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10月02日讯】1961年冬日的一天，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街头寒风瑟瑟，一场改变世界命运的谍对谍大戏已悄悄上演。
一个名叫安纳托利格里辛的苏联公民，找到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赫尔辛基的站长，表明他有意投奔西方。他就是电影《谍中谍》（mission impossible）（台湾译作《不可能的任务》中一个角色的原型，当时被西方称为“最有价值的叛逃者”。
格里辛是苏联克科勃（KGB）特务，任职战略计划处，少校级别，之后被派到苏联驻芬兰大使馆。根据美国国防政策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的回忆录《百年马拉松》中的描述，格里辛提供了苏联在西方间谍作业的情报资料，他带来的中苏关系的情报，彻底影响了往后美国外交与情报界的研判。
他供出西方已经掌握的一些苏联间谍，还证实了当时的英国情报员金菲比（kim philby）实际上是替克科勃效劳的双面间谍。在获得美国的信任后，他向美国提出警告：不要轻信中苏交恶的消息。
当时西方已有传闻，中共和苏共分歧严重，都争着要当共产阵营的老大。但是格里辛向美国表示，这是克科勃哄骗美国的，目的为了使美国放松警惕，好让中共偷窃美国有价值的情报。
他还警告说，未来还会有其他苏联间谍投奔西方，并带来所谓中苏分裂的情报，但这是假情报，美国切莫相信、上了当。
果然，两年多后，另一名苏联克科勃特务尤利诺申科，在日内瓦与中情局开始接触，并在不久后逃离了苏联。他曾经做过双面间谍，在被苏联调回国时，担心事情败露被捕，于是干脆直接投奔美国。
他揭示的中苏关系的内幕，却与格里辛正好相反，他说，中苏之间严重分裂，在边境爆发冲突，甚至有可能升级为战争。
尤利诺申科反咬格里辛才是苏联派来的反间，刻意提供假情报阻挡中美结盟。因为中美合作会让中共更强大，对苏联就构成了威胁。他还说，毛泽东不仅想成为共产阵营的老大，还想掌控全球秩序。
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说法，让美国情报界一筹莫展，到底该相信谁的呢？一方面，美国乐见共产阵营的内斗，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共产国家之间还是会在意识形态上互相支援，美国的介入反而可能弄巧成拙，促使他们更团结。
于是他们决定不采信诺申科的说辞。诺申科就这样被单独关押了3年，但3年过去，他仍然坚决不改口。渐渐的，美国情报界也开始相信、采纳他的说法，即中美或许可以通过结盟，来对付心头大患苏联。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蒐集这方面的情报，美国向中共伸出橄榄枝的序幕就此拉开。但没有想到，这才正好中了中共的圈套，令今天的美国人后悔不已。
其实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是分裂的，一部分认为应该要跟苏联缓和关系，另一部分则相反，主张与中共合作来制约苏联，那么既然都是共产政权，为什么美国最后选择了中共、而不是苏联呢？中共也是一个共产政权，还跟美国打过韩战，在冷战时期，这是美国的大敌，美国又为何把其当作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一样，大力援助、扶持呢？
据参与美国外交决策的美国国防政策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回忆，当时美国政府做了5点致命的误判：
1. 中美交往会带来完全的合作
2. 中国会走向民主之路
3. 中共政权是脆弱的小花，而苏联是共产阵营老大，对美国威胁性更大。
4. 中国希望和美国一样，为了互利真诚合作。
5. 中国内部的鹰派力量薄弱，改革派才是主流。
但在中国着名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先生看来，美国人的误判不止于此。
魏京生：这个误判是有历史的，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不是一天两天。但是他们对中共的误判，我觉得根本问题还不是白邦瑞先生说的这么简单。
实际上就是美国人，他在这个自由社会里生活，他习惯于按照这个规律来思考问题。但是他不明白，在共产党那种专制的社会里头，专制独裁的社会里头，它是另一套规则。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误差。其实中国往哪方面走，不在于说哪一派占多数，哪一派占少数，那个是民主社会的思维方式。好像我选票多，我就占着多数，可以做决策了，但在中共里头是很复杂的。
首先，那些共产党这些决策阶层的人，都和这个政权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他们从主观上，是不愿意这个政权垮台的，但是不愿意垮台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人认为这么做可以不垮台，有人认为那么做可以不垮台。那么当这个社会真正要面临崩溃的时候，可能他们有时候不得不接受，一些走向民主的措施。
就像邓小平当时搞改革开放，你以为他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喜欢改革开放，喜欢资本主义？他也不是，他也是到了共产党快要崩溃了，国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没有办法、被迫的情况下，他才搞了改革开放，结果还是仅仅是开放了市场经济。而且是一点一点地，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开放市场经济。
从他们的根本上考虑，他不是被迫的情况下，他不会真正地愿意把中国社会搞得民主。因为他们最高决策者不受民意的影响。只有当国家快要崩溃了，或者是面临巨大的动乱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被迫地考虑，能不能采取一些缓和措施。
在他们来说觉得是缓和措施，在咱们看来就是逐步走向民主、自由，开放一些人权等等，给人民更多的权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不是他们里头的什么改革派、这个派那个派，他们所有的派实际上都是共产党。
1969年，中共与苏联爆发边界冲突，直接把中苏交恶推向高潮。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四面被敌视国家包围。在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眼中，前盟主苏联已为头号敌人，正在怂恿周边邻国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这样的背景，促成了中美之间的接触。
