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11月03日讯】《有冇搞错》。11月3日。
中共二十大一开完，中国出了两件事。第一是郑州富士康大逃亡，上海、广州、武汉又全面封城了，不少人都要出逃了。第二件事，是中共正在全面恢复供销社系统。这两个事件，表面上看不太相关，但实际上，后面的联系却很紧密，顺着这个逻辑，中国的未来有点让人毛骨悚然。
中国的供销社，在老一辈人心中臭名昭着，倒不是因为它的服务太差，而是因为它和“统购统销”以及“凭票供应”这几个标志性文字有关系。
文革后期，很多中国城市中流行各种俗语，其中有关女青年找对象的“三大宝”，广州是“司机、医生、猪肉佬”，北京是“售货员、司机、白大袍”，一南一北两个大城市标准相当统一。
医生不用说，到现在也还是热门人物，司机可以走南闯北，顺便捎带各地土特产，况且那时没有私人汽车，司机是技术活，而且多是公家人。而售货员和猪肉佬，就特别凸显出那个货品短缺时代特色。
中国的供销社，1949年在东北就由高岗建立了，五十年代随着中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概是1954年，正式变成了全国性的组织。1958年，中国的供销社总社变成了中共的国有的商业部门，甚至成了第二商业部，专管农村供销和城镇的销售工业生产销售。本质上，这是一个共产党管控私有商业活动的部门。1958年后供销社坐大，是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步的，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官营的性质。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供销社江河日下，竞争不过私营的商业企业，所以逐渐萎缩。但实际上，中共从未撤销供销社，供销社一直是中共控制的一个商业运行机制，只不过因为市场竞争激烈，所以官方并未大力扶持而已。
中共的供销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
除了总社之外，中国每一个省、直辖和自治区都有一个管理社，称为省社，现在总共有32个，31个省市自治区加新疆建设兵团。省辖市，包括地区、盟和自治州的供销社有344个，而县一级的供销社有2,400多个。
县以上的供销社，按照中共官场的说法是事业单位，却做着商业买卖。但到了县以下的合作社，则是所谓集体所有制。比如在农村的乡镇，农民可以入股供销社，形成供销社的基层分支。目前这种分支的数量大约有3万7,000个。这种分支机构，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新模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按照中共的计划，两年内会发展到5万个。
供销社的官方名称是供销合作社，名义上是一个农民的合作组织，有点像海外的农民自助协会。但在中国，它不是农民自愿组建的，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自治组织，而是非常“中国特色”的，由上至下任命管理的所谓的“民间自助合作组织”。
还有，各省的供销社也有形成很大商业规模的，甚至衍生出上市公司。目前在A股市场中的供销社概念股总共有19个，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有5个，包括浙农股份、辉隆股份、天禾股份、海南橡胶、东方集团。其实这些上市公司，有些是供销社入股，但基本都是从供销社的业务发展出来的。
中共二十大，中华供销合作社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惠玲入选中央委员，这是近三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而二十大结束后，供销社总社就刊出聘请职员的广告，明说是类似公务员待遇，而且根据习近平的最新要求，要全面恢复中国的供销社系统。
当中共官方要“重新完善”供销社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引发了很大争议。大部分人看到供销社的名称，就联想起了文革之前的生活经历，担忧文革复辟，称这个是“终于来了”。但也有专家认为现在供销社已经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目标是服务农村和小乡镇，和文革之前那个掌握着基本生活资料的机构，已经完全不同了。
但实际上，供销社的本质，和文革之前那个没有变，它的关键是“权力”。现在中国的供销社虽然也加入市场竞争，但它背后是靠权力支撑的，比如供销社还负责农药、化肥甚至是种子等的销售，很多地方这个业务是垄断的。最关键的是，供销社是中共官方可以深入乡镇的商业管控机制，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供销社可以取代私人商业企业。
但由权力做后盾的“商业企业”，本身就有自利的倾向，同时它也有这个资源。
比如说，最近上海有一个叫“乓乓响”的企业上市了，这个企业的业务是物资“保供”。当疫情严重，全部都封控的时候，这个企业负责提供物资，保证供应，保供企业。它要上市，就要提供业务报表，要公开财务数据。2022年前五个月，“乓乓响”在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情况下，净利润实现了同比50%以上的增长，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
其中，该公司的“临时及应急服务”中，来自团购团长的毛利占比最大，为1294万元，毛利率达到了惊人的75%；其次是政府机构，贡献毛利397万元，毛利率74%。
上海今年4月封城，所有的人不许离开住宅，吃用只能网购或者团购，而可以把物资送入住家的，必须是政府特许的“保供”企业。“乓乓响”就是这种企业。所以，毛利率达到百分之74、75，就不奇怪了吧。
