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外界普遍看好接任中共新总理的汪洋裸退出局，跌破了众人的眼镜。
汪洋是中共官场的“幸运儿”，也是专制的官僚体制的牺牲品。他从锋芒外露的官场“童星”到成长为照本宣科的政协“花瓶”，走到中共权力顶层的汪洋个性渐被党性磨平，在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和极权体制面前变得星光黯淡，落寞茫然。
汪洋是中共官场中为数不多的带有鲜明的改革派色彩的人，也是刻板僵化的中共政治圈中少有的异数。
他的“意外”出局却毫不意外地代中共向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寄望中共的变革自新是没有出路的。
汪洋出身寒微，没有正规的大学学历背景，本只是个普通工人，却突然像中了彩票一样转入仕途，节节升迁。
他没有什么特别强硬的后台靠山，却在每个任职期间都能独出机杼地搞出一些轰动的新名堂，屡屡得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如邓小平、胡锦涛等的赏识和提携。
中共官场在迷雾般的幕后运作中，翻云覆雨毫无常理可据。就在人人都以为他会在中共十八大顺利进入最高权力中心时，却突然入常受阻。当他终于在十九大进入常委，他却风头尽失，个性全无，成了官场的花瓶。
汪洋不像中共党内大多元老们喜欢将灰白的头发染黑。他也不像其他官僚那样不苟言笑。他用轻松的民间语言表达看法，常拿中共官员自身作为针砭嘲讽的对象。他曾提出要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意识。
虽然汪洋伴着官运的起伏政治倾向也变得飘忽不定，难以看透，但他倾向自由市场经济和半开明治理的改革派明星光环依然还在。跟其他领导人相比，汪洋还是给感觉无望的百姓保存了一丝幻想。
官场童星 掏粪起家
在中共的官员中，早年的汪洋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官场童星。“娃娃市长”曾是他独一无二的头衔。汪洋与李克强同是1955年出生，也是安徽同乡。他老家安徽宿州城郊的汪家村村民表示，汪洋“他可是从下面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小时候还捡过粪。”
汪洋父亲早逝，母亲是个小学教师。他们家住破旧平房，汪洋八岁时开始拉地板车挣钱。1972年，刚满17岁的汪洋作为家中长子，辍学接班，顶替去世的父亲，进了安徽省宿县地区食品厂当工人。
很快的，汪洋被提拔为食品厂的车间负责人，还博得了同厂工人祝玛丽的好感，两人相恋后很快就结婚了。这或许就是汪洋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中国是个关系社会，没有人提携引荐，再能干的人也难以得到提拔。妻子祝玛丽是安徽宿县地区行署副专员祝建远的女儿。1976年，在岳父的帮助下，汪洋被调进当地“五七干校”（文革时专为官员接受再教育而设的学校）做教员，精明能干的汪洋像在食品厂一样，很快就升任教研室副主任和校党委委员。
1979年，文革后青黄不接的中共大批提拔年轻的干部接班。年轻的汪洋恰逢其时地赶上了这股东风。
汪洋常有大胆的构想，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他在体制内很早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声。1982年，他26岁就被任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28岁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33岁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汪洋“娃娃市长”的称号就是在铜陵时叫响的。
民间流传的关于汪洋的段子趣闻很多，不过，在中共权钱、权色交易泛滥，贪腐盛行的中共官场中，有关汪洋的丑闻和绯闻却很少见到。
此外还有些传闻，多少也显示了汪洋有别于一般中共官员的作派。例如据说，汪洋在任安徽省体委主任时，他虽已有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一位老朋友。
另一个故事是说，汪洋到北京工作后，有一次过年回家探母，自己乘坐火车从北京回宿县过了一个晚上，没带秘书，也没惊动地方政府。第二天离开，连他们家的邻居也没察觉。
还有一说是，汪洋主政重庆期间走访农贸市场，随行人员态度傲慢地两次叫蹲坐卖菜的菜农站起来回话。汪洋突然出人意料地抓起一个青椒投向该工作人员，接着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
作为中共官场的童星，随着官越做越大，汪洋进到最高层常委以后，不无意外的渐渐失去了个性化的色彩。个性被党性慢慢同化和淹没，与体制内的其他官员无异。
老邓指南 变革有路
