馆，出出进进的工作人员都是黑人，没有我这样的。所以他就看着我笑，我也冲着他笑，我这个笑容还没有收住，我就转身以90度直奔美联处。我跑得很快，穿过了那条小街，直奔着那条白线就冲过去了。
门口那警卫根本就什么都没看见，就忽然冒出了一个人站在那条白线上。他就说，嘿嘿！你干嘛的？我就跟他扬一扬我手里的文件，我说我的护照过期了，我来办手续。他说：你什么人啊？我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他就笑了，他说，你才不是美国人。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美国人都知道，今天美联处不上班，美国总统生日。
站在那条白线上，看着他，他这个时候可是脑筋清楚了，他就把他的枪端起来对着我。他说你过来说话。我说我不动，我就站在这儿。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你一枪把我打死，我得倒到白线里边，白线里边就是美国的领土，我一定要把这份护照和这份出生纸丢进去，让美国人知道有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打定了主意，根本没打算活着走。因为这太明显了嘛，我哪里有救啊，对不对？我不能出去，我出去公安局马上就把我逮捕，说我闯外国的驻华机构，那我还有活路吗？我没有活路。我宁可他一枪打死我，我把东西丢进去。我当时只有这个想法。
上帝的眼睛睁开了！这时一个美国外交官，就是美联处的一位外交官，这一天回来拿他的网球拍子去打网球，因为他把网球拍子落到办公室，他忘了。车子一直冲到白线这儿。为什么？他在窗户里头就看见了我手里的那本美国护照是绿色的，那是四十年代的美国护照。现在的美国护照都是蓝色的，对不对？那时候的是绿色，而且是布面的护照。看见了。他就他把车子停住，人就一直冲到我面前，他说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文件？我说当然，我就把东西递给他。他也站在白线上，他也随时准备冲进去，因为他绝对不能把这个文件留在外边，所以他看了护照。
他正好是Wardlaw (万乐山），他是一个资深的领事官，非常熟悉领事法。所以他看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不可以站在这儿不动，我说我可以。他说我进去找人，我说好。他就冲进去。1分钟之后，滕祖龙出来了，就穿一个毛衣。二月的北京那大风多冷，嘴上还叼着烟斗，然后这个Wardlaw就搬出来了那个美国的领事法，就抱在怀里。这两位就跟我一块儿站在白线上。然后滕祖龙说，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文件？我说当然可以，我就交给他，我根本都不打算拿回来。
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跟这个警卫做商量，这警卫这个时候把枪放下来了，满头的汗，二月。然后这两个人就说了，说她是一个美国公民，她得进去跟我们办一点儿手续，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得请示领导。滕祖龙跟那个Wardlaw说没问题，你请示领导，我们站在这儿等。他就打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各国使馆的门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看，说这个美联处向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今天可热闹了。今天这看起来有意思了呢，所以就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那个警卫就这汗如雨下呀，这不得了。
还好，10分钟不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叮铃叮铃的来了。怎么回事？就问。这滕祖龙跟Wardlaw就说，这就是她一个美国公民，这个是护照过期，我得进去办一点手续，可以吧？那个人挺有水平的，那个人说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我们不阻拦美国公民进入美联处。这两个人异口同声说，她就是美国公民，那绝对没有问题。他说那好，那请便。我就跟他们进去了。跟他们进去了，那个时候的美联储的处长是盖茨先生，盖茨先生那一天虽然是假日，他可是在办公室的。
主持人：哎呀！都在。
韩秀：他在，而且这个联络处的副处长丁大卫先生，也在。为什么他们都在办公室？因为他们要用这个周末、这个假日跟美国的亲友通电话，只有联络处的电话他们能够打而不被窃听，所以都在那儿。