根据美国资深记者邰培德的着作《长城》（台湾译作《中美交锋》），是中共主动向美国挥手的，而且从1969年就开始了。当时毛泽东与中共四名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商量、拍板定下，要推动中美之间的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但其实他们仍把美国视为敌人，这次合作是要“利用矛盾 分化敌人 强化我方”。换句话说，美国只是其利用的工具。
1969年，毛泽东秘密邀请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并肩站在了北京天安门城楼的阅兵台上，两人的合影传遍全中国，这是对美国释放的明显信号。
而美国原本还在犹豫，担心一旦中美发展关系，苏联将停止对缓和美苏关系、以及控制武器方面作出回应，不过就在这时，美国得到了一个情报：苏联已经对中美合作做了心理准备，也不会因此令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于是美国就放心地开始接触了。
197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度访问中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意识形态敌对的共产中国，也终结了双方长达25年的相互隔绝状态，尼克松称他在中国的一周“改变了世界”。
从此以后，美国对中共进行了全方位的援助。
据白邦瑞透露，尼克松政府给中共提供了多项军事技术。由于过于敏感，秘密援助保密三十年，连中央情报局都被蒙在鼓里。如为中共军队提供高解析度的卫星照片、改善北京和各地轰炸机基地之间的通讯等。
后来的卡特政府同中共进行更为秘密的军事合作，甚至提供军事情报资源、帮中共发动对越南的军事侵略，并间接协助了红色高棉的残馀部队。1979年卡特批准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一个联合情报站，名为“栗子行动”（Operation Chestnut），五角大楼和中情局用军机运送器材给中国，由此达成更深层次的军事和情报合作。
川普时期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其演讲《美中双边关系：历史的教训》中提到，美国愿意帮助中国实现雄心，在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理念的同一天，他接受了来自美国政府的邀请，成为中共第一位访问美国的领导人。接下来的一个月，美中宣布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坐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
根据历史学者潘文（John Pomfret）记述，在飞机上，邓小平的外交部长问他为什么将美国作为上任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邓小平回答，因为美国的盟友都富有和强大，如果中国想富强，就需要美国。
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夕，卡特总统派出有史以来出访国外最高阶的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邓小平接待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时，坚持让普雷斯立即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接收5000名中国留学生。要知道，过去中共是严防中国科学家访问美国的，生怕他们藉机出逃。而卡特在凌晨三点被这通电话吵醒，他直接回答说，让中国派10万人过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有1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这改变了中国的科学和技术。
卡特1978年签署的43号总统令，更是把美国在教育、能源、农业、太空、地理科学、商业、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先进科技悉数转移给中共，这也是美国最大规模的科技输出。
而将韬光养晦挂在嘴边的中共，就这样从美国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科技。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与台湾断交，只保持非官方关系。这一年，卡特还给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接下来的里根总统，在1981年签署第11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准许五角大楼出售先进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导弹技术给中国，让中共军队成为世界级的作战部队，1982年又签署第1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启动美中核子合作与开发，扩大中国军用与民用核子计划。
不过，里根政府是加了但书的，即中国不得靠向苏联，且必须从专制体制走向自由化，但中共怎么可能乖乖聼美国的，放弃自己的一党专政呢？更为讽刺的是，美国的这些善意和援助，中国百姓都不知道，还认为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亡我之心不死。
美国对中共的扶持政策，在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也延续了下来。1990年代，美国的投资银行与中共领导人一道工作，创立中国移动等大型国有公司，通过在纽约和伦敦等地上市来集资。尽管这些公司未达到基本监管要求，美国的政策仍允许其从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数百亿美元流入北京当局的国库。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1989年屠杀要求自由民主的学生、1999年镇压上亿的法轮功民众，都没有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其中对中共支持力度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可能要算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时任总统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脱钩，还签署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结束了对中国的年度审查程序，助推中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是：如果美国扩大与中国的国际贸易联系，中国必然会在政治上自由化。