邓小平提拔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改革派精英，而汪洋则算是邓在厌倦江泽民后南巡时才看中的的关门人选。1988年，汪洋担任安徽铜陵市市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市长。时年33岁的汪洋被当地人称为“娃娃市长”。在铜陵4年，汪洋率先“破三铁”：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对当地旧体制动刀。
1991年，汪洋在当地报纸发长文《醒来，铜陵！》，提示“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呼吁解放思想，破除姓“资”姓“社”的藩篱。汪洋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党媒《人民日报》也发文吹捧“铜陵改革”。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途径安徽蚌埠，专门在迎宾馆召见了汪洋。据说邓对汪的改革劲头十分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加上汪一副娃娃脸，邓戏称他为“娃娃市长”。次年，38岁的汪洋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据传汪洋被邓小平“托孤”于胡锦涛。汪洋的仕途从此进入快车道。
汪洋在仕途的每一站，似乎都有不合乎中共官场惯例的“出格”之举。
他在重庆首开先例，让读者“到二版找汪洋”，改变媒体对领导独占头版头条的报导方式。他不封锁媒体不“硬来”，和平解决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做法曾轰动一时。
主政广东后，他处理“乌坎事件”，避用暴力，还让乌坎村民自选村领导。当时汪洋还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普遍赞许。汪洋在广东还放宽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性的民间社团。他甚至还试点性推出触动中共各级官吏敏感神经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腾笼换鸟 鸟换笼没破
“腾笼换鸟”政策虽然褒贬不一，但它却是汪洋一手打造成名的。汪洋主政广东期间发起新一轮的“解放思想”，2008年，汪洋摆脱江泽民“三个代表”，提出推动产业和劳动力转型的“腾笼换鸟”策略。
经济转型的同时，他还撤换了大批江派贪腐高官，先后查办了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等，引起广东官场大震动，令江泽民恼怒。
他倡导的“腾笼换鸟”的广东模式和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争锋相对，在当时胡温的支持下压制了薄的气焰。最有名的汪薄之争是“蛋糕论”，唱红的薄熙来宣扬所谓均贫富的平分蛋糕，主张自由经济的汪洋则号召先把蛋糕做大。
汪洋在广东推行8年的“腾笼换鸟”以及大手笔肃贪的“广东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习近平后来的“供给侧改革”和“打老虎”运动的实践模型。
但“腾龙换鸟”的转型和肃贪并没有触及中共体制的根本症结，只是老鸟换了新鸟，但笼子始终还在。汪洋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就连他自己也是有翅难飞的笼中之鸟，始终逃不出中共党性浇铸的这个铁笼子。
大海有边 汪洋无岸
汪洋和曾威胁习近平地位的前重庆书记薄熙来是死对头。习近平上台后的前期施政也从汪洋开创的“广东模式”上受益很多。按理讲，两人应有很好的交集。但是共产党信奉的丛林法则和斗争哲学始终都让中共处在凶险不断的路线争斗和派系倾轧之中。治人防人大过了治国安邦，争权夺利也胜过了造福民生。
十八大前，汪洋就被视为“入常”的热门人选，但传出遭江派势力狙击，被前段时间性丑闻缠身的张高丽取代。但汪洋受习重用，任国务院副总理，风头盖过常委张高丽。
十九大后，多次传出类似“大海领军”（大海代指汪洋）等暗指汪洋要取代习的传闻。二十大前，又有人放风，说汪洋女儿汪溪沙介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
不知不觉中，汪洋在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和僵化的极权体制面前已然自顾不暇，方向不明。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敢有异声。他曾经豪言要“杀出一条血路”通向的彼岸也渐行渐远没了踪影。
汪洋的落寞和退场或许会让不少人惋惜，但汪洋的仕途伴着中共的“改革开放”开始，也随着中共变革的无望而终止，这似乎也对应了历史的必然。
在中共二十大最后时刻，当中共前党魁胡锦涛被强行带离会场时，汪洋木然僵坐，毫无生气的表情就像一个大写的休止符。
——《时事人物》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