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1月13日新闻大家谈

【新闻大家谈】王维洛：邓小平收到一封信吓坏党中央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1月13日讯】扶摇：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五（1月13日）的《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

今日焦点：王维洛忆上山下乡：亲人追着火车跑，哭声直上云霄；“老三届”没有青春，去北大荒只争生存；基辛格的同学，被关进牛棚；给邓小平写实名信的勇者：共产党下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被鼓动的民众、军队人员，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欢呼“领袖”又发表“最新指示”。

全国范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这是在工业化期间，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非正常大迁移，在人类现代史上实属罕见。有统计显示，中国10%的城市人口被卷入其中。

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被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被剥夺了；千百万家庭，也因此被撕裂。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时候，着名的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正是个17岁的少年。属于“老三届”的他，没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只能被滚滚的时代洪流裹挟着，去到几千里之外的“北大荒”。

荒诞的岁月，给他准备了怎样不可预知的经历呢？

【从杭州到北大荒送行亲人追着火车跑】

扶摇：王维洛博士，很高兴您能来我们节目，聊聊您当“知青”的往事。那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您就被安排下乡了呢？

王维洛：当时我们学校里就来了黑龙江合江地区的代表团，向我们介绍情况。当时介绍的情况主要是说苏联怎么样侵占我国的领土，杀害中国人，比如说像海参崴、海兰泡这些国土，都被苏联人给抢走了，主要就是讲这件事情。

那么，就这么就下乡了。当时我们在学校的一共是六届，从高三、高二、高一，初三、初二、初一，一共六届，他们叫“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其实包括了六届，高中的三届和初中的三届。我当时是不到17岁，或者说17岁吧，就是那一年应该是17岁。因为我那年是初二，所以我一共上学就是 7年多不到8年，就7年多，8年还没毕业。

就是因为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开始是1966年的6月份就停课了，那我们就停在那了，从那个时候到1969年就再没有（学生）进来，也没有出去。那么我们下乡的时候是1969年的3月9号。

很多人不知道1969年的3月2号，中国和苏联发生了第一次珍宝岛战役。在当时苏联是比较吃亏的，苏联吃亏了以后它就要进行报复，当时是第2次报复，第二次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正好是在第一次战争第一次中苏珍宝岛战争和第二次珍宝岛战争之间到黑龙江去的。

那么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是在黑龙江，就是中国（版图）那个所谓的鸡头，差不多是鸡头上面，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大家也叫“北大荒”。我们去的是黑龙江省富锦县，一起去的。当时一开始说的是不到1000个杭州知识青年到富锦县去，后来统计，那天去的应该是1050个人。大多数都是杭州各个中学的，好像还有几个小学生，还有10个人是杭州市少年劳教所的。

用现在的人来理解这个富锦在什么地方呢？比较好理解，大家都知道中国房价最便宜的两个地方，一个叫鹤岗，还有个叫双鸭山。我们这个县正好是和它们这两个组成一个三角形，组成一个三角形，就在那个地方。富锦的城市名称是来自于少数民族赫哲族的，意思是“高地”。那边的人几乎都是清朝以后移民过去的。

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大多数的人都是山东或者是辽宁、河北那些地方来的。富锦县离杭州，就是离我们的家，有多远呢？正好四千公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背岳飞的那首《满江红》里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功名尘与土”，就是正好是八千里路。需要走多长时间呢？需要走四天三夜，坐火车四天三夜或者是三天四夜，坐了这么长的火车。

扶摇：杭州人到那边应该首先气候上就很不适应吧，而且您那时候才17岁。

王维洛：讲笑话啊，那东北的老乡们一开始就欺负我们，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3月份，天气还是很冷的时候。老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天气很冷啊，最冷的时候，他说能达到零下40度。

但是，我是没有经历过零下40度，我经历过零下20多度。他说，我们那里撒尿，你要拿棍子敲着，否则尿出来以后马上就冻上了。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坏我们吧。我们说我们那地方也很厉害，我们那都是竹笋，你要到地里拉泡屎，就直接扎你屁眼里，那叫雨后春笋，笋长得特快，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就给你讲两个故事，随便讲吧。我们这一列列车上面装了杭州的青年，那天不是从杭州火车站发的车，而是从杭州的一个货运站，就是南京桥的一个货台上发的车。因为去送的人太多，没有站台，那些送的家长都是站在下面，车上的人够不着车下的人。