魏京生先生见证了当时美国政商界的相关辩论，更亲身体会了中共的“同路人”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
魏京生：1999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参与一场很大的美国人争论，
就是“要不要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那一场争论，我当时直接参与的，而且我是我们这方面的，人家至少把我尊为领袖吧，所以我了解很多内幕情况，
我一到美国，这些大企业就是私下里约我吃饭，很秘密地到一个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家里，私人吃饭。那个时候他们就企图收买我，说只要我们帮助他们解除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他们没有那么明说了，他们说是解除紧张关系，他们可以给大笔的捐款。那都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大笔捐款，说我们可以支持你，让你成为世界伟人等等。当时我跟他们就吵起来了、翻脸了，我是永远要坚持中国人民的立场、中国的民主前途是最重要的，其它都不重要。
林澜：当时他们说让你合作，他们有没有谈具体的合作计划呢？
魏先生：还没有完全说出来，只是说要解除中美之间紧张关系。
林澜：当时您怎么跟他说，您怎么回覆他们的呢？
魏先生：我就说了，这关系必须紧张，你不紧张的话，中国老百姓就倒楣了，我能放出来，那就是因为紧张关系才放出来的。你现在要松了以后，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呐？其他政治犯怎么办啊？
他们这个那个说了半天，说到（曾大力揭露共产党对美国渗透的参议员）麦卡锡迫害知识分子等等的，又说到这些了。我就火了，我说麦卡锡才迫害了几个知识分子？没把你们抓在监狱里去吧？没把你们灭了口吧？可是同一个时间在中国，共产党“土改”和“镇反”杀了几百万人，你说哪个严重啊？他们没话可说了。
林澜：简而言之，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理解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希望，您这样一位作为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民主人士，在美国政府间替中共做游说，去淡化中共的威胁，来宣扬美中加强贸易，加强经济联系的好处？
魏先生：没错，他们就是这个目的，他们就是要游说我、收买我，让我跟他们一起，来淡化共产党的罪恶，他们就是要做这种事，他们那么多人，而且都亮出钱来了要收买我。他们这个目的就是这样，让我跟他们一起替共产党说好话。最终目标那就是1999年的时候，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包括2000年以后加入WTO。
他们最终目标是这个，他们做这个事很有计划的，有长远计划的。他们眼红的就是中国这块大的市场。还不仅仅是这个市场，关键是那的廉价劳动力。没有共产党的镇压，你在美国、欧洲，哪有这么便宜的劳动力，对不对？那个社会财富大家还是要分享的。
所以他们的幻想就是，能够有便宜到时候能赚到额外的钱，美国的市场能赚大钱，但是也得有廉价劳动力，有共产党的配合。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共产党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的。而共产党邓小平比较“聪明”，他就和美国资本家联合，给美国资本家好处，收买美国资本家来替他们说话。
一方面让中国（共）财富也增加了，同时美国的资本家赚到大钱，他们是坚定地替中国政府说话，美国政府就没有办法去反对共产党。虽然有很多议员、老百姓都是看不上共产党。但是美国政府，你看这20多年的政策，就是哄着共产党、还要资助共产党、向共产党输血、让美国人失业，他也干，关键就是金钱政治起了很坏的作用。
林澜：您当时预见到中美关系会走到今天这样一步吗？
魏先生：我当时就说了，等人家把这些东西都拿到手了，人家现在崛起了，人家就不在乎你了。我为什么让你赚钱？有钱，我为什么自己不可以赚呢？所以现在美国采取措施，也是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包括不让他们在美国赚钱，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在这方面争论还是很大，有人...像美国的财政部长什么的，
还是在替中国（中共）说话，还是要取消关税，关税是个最起码的措施。当然还有很多措施，可以减少中共，用廉价劳动力赚美国市场的钱。但是至少关税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手段。当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这些政治家，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但是都做不到。因为这个资本家的钱的力量太大了。
很多议员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说话，为了不给共产党更好的条件，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因为资本家不给钱了，因为金钱在美国的选举中作用非常大，这就是美国选举制度本身就有问题了。很多中国人很崇拜美国的选举制度，当然跟中国那个就没法比了，那天壤之别。但是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金钱在选举上起了太大的作用了。这个是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个病根，到有些问题上就会显现出来。