然后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滕祖龙就在那个时候打电话回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我的出生纸号码，报告了这个护照的号码，请国务院查核。你知道他们用了几分钟？6分钟，美国国务院在6分钟之内确定我是生在曼哈顿的美国公民，6分钟。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美联处不是大使馆，所以他们不能在当时就给我一本有效的美国护照。我得等1个月以后回到美联处去领取我的新的美国护照。
丁大卫先生问我，你能不能记得5个电话号码？他说因为你出去以后，你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公安局没收，我们给你的所有的电话号码、名片、什么东西你都留不住，你能不能记住5个电话号码？我说能，没问题！别说5个、50个、500个都不是问题，我什么都记得住。你就让我看一下，我就记住了。好，他说你1个月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跟我们联络。他说我们一定要帮你回家。不管是你活着，还是他们把你干掉了，我们也要把尸体领回家。
和中共公安斗智斗勇 终于拿到护照
主持人：我这里插一句，韩秀女士。为什么美联处当时它不能有别的办法？比如说这个护照我帮你更新了，他想办法弄到给你呢？就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韩秀：它不是大使馆，他没有办法，他手里没有任何一本新的美国护照。
主持人：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拿到了你的新的美国护照之后，他有没有任何渠道、或者关系、或者人，能够把这个护照交到你的手中，而不是让你去再回到他们那个地方。
韩秀：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那一段时间里头，从我的工厂一直到我的家，从我的家到美联处，这一路上全是警察、便衣，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是没有办法。我得自己想辄。现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现在的人有电脑、有手机、有各种办法，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个是1977年到现在，那已经是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对不对？so(所以)之后就不用谈了，就是公安局的提审，我的体重就是一天一天的掉下来，没有什么话说，详情细节就不用讲了。
到了1个月的那一天，我照样上班，我的工厂的门口、我的车间的门口有警察，工厂的门口有警察。我们这个史家胡同56号的大门外头有警察，哪儿哪儿都有，我上班的这路上是五步一岗。我就一直穿过他们那个线，警察、便衣组成的线，到工厂我照样上班，那一天我什么事儿都没干。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试着打电话，我打遍了……我那一天没有去，他们就基本上放心了，基本上就觉得我这就大概就差不多，被他们整的也差不多了，大概我就拉倒了，所以他们就不那么看着我。我就想着打电话，到处打电话。打不通的。市区内的任何电话都打不进美联处，一点辙都没有，我焦头烂额。
那个时候我外婆已经知道我去过美联处了。公安局也找她，说你这个外孙女在学校里头是个好学生，到了人民公社是个好社员，到了新疆也还算不错，说她为了什么要奔这个美联处去，她为了什么要放弃社会主义，奔这个资本主义去？她到底是着了什么魔？她的背后一定有一双黑手，你知道不知道这双黑手是谁呀？我外婆说那当然就是我了。
警察心里话说：您怎么会呢？她（外婆）说你也说这个女孩子是个好孩子，你也说她是好学生、好工人、好农民。她在这儿有什么前途吗？她在那服装厂里跟其他的师傅一样把眼睛熬瞎，她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换了是你家的孩子，你让不让她走啊？我让她走！我这么老了，对不对？我这70多岁的人了，我在乎什么呢？让这个孩子走，让这孩子走，她回到她自己的地方，她好歹她还能有点儿希望，所以我赞成她走呀！说你要是想知道这背后的黑手，这黑手就在这儿呢。警察没辙了，警察就回家了。
我外婆就跟我说，你这样子不行，你这样子你很快就被他们拖垮、拖死。咱们得吃好一点儿，你去西单，去买一只烧鸡回来，咱们好好的吃一顿饭，你好好的喘一口气。我说：好嘞，听外婆的，我去了西单。从东城跑到西单。烧鸡这东西要排队，我就挺乖的排那队呢。可是我就瞄见他们那厨房的墙上有一个电话，是日本时候的电话。我就心里想，这日本人挂摆的这电话，这东西是已经是老古董了，没准这电话成。我就走过去，“四分”！那工作人员跟我说，让我交四分钱，我赶紧给人家四分。我说四分、四分。我说我得跟我外婆说一声，这排队排老长的，老太太等，他说没关系，交钱了就行了，你打吧。我就打电话了，电话就直接的到了滕祖龙的桌子上。