这就是供销社模式。平时都是市场竞争中的一员，但到了特殊时期，特殊的情况下，这个机制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了。
它的核心是权力。利用权力，可以剥夺别人的利益，挤占别人的市场和资源，甚至可以用粗暴的暴力直接占有对方的资产。比如河北的孙大午，当地政府下狠手对付他，就是因为和政府控制的供销社是直接竞争的关系。
以行政权力运行的经济模式，本质上一定是一种短缺型的经济体质，所以简单来说，供销社能够发挥作用，必须是产品或者商品短缺的条件下。如果是过剩的经济，供销社绝对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中共建立的体制，结构上有天生的特点，在经济管理方面，就是善于管理短缺，不善于管理过剩，有利于处理危机，不利于处理和平时期的日常。结果就是，它可以快速集中资源应付危机。但我们这个社会，危机时期是少数，而大多数时候是相对正常且和平的。所以中共需要一个假想的危机或者敌人，以维持自己的战时管制模式。而供销社，就是这种战时经济模式的一部分。
当我们了解供销社的这个特点之后，就可以了解很多中国人面对供销社重新兴起时的那种恐惧且复杂的心情了。我认识的商人，对供销社这个名词的敏感度，远远超过官场腐败，远远超过其他政府政策。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恢复重建供销社系统，目的是为了增加一个对农村乡镇进行直接经济和商业管控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只有在计划经济、权力经济和短缺经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良好的运行，那么中共画出的这幅未来的景象，对资本家来说，也就相当灰暗了。
从这个角度看，1958年中国供销社大升级，和后来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难道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吗？恐怕未必，两者之间，恐怕有更深的某种关系。
大饥荒时期，中国饿死的人数到现在还不清楚，官方的资料，在1,500万到3,000万之间。那时中国6亿人口，饿死的比例是5%到2%。当时有些省份，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和甘肃都是死人最多的，不是因为他们那里粮食产量减产最大，而是因为这几个省的官员，最忠实最彻底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地官员甚至派出民兵，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守在车站、桥梁和路口，堵截因为饥饿而逃荒的民众。
1961年底，当北京的视察组到甘肃的时候，看到的是公路边和铁路边连成串的尸体，他们是被禁止逃荒的人。
这让人想到了郑州富士康员工的大逃亡。郑州10月8日发现疫情，正值中共二十大前夕，地方因此全面掩盖，郑州官报染疫数字，最多的时候只有不到20人。但有30万员工的富士康，因为经济对郑州太重要，所以必须开工，不能停工。结果是凡是有人阳性，密切接触者一概送到厂区外的隔离区，由当地政府负责处置。但因为人数太多，据说达到了7万多人，航空港区政府采取了粗暴的封闭措施，导致有人死在隔离点内，不知道是病死还是饿死的。
死亡的消息引发恐慌，大批被隔离的富士康员工自10月30日开始突破隔离封锁，靠两只脚走路回乡。这些人大部分家乡都在河南，距离郑州数十公里到一两百公里。数万人在高速公路或者在乡下田间逃亡的画面，引起了极大震撼。
但对我来说，最震撼的是其它的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基层的公安甚至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疯狂为追堵截这些逃难者，而是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在公路上，到处有人留下食物和水，有货车司机搭载顺路的逃难者，地方官员对跨越封锁线的逃难者视而不见，甚至公安武警，都选择放人而不是暴力堵截。
最大的不同，是网上海啸般的舆论，人们不再质问逃难者为何不听从命令，不再指责他们“千里投毒”，中国人在疫情三年之后，终于开始全力表达对具体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家的关注和同情。
这些变化极为重要，因为北京全力渲染的病毒恐惧，以及采取的粗暴强硬的清零措施，逐渐被人们的常识和关怀打败了，而这是这个体制崩溃的开始。
实际上，共产专制体制的崩溃，总是和大逃亡有关系。东欧共产集团上世纪90年代初垮台，最开始发生的就是大逃亡事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大逃亡开始的。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看到广东省临近香港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年轻人。地方官告诉他说，他们都跑到香港找工作去了。习仲勋想出一个主意，把香港的工厂办到宝安县，这样广东的年轻人就不用跑，也能找到工作。这个计划不断升级，后来经过邓小平认可，变成了深圳特区，成了广东改革的试点，最后全面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之后，大逃亡再次出现，会给中国人带到1960年，还是1978年？就看中国人的造化了。
（石山角度）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