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赔了恋人又折命 共谍关露的悲剧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有位知名女作家,笔名关露。关露发表过两百多篇(部)文学作品,尤其擅长写新诗,像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春天里》,歌词就出自她的手笔。
关露还有一个特殊身分:1939年至1945年,她奉中共之命,打入日伪政权内部充当间谍。
但事成之后,她先后5次挨中共的整,两次被关进监狱,还背负“汉奸”骂名43年,并因此痛失恋人。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2年去世,33年间,这位曾经高产的作家,仅在1951年出版过一本小说《蘋果园》。
今天,我们就根据丁言昭所着的《关露传》及相关资料,跟大家谈一谈关露的悲剧人生。

奉命打入日伪内部六年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于山西一个举人之家。16岁时,她迁居南京,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先入哲学系,再转入中文系。大学期间,她开始迷恋新诗,并尝试写作。
1931年夏天,关露离开南京去上海闯世界,并在1932年春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之后主要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
1939年深秋,她接到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转来的一封密电,上面写着:“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接到命令后,关露很快来到香港,见到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廖承志,中共高级特工、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潘汉年要求她打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号,接近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获取情报,并见机策反李士群。
从香港回上海后的第三天,中共地下党员吴成方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头,催她尽快去李士群那里“工作”。
关露的妹妹曾救助过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于是,关露利用这层关系,很快成了李士群特工总部76号的座上宾。之后,她频繁出入76号,陪李士群的太太打牌、逛街、美容、出席各种活动,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并促成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李士群后来还带潘汉年见了汪精卫。
1942年春,吴成方通知关露: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以后不用再去李士群那里了。
关露提出,她希望尽快离开上海,去延安或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都行。但吴成方说,党组织已经决定,让她留在上海,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以此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
关露进入《女声》编辑部后,兼任撰稿和编辑,发表了很多与妇女有关的文章。1943年8月,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关露被选为代表赴东京参会,并以《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为题发言。此行,她还承担了潘汉年交给她的一项特殊任务:帮助转递一封信给日本友人秋田教授。
关露依然顺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是可想而知,在抗日战争期间做这样的事,她“汉奸”的恶名很快传遍上海滩,甚至国内外。
1943年秋,关露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凤写信,用暗语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愿望。胡绣凤马上把关露的想法汇报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不久,邓颖超回覆说:延安方面已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地下党仍要关露留在上海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关露被民国政府列入待抓捕的“汉奸”名单。关露知道后,立即找到他的上级吴成方,希望迅速转移。吴成方不敢作主,于是向上级请示。不久,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下令,把关露转移到江苏淮阴的新四军根据地。
这样,关露6年的间谍生涯才算结束。

邓颖超棒打鸳鸯

关露在上海时,与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相识并相恋。王炳南在寄给关露的一张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1930年代末后,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后到武汉、重庆工作,与关露失去见面机会,但他们彼此挂念。
1946年春天,王炳南随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不久就和关露取得联系,两人书信往来不断。之后,王炳南打算去看望关露,定下终身。但是,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刻,他被邓颖超拦了下来。
王炳南后来回忆说:“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
王炳南所说的领导就是邓颖超;所谓“名声不好”,是说关露为中共效力换来的“汉奸”骂名。中共方面担心,如果俩人结婚,将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对王炳南的工作不利。
邓颖超与王炳南谈过话之后,王炳南给关露写了一封绝交信。收到信的关露心如霜打,在王炳南照片的背后写下《红楼梦》里的诗句:“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1945年第一次挨整

再说关露到达淮阴新四军根据地不久,就赶上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她立即成为被审查对象,多次被命令“交代问题”,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大病一场。后来,关露的妹妹胡绣凤找到关露上级吴成方和吴成方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上级写下证明材料后,关露才恢复自由。
因为受审查,不被信任,被人高喊“汉奸”,恋人绝交等一连串的打击,关露身心交瘁。此后至少七八年,她的精神都处在一种轻微分裂状态,时好时坏。

1949年后四次挨整

中共建政后,关露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
1955年,中共制造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关露因为在南京读书和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时,与胡风有过一些接触,受到隔离审查。但审来审去,没查出什么问题。
1955年,中共制造了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由于关露写过一篇《女作家印象——女战士丁玲》,有人在大字报上点了她的名,说她和反党分子丁玲有可疑的关系,关露又不得不一遍遍写“交代”材料。最终,她被认为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无关。
1955年,中共还制造了一个“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关露因为在潘汉年、扬帆手下工作过而遭逮捕,被关进北京功德林监狱。一度,她的精神分裂症复发,医生竟说她“装疯卖傻”。两年后,她出狱,得到的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是:
“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但由于她与组织还未断联系,也没有发现她有其它罪行,所以也不能予以汉奸论处”,“教育释放,仍返回原机关工作”。
回电影局不久,领导以关露身体不好,又没有写出什么东西为由,让50岁的她提前退休。
退休了,终于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了吗?并没有。
文革爆发后,关露再次被卷入运动漩涡。1967年,她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领导的“中央专案三办”下令逮捕,原因还是说她与“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有关。这次,她被送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
1975年5月,关露终于获释,结论是:定为汉奸,不戴帽子。

1982年自杀身亡

晚年时,关露身体不好,她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进城看病很不方便。在昔日恋人、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的帮助下,文化部在城内给了她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
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在关露的病床前,向她宣布平反决定: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
同年12月5日,在完成回忆录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后,关露在北京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服安眠药自杀。
关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回忆说,那一天,她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中共为了自己的目的,毁了关露的一生。而受尽苦难的关露,是否为自己投奔中共的那个决定,而追悔呢?
好的,今天就先说到这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