我跟他说明天早晨不到8点钟，我一定到。第二天早晨4点，警察还没上班呢，我出去了。我坐这个长途公共汽车，直达密云。我从密云有一班车，直达美联处北边的日坛医院，中间不停车，警察上不来。所以我4点钟到密云，从密云再返回，就同一个车站打另外一辆车到日坛医院。那时候我梳了小辫儿，穿的是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衣裳，混在一群病人里头就向这个美联处接近。远远儿的我就看见滕祖龙站在门口，手里头握着我的那本护照。看见我了他就叫，说嘿，就是你，赶紧来，你手续都弄好了。我跟着他就走进去了。那警察根本还没反应过来，我人已经在里边了。滕祖龙跟我说，赶快签字，签了字今天我就上外交部去为你争取回国，因为你现在是有效护照在手上。他说，没错，我们会给你这本护照你带回家，公安局还是会没收，一切的一切都会发生。但是还是那句老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跟中国政府闹定了。就这样，我被公安局不断的提审，当天公安局的人就来了，上了房顶，呵，哎呦，那如临大敌。
主持人：可以拍成电影啊，简直是。可以拍成电影啊！
韩秀：所以我也就走进他们审问的什么那个屋子，这中间放一个凳子，让你坐那凳子上。我有经验呀，我在新疆被人家后脑勺上打过，所以我就把那凳子一直挪到墙边，我顶着那墙，你就别想从后边袭击。我是准备跟他们玩命的。
主持人：您这是斗智、斗勇，真的太厉害了！
韩秀：哎呀！就我一个人，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事前没有告诉我外婆，就算是我外婆已经知道我去过一次，她也不知道我第二天去。我不能连累老人家，我也不能让老人家伤心。但是外婆说得很清楚，她说你走这条路是对的，你就走下去。发生什么事情在我身上，你都不要在意，她说你好好的去迎接你的未来。就是这样。
美中建交的大气候下 我成为返回美国第一人
主持人：所以之后我们那个细节就暂时不提了，但是就是说拿到了真正的护照之后，最终中国政府、中共就让步了，然后……韩秀：没有，8个月，等了足足的8个月。8个月之后就是我们的国务卿访问中国开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头有几个是有亲友在美国的，知道他们的亲人可能流落在中国的，提出来的。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因为他们确确实实的知道有这么一个美国公民在那儿。但是国务卿提出来的这个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如果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先把我们的人还给我们。
所以我熬了八个月，然后终于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在香港就事情开始顺利了，就飞回美国。飞回美国我踏进美国国务院，因为我没有亲人，我什么人都没有在美国。我父亲在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香港总领事就跟我讲，你到国务院到中国科，就一切一切就从那里开始。我说没问题，就所以就到了中国科。
就当天卡特总统就指示美国国务院，说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严正的这个，你说是警告也好，你说是严正的要求也好，什么都可以。现在一个Teresa已经站在华盛顿，已经站在国务院的中国科，你们给我们把所有的被迫滞留于中国的美国公民给我们交出来。三年之内陆陆续续回来三百多人。
主持人：您这个是第一个啊
韩秀：第一个，1949年以后被迫滞留于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公民，回到美国的第一个人。
主持人：而且您是无亲无故，就是靠自己。
韩秀：无亲无故，没有人能帮助我。我到中国科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就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我，他在十年以前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可是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呀。你只要努力，你只要肯做，你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就这么回事。
主持人：所以您回美国的时候是1978年嘛，那个时候是美中建交的前一年，然后您是1990年出版《折射》这本书的，中间过去了12年。那您是什么时候动念要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书，还是说您一直都在想这么做？
《方菲访谈》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