当列车开的时候，下面这些送的爹妈、爷爷奶奶，或者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就跟着这个车子跑，跟着火车跑。据说就是那一天，捡了几卡车的鞋子，就是那些亲人们送我们的时候，他们把鞋子全都掉了，他们一直追到我们，就说看不到我们这个车子。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写的说，那个哭声“直上云霄”，就是哭得很悲惨吧。

但是车上就分作了两个状态，车上的女生都哭了，我指的是我们那一节列车上的女生都哭了，车上的男生一个也没有哭。车上的男生好像就要去打仗，和苏联拼命，是的，好像这我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就是那个马革裹尸，就是我这么回来的，那一点没哭。

扶摇：那么您当时心里什么样？

王维洛：我当时也没哭，别人不哭，我也不哭。女生哭我男生不哭，我们也不哭啊，我也不哭。

扶摇：您家人当时有追着火车跑吗？

王维洛：有。我妈没去送我，我是我爸爸送我，我是和我哥哥一起去，我爸送我们去。但是当火车开到嘉兴站的时候，就是离开杭州100公里的时候，泪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是全车厢的男生全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男生哭了以后女生也跟着哭，反正就是特别悲惨吧。那个场景，比刚送亲人的时候那些哭得还要悲惨。为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哭。

【没有选择的“自愿” 没有青春的一代】

现在的人他老是在讲说，你们都是自愿出去的，自愿“上山下乡”的。到了德国以后，我学了决策学，决策学里面就说，你有个选择，你有不同方案的选择，有自愿和非自愿的，你有选A和选B的可能，那叫选择，那是我自愿选A不选B。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选择，你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你就没有自愿。

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那不叫选择，无非是你到黑龙江是插队当农民的，还是到黑龙江的农场，还是到黑龙江的兵团，还是到浙江插队当农民，还到浙江的农场或者浙江的兵团，就是这些选择。这些选择它的总体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你要“上山下乡”。所以你没有选择，你就没有自愿。

很多人都说你们写了决心书，写了自愿书的。对，你写了决心书和写了自愿书的，就像现在的死了亲人的那些家属一样，他都写上我们这个家属不是死于新冠的，是死于别的病的，你也是“自愿”的。但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自愿”就不是自愿，因为你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就是说你没有自愿。

还有人老是在那里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上山下乡”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很多人就讨论这个问题，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

我在这里讲一下，另外一个杭州知识青年，就是中国比较着名的女作家张抗抗。她写了一个东西，她说我们“没有春天”。大家都说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冬天到了春天就不远了。张抗抗说，我们的是冬天已经到了，但是过了冬天以后，那不是春天，我们已经到了夏末了。我们从来就没有春天过，我们就没有青春这个时期。

因为我17岁去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家里靠的是爹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怎么生活，我们不知道怎么生活。我们不知道怎么生活，那一下子我们就被投入到这个生活里面去了。所以说，你要说我们青春有悔还是无悔，我可以告诉你们，青春我们没有过。我们没有过青春，没有过像现在人这样的那样的青春，你说可以谈恋爱、找女朋友或者是干什么，上学都是很浪漫的事情，我们没有那样的时间。

“那是我们老三届整整一代人啊。”

“那个青春花季的年龄，十年也许更多，恰是一个人生命的春天。稚嫩的花蕾被严冬的风霜雨雪侵袭，许多本应灿烂本该绚丽一季的花朵，都没有等到春天。那冬天是过于严酷和漫长了，且固执地徘徊不去，碾磨似地一轮轮回风不止。待到终于气息奄奄地鸣金收兵，大地已是春老红残。即使偶有坚忍的花芽挺过寒冬，噩梦初醒时，只见草木葳蕤，花叶繁茂，满目是仲夏的苍翠，没有了种子的位置。”

“与同龄人交谈，时时有青春不再的悲凉，丝丝缕缕地浮升上来。”

“曾被严寒肆虐，又被春风所误，何处去寻回属于我们的日子？”

——张抗抗《没有春天》

【一个现实检验“上山下乡”是否正确】

王维洛：你要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回想起来那个9年，我是在这儿待了9年，你说后不后悔？我绝对后悔，我绝对后悔。