比如在应对中国（共）、应对这些专制国家的问题上，金钱政治就显出了它的不足，显出它的弱点，容易被人家控制。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共）通过控制这些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来控制美国的政治。
包括当时其实各种民调都说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不应该给中国永久的最惠国待遇，也不应该让中国加入WTO。但是，在金钱作用下，国会两院还是都通过了，让中国进入了WTO ，和永久最惠国待遇。这就是对中共的一个最大的资助，它就可以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取很多的利润。这个廉价劳动力和美国市场相结合获取利润的，美国资本家拿了一半，共产党拿了一半，这就是共产党这些年能够“肥”起来的、能够所谓的“崛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他们吹捧“全球主义”，什么自由贸易，其实目的就是要开放美国的市场，同时开放中国的市场。但是中国（共）当然把市场是关闭的，它这么多年，它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至少共产党允许他们进去赚钱，那么他们赚了很多钱，他们还是要为共产党说话，还是要维持继续资助共产党的政策。
加入世贸组织，如同给中共的野心添加了火箭燃料，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4%，一路攀升到2020年的17.4%，成为了“世界工厂”，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也成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史达伟2019年引述经济学家数据指出，美国对中国的累计贸易逆差激增至4万亿美元。在2001年至2015年间，美国因对华贸易逆差流失了34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近四分之三为制造业工作岗位。
直到川普总统上任，开始向中共要求公平贸易，中美贸易战开打，这一场延续了40年的戏码才开始有了不同的剧情发展。
同时，中共在被喂肥了之后，凶相毕露，大言不惭地大谈东升西降，经济偷抢，政治欺压、军事扩张、战狼外交等等，毫不掩饰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构成最大的威胁。这令美国和西方不得不开始反思，原来这些年来不断给中共输血，给世界带来的，是最大的灾难。
这40年来，中俄关系也发生了巨变。1980年代中俄关系缓和后，历任中共领导人都试图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走钢丝、找平衡。但现在似乎北京彻底倒向俄罗斯，甚至不再掩饰。
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75周年之际，9月22日推出播客（(Podcast)），揭开情报工作的神秘面纱。该局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第一集播客中便发出提防中共的警告，称中共为“核心地缘政治挑战”。他还说，美国现在必须同时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共与衰落中的俄罗斯。“作为普京侵略的沉默伙伴，习近平的中国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在许多方面构成对中情局的极度考验。”
魏京生：现在对俄罗斯很严厉，对中国（共）总是犹犹豫豫的，这里边两方面原因都有，一个在中国有大钱赚，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太小，没什么钱赚；第二就是咱们从历史上，欧洲人和俄国人就有很大的矛盾，这是长久以来历史上的矛盾，而且在这些方面，现在欧洲跟俄罗斯打仗，这个情况最后弄得很糟糕。
所以他们对俄罗斯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这是美国人是受了欧洲人的影响。美国的学术界受欧洲人的影响很大。美国人到现在还很崇拜他们祖先的国家，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来看，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他们对俄罗斯比较严厉，对中共反而比较看开。所以他们对中共的政策还是进一步退两步的、犹犹豫豫的、左右摆动，没有下决心来对付中共，这个对美国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形式。
林澜：您认为现在还是这样的现象吗？
魏先生：还是很严重，虽然比以前好多了。前面十几年，反对共产党这种话根本就说不出来，甚至（1999年）全年只有一场有关中国人权的，在国会的听证会。结果美国的国务院还出面替中共说话，说中共现在人权改善了等等。唯一的这一场听证会，人家还是卯足了劲替共产党说话。
国务院的代表，包括有一些民运的人士，都在替共产党说话，说中国人权怎么改善了等等。那时正好是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所以那次幸亏我在那，反驳了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形势确实很糟糕。
跟那个时候比，现在美国的气氛，对反共方面已经是很高涨了。
他们现在真正自己感到疼了，被共产党搞难受了。而且这些进到中国去赚钱的资本家，就和我20年前给他们预告的一样。
它（中共）现在让你进去是要你的技术、资金、市场，等它把这几样东西都拿到手的时候，它为什么要让你赚钱呢？所以有很多资本家，等于是在中国遭遇挫折了，所以他们这一部分人开始反对共产党了。
所以在国会、美国政治圈里头，才会有一股新的反对共产党潮流。至于说美国老百姓，美国的大部分老百姓是不喜欢共产党的，为什现在的政治空气完全转过来呢？关键原因还是上层很多政治家，他们的情绪转过来了，他们的说法转过来了，他们可以说一些自己真正的想法了、反对共产党的想法。
那么在这个形势下，现在美国反对共产党的气氛越来越浓，意见越来越一致。至少在反对、对付共产党问题上，两党的意见是很容易接近的，
世事变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绕了一圈，似乎又回到美国要同时应对中共和俄国、世界面临集权阵营和西方民主阵营的对峙状态，那么新的冷战会发展为热战吗？中俄今后的发展和归宿又将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