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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有位知名女作家，笔名关露。关露发表过两百多篇（部）文学作品，尤其擅长写新诗，像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春天里》，歌词就出自她的手笔。
关露还有一个特殊身分：1939年至1945年，她奉中共之命，打入日伪政权内部充当间谍。
但事成之后，她先后5次挨中共的整，两次被关进监狱，还背负“汉奸”骂名43年，并因此痛失恋人。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2年去世，33年间，这位曾经高产的作家，仅在1951年出版过一本小说《蘋果园》。
今天，我们就根据丁言昭所着的《关露传》及相关资料，跟大家谈一谈关露的悲剧人生。
奉命打入日伪内部六年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于山西一个举人之家。16岁时，她迁居南京，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先入哲学系，再转入中文系。大学期间，她开始迷恋新诗，并尝试写作。1931年夏天，关露离开南京去上海闯世界，并在1932年春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之后主要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
1939年深秋，她接到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转来的一封密电，上面写着：“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接到命令后，关露很快来到香港，见到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廖承志，中共高级特工、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潘汉年要求她打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号，接近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获取情报，并见机策反李士群。
从香港回上海后的第三天，中共地下党员吴成方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头，催她尽快去李士群那里“工作”。
关露的妹妹曾救助过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于是，关露利用这层关系，很快成了李士群特工总部76号的座上宾。之后，她频繁出入76号，陪李士群的太太打牌、逛街、美容、出席各种活动，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并促成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李士群后来还带潘汉年见了汪精卫。
1942年春，吴成方通知关露：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以后不用再去李士群那里了。
关露提出，她希望尽快离开上海，去延安或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都行。但吴成方说，党组织已经决定，让她留在上海，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以此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
关露进入《女声》编辑部后，兼任撰稿和编辑，发表了很多与妇女有关的文章。1943年8月，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关露被选为代表赴东京参会，并以《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为题发言。此行，她还承担了潘汉年交给她的一项特殊任务：帮助转递一封信给日本友人秋田教授。
关露依然顺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是可想而知，在抗日战争期间做这样的事，她“汉奸”的恶名很快传遍上海滩，甚至国内外。
1943年秋，关露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凤写信，用暗语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愿望。胡绣凤马上把关露的想法汇报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不久，邓颖超回覆说：延安方面已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地下党仍要关露留在上海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关露被民国政府列入待抓捕的“汉奸”名单。关露知道后，立即找到他的上级吴成方，希望迅速转移。吴成方不敢作主，于是向上级请示。不久，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下令，把关露转移到江苏淮阴的新四军根据地。
这样，关露6年的间谍生涯才算结束。
邓颖超棒打鸳鸯
关露在上海时，与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相识并相恋。王炳南在寄给关露的一张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1930年代末后，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后到武汉、重庆工作，与关露失去见面机会，但他们彼此挂念。
1946年春天，王炳南随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不久就和关露取得联系，两人书信往来不断。之后，王炳南打算去看望关露，定下终身。但是，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刻，他被邓颖超拦了下来。
王炳南后来回忆说：“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
王炳南所说的领导就是邓颖超；所谓“名声不好”，是说关露为中共效力换来的“汉奸”骂名。中共方面担心，如果俩人结婚，将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对王炳南的工作不利。
邓颖超与王炳南谈过话之后，王炳南给关露写了一封绝交信。收到信的关露心如霜打，在王炳南照片的背后写下《红楼梦》里的诗句：“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1945年第一次挨整
再说关露到达淮阴新四军根据地不久，就赶上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她立即成为被审查对象，多次被命令“交代问题”，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大病一场。后来，关露的妹妹胡绣凤找到关露上级吴成方和吴成方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上级写下证明材料后，关露才恢复自由。因为受审查，不被信任，被人高喊“汉奸”，恋人绝交等一连串的打击，关露身心交瘁。此后至少七八年，她的精神都处在一种轻微分裂状态，时好时坏。
1949年后四次挨整
中共建政后，关露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1955年，中共制造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关露因为在南京读书和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时，与胡风有过一些接触，受到隔离审查。但审来审去，没查出什么问题。
1955年，中共制造了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由于关露写过一篇《女作家印象——女战士丁玲》，有人在大字报上点了她的名，说她和反党分子丁玲有可疑的关系，关露又不得不一遍遍写“交代”材料。最终，她被认为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无关。
1955年，中共还制造了一个“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关露因为在潘汉年、扬帆手下工作过而遭逮捕，被关进北京功德林监狱。一度，她的精神分裂症复发，医生竟说她“装疯卖傻”。两年后，她出狱，得到的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是：
“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但由于她与组织还未断联系，也没有发现她有其它罪行，所以也不能予以汉奸论处”，“教育释放，仍返回原机关工作”。
回电影局不久，领导以关露身体不好，又没有写出什么东西为由，让50岁的她提前退休。
退休了，终于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了吗？并没有。
文革爆发后，关露再次被卷入运动漩涡。1967年，她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领导的“中央专案三办”下令逮捕，原因还是说她与“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有关。这次，她被送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
1975年5月，关露终于获释，结论是：定为汉奸，不戴帽子。
1982年自杀身亡
晚年时，关露身体不好，她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进城看病很不方便。在昔日恋人、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的帮助下，文化部在城内给了她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在关露的病床前，向她宣布平反决定：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
同年12月5日，在完成回忆录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后，关露在北京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服安眠药自杀。
关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回忆说，那一天，她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中共为了自己的目的，毁了关露的一生。而受尽苦难的关露，是否为自己投奔中共的那个决定，而追悔呢？
好的，今天就先说到这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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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