我先把我的一些观点讲出来。别人说，那你怎么检验你是后悔还是不后悔，你是自愿去的，还是不自愿去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检验知识青年是不是自愿“上山下乡”的，或者认为这个“上山下乡”是对的，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很简单，就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你有没有把你的子女送下去？

比如说习近平，他是一个“知青”。他说，“知青”的这条路是对的。好，这是一条好的路，这是一条正确的路，那你就把你的女儿送到乡下去，走这条路，对不对？你不要把女儿送到美国去上学去，不用送到哈佛去上学。那么李克强你也是“知青”，你也不要把你的女儿送到美国去。汪洋你也是“知青”，你不要把你的女儿送到国外去。王岐山是例外，因为他无儿无女。

我在这篇文章上说，我说就这么一个标准，只要这个人他把他的子女送到乡下去，那么他就认为这一条路是对的。而且我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我就呼吁说，你们有谁知道“上山下乡”这个知青，把他的子女又重新送到乡下去了，请你们告诉我一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一个人的回应，说他把他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他认为那条路是对的，那条路就是唯一正确的，没有一个人。

所以你自己做不到的，你不认为是对的，所以你拼命把孩子就送出去。我们所有的知青，现在的所有的这一些知青，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都有孩子了。我们这一批知青，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大学去。

而且就是我们这一车人里的子女，上北大的，有上清华的，有上浙大的，反正全国最好的大学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都有父母对他们的栽培，而且也是父母他们自己愿望在子女身上的实现。不是在自己身上的实现，而是在子女身上的实现。这其实是很可悲的，父母们都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子女们却在父母的这个辛勤的培养下，获得了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就继续再讲，就是火车开了三天。

【逃票坐车回家遇到“特别的”列车员】

扶摇：是啊，这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就像作家方方说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那一代人的青春、教育等等，都被毁了。

我想再问问，您当时被下放到黑龙江富锦县9年，多长时间能回家一次？然后您说当时是没有选择的，那有没有人是有选择的，他/她没有去？

王维洛：有，很少，很少有人有选择的。比如说像我小姐姐没去，因为我们家四个孩子要上山下乡了，我们三个男的走了，那么家里就有留一个，她可以不去，这是“政治许可”的。还有的人他有病不去，也有人转了个弯去的。

比如说我们班有个同学，他是最早“上山下乡”的，但是他没有把他户口迁走。我们不知道他没把户口迁走，大家不知道那个户口是什么东西。其实户口是比你到哪里去更重要的一个东西。他是上山下乡到一个亲戚家去，他到山东去了，从杭州到山东去，他就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但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他回来了，他户口没动，他只是在那里避了一下风头，就这样。

那你要说回家，我就跟你讲一个故事。回家呢，第一年我挣的钱，第一年我们生产队的收成不好，我第一年除了扣除我口粮的钱，扣去我当时这一年里面从生产队里面分到的肉、分到的豆腐，或者是买的豆腐，这些蔬菜什么东西，我还剩下38块钱。从富锦到杭州的一张火车票，来回一张火车票正好38块钱。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把这个钱拿去买车票，因为我明年就没钱花了。

有什么办法呢？那就逃票吧，就是没票就这么坐车。当时的知青没票坐车那很多，那我们三个人没票，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说，反正我要被你抓住了我就下车，你让我下车吧我就下车，反正我就前进了这么几百公里了。再上一辆车还是没有票，那么再抓住了，我再下车，就这么的。

那钱放什么地方呢？钱可能放在牙膏里啊，放在鞋底里啊，什么什么地方都放。

我们三个人上（车）来以后其实挺显眼的，那我们三个人就被一个乘务员给叫起来了，就查票。没票，那她就把我们叫起来了：你们出来吧。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只能跟着她走。然后她就把我们带到她的一个小的乘务员室里头。她就告诉我，你们坐这儿不要动，也不要响。然后她去给我们拿水，给我们拿吃的。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哈尔滨人，她跑的这趟车是从上海到哈尔滨三棵树的，一个列车员。她给我们拿来吃的，她给我带来喝。她叫我不要动，一直把我们送到地方。然后她告诉我们一句，她的孩子和我们一样也是“知青”（哽咽）。她说，她看到我们，她就想起她自己的孩子，她自己的孩子在兵团里。她就把我们一路送回来了。

这是我自己一个逃票的经历，所以有时候想起中国的绿皮火车，我就想起了这位列车员，这位“知青”的妈妈。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我最后想起的就是，那个美国的中国女导演她说的一句话，她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总结我这9年的生活，我就说，还是好人多。

【火车上的大打出手下车后的实地震撼】

扶摇：嗯，是啊，您现在说到这件事还很动容啊。那我们再说回您第一次去黑龙江的那趟火车，那次有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吗？

王维洛：那么，我们的火车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过了绥化以后，这是最后一天的旅行了。到了绥化吃中饭，吃过中饭的时候，我们车里的女生要到餐车去吃饭，后来说是有几个男生在那里调戏她们，她们就回来了。我们这个学校的男生听说女生被调戏了就急了，就过去要说理去，然后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我们这些“知青”去“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都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常用的一些武器，匕首、手铐。手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手扣，就是5只手指这里铁圈一样的，打拳的，但是这里是钢的那个手扣。还有就是武装带，就是解放军用的皮带，它是一个钢头的，用这个抽人的。大家突然这样发现，还有那个叫三节棍、九节鞭都有，都带了，就打了。

打了以后，我们这个车厢的人打败了，我们打败了，就退回到我们自己的车厢里。退回到自己的车厢里，然后他们那批人就过来了，过来以后我们就把这个车门给堵住。车门堵住了以后，把自己车厢里的凳子都拆下来，把门给赌上了。两边就在通过破的这个门窗这里打，就这么打。一直打到哪儿呢，打到佳木斯。中国电视剧《知青》的开始，它用的就是我们“知青”列车的这一段，就说“知青”在火车上打架了。

我前面讲了，当时正好是珍宝岛第一次战争和珍宝岛第二次战争之间。这条铁路线，从哈尔滨到福利屯的这条，当时正好是运送军火的，珍宝岛战的武器都是从这条线上运过去的。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到了佳木斯的时候就忽然发现，一个排的三十多名解放军上来了，持枪的，把我们两边拆开。然后经过大概一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我们的终点，我们是被解放军押下火车的。

但是当我们到了村子里头，下了火车上了汽车，看到那边一片荒凉，看到那地方，我们今后要生活的实际情况，我们好像把我们当时在车上打架结下来的仇恨全都忘了。

我们打架的双方，有的都是分在一个公社里的，你在路上都能看见的。几天前我们还在火车上大打出手，几天以后你说，说什么，还有什么好打的？在这里也就活下去嘛，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情况。

【高干子弟成批“上山下乡”】

扶摇：是。那和您一起去的这一批“知青”，都是来自怎样的家庭呢？

王维洛：那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批1000多个知识青年，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我们这一车的知识青年可都是“了不起”的。

你知不知道原来中石油的老总陈同海？他最后是因为说，陈同海和他们6个官员共用一个情妇，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的。他爸爸是谁呢？他爸爸是陈伟达，当时是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是天津市委书记，再后来是中纪委第二书记。

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大概今年就要下来的那个卢展工，也是和我们一车去的。还有一位大家也许不知道，他在四人帮时期很红，但是四人帮倒台以后，他就很吃亏，他就没路了。他是当时的最红的中国“红九连”，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标兵连，沈阳军区“红九连”的指导员。你要让他说马列主义那一套一套的，他叫余小平。

我们一起下乡的还有谁？原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儿子。江华就是审判江青的最高法院的院长，他是特别检察厅的厅长，江华，他的儿子。还有原浙江省公安厅的厅长王芳的儿子，王芳后来是中国公安部的部长。有原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陈冰的儿子，他后来是宁夏的副书记。还有几个副省长的儿子和女儿，这是干部一级的。

那还有谁呢？还有一个从国民党投诚的国民党上将，原杭州警备区司令员吴化文上将的儿子；有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曾孙子；有中国着名哲学家冯至的侄女；还有一对姐妹，父亲是杭大的教授，和我们一车去的。那他父亲是特别“罪大恶极”的，为什么呢？他胆敢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毛泽东的诗词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讲平仄的，他不会写诗的。这是这位教授说的，那时候就打得很厉害。

再说说我们这个村子的人。我们村子的里面有一个同学，他的外祖父，其实不是真正的外祖父，是外祖父的哥哥。外祖父的哥哥中国人是不是也叫外祖父的？那么他的外祖父就是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开国元老，国民党国民政府里监察院的院长于右任。于右任一直是在国民党里面偏左的，也就是共产党“团结”的对象，当过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因为国民政府是五院制，不是三院制，它不是三权分立，它是五权分立，所以他监察院权力很大的。

还有一个同学的爸爸，1927年的时候就是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军事委员会的军事部部长是李鹏他爹。那么这个同学他爸爸，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后他是退党了，以后就去当中学老师、小学老师。所以他是带着一个头衔，就是“大叛徒”。

【实名要求共产党下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孤勇者】

我们同学里头，还有两个人的父亲是“美国特务”。第一个“美国特务”，他爸爸是原来的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建的之江大学的负责人。美国在中国建了好多大学，那么他父亲是之江大学的负责人。后来49年之前，他离开中国到了美国，后来一直主持美国和中国关于财产方面的谈判，关于之江大学的财产的谈判。就是说中国要赔美国多少钱，怎么样怎么样，他爸爸就从事这个工作的，他爸爸是“美国特务”。

还有一个同学，他爸爸也是“美国特务”，因为他爸爸在美国留过学。这个同学就比较“神奇”了，如果大家说去年的“白纸革命”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下台”这个口号，我们这位同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用真名实姓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共产党下台。

他当时是杭州大学一个体育教研室的老师。那么中央从上面一层层压下来，压到浙江省委，压到杭州市委，压到杭州大学党委，要求他检讨，就承认错误检讨。那他不承认错误，他没有承认错误。所以就像现在的很多人一样，他就不能当老师了，他就被贬到资料室当资料员去了。

当时，他的父母就因为这件事情和他断绝关系，和他断绝子女关系，而且断得很彻底。他父亲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没有让他去参加追悼会。他当时正好在谈恋爱的一个女朋友也和他断绝关系，就说你必须承认错误，如果你不承认错误的话，我们只有断绝关系。那他也就断了。

所有的同学都不理解他，有的同学认为你说得尽管对，但你这么说了也没用，只能给自己招来祸水。整个宿舍里的人、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是神经病。他这么多年，他就活着像被别人看作是一个神经病一样的一个人。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他当时就是用真名实姓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共产党下台，就是说你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你一直是以这个“与人斗、与地斗、与天斗”，以斗争为自己的使命的。他说，你现在改变了政策说搞经济了，那你说不过去，你应该先检讨，然后怎么样。

那么他就成了我们居民区的“朝阳大妈们”重点管控的对象，而管控他的这些“朝阳大妈们”都是“知青”，有一个还是我们一辆火车上、一起下乡的“知青”的妹妹，大家都是“知青”。那么他也不时地被派出所的警察叫去，给他一个隔离，大概拘留一天吧。他最长的居留的时间是一天，没有长过一天的。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他的这个故事，他爸爸是“美国特务”。

这个同学现在什么样？

死了，他在新冠这个疫情爆发之前他就离开了，离开人间的时候，当时是死在家里，没人知道的。

我们现在就把故事讲回来。

他个很高，1米97。他下乡两年以后，就被黑龙江省队挑选去当专业运动员了，他是黑龙江省一队的主力队员。然后他要求回杭州，黑龙江省队就不放他走，最后把他“以人换物”，把他换给了解放军工程兵部队的篮球队，换回了20吨水泥的指标，不是说换回20吨水泥，而是20吨水泥的指标。就是说黑龙江省体委可以拿着这张纸头去买20吨的水泥，这就是他的代价。

那么他就换到了工程兵部队，他在到了工程兵部队以后就是解放军了，他就是一个军官了。最后邓小平裁军之前，把他们工程兵部队精简掉以后，他就转业回家了，回到杭州大学，在公共体育教研组当体育老师，并且带着杭大的学校篮球队，他当教练也是队员。当时他都干得好好的，大家都觉得他春风得意吧，还谈了恋爱快要结婚了，都已经谈婚论嫁了。

但是，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用真名实姓要求共产党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