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巫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个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到燕大刚六个星期，三十岁出头的巫宁坤就赶上了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伊始，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先去中南海听周恩来长达七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回到学校后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紧下来是三反五反运动。燕大自己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为运动重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在这里变成反亲美、反崇美、反恐美。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北京市委派来的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全校停课搞运动，陆志韦校长靠边站，成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无休无止地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交代问题。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他“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许多教授也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满嘴党八股，上台批判校长。校长的女儿也慷慨激昂，做大义灭亲的发言。批完校长批各系主任，再批各系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反动小集团——十人团。被批的教授、讲师，有的下跪求饶，有的声泪俱下沉痛检讨。
巫宁坤想不出自己回国才短短几个月究竟有什么错，可眼看着一个个他平日敬重的前辈都痛心检讨，他也不敢自居另类，便如法炮制，在批判会上痛骂自己，深挖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诸如此类，都引为罪。他满以为可以过关了，不料话音刚落，英语二年级的一个男生跳出来，说他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这个学生举起一本小书，指着封面，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从美国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该书封面上画着一只手，指甲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那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班上一男生前不久从巫教授处借去的。
接下来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必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各自的政治历史问题和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巫宁坤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了历史，接受了盘问，又到文学院教授会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还写出了一份自传。他自认为万里归国足以证明自己的爱国心迹，谁料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约他到府上谈话，态度的倨傲无礼令来自自由美国的巫宁坤吃惊”。“只见翦嘴里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对巫宁坤说：‘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巫宁坤回忆说：“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这次谈话埋下了巫宁坤以后三十年的苦难，还牵连到他全家跟着受苦。
紧接着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洗脑态度好的教授留在了北京，巫宁坤被发往天津南开大学。
南开将巫宁坤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他住一间，母亲住一间。每周两三个下午，教师们都要参加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学习材料包括毛泽东的着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彷彿听者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任何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
不久巫宁坤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此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宁坤按时到系里参加政治学习。一坐下来，就听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到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身边的教师一个接一个发言，揭发批判，把巫宁坤平时私下的不满言谈都翻了出来。散会后，以前经常交往的许多同事都疏远了他。他的好友，从美国归来的查良铮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巫宁坤在南开大学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时为外文系学生的李怡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将。怡楷天生朴实，天真无邪，使巫宁坤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后来的苦难证明宁坤找对了人，怡楷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好妻子。
婚后好景不长，几个月后，肃反开始了。全校召开动员大会，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系一百多名教职员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是南开暗藏的头号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一个德语讲师。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气势汹汹，拍桌子打板凳。一位曾任溥仪皇帝俄语翻译官的俞姓讲师，被吓得当场昏倒。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就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闯了进来。他们自称是公安人员，穷凶极恶地亮出一张搜查证，先对巫宁坤搜身，再对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一个男的问他：“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巫宁坤说：“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另一个男的又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了？”他意识到，他们已把他当成暗藏的美国特务。紧接着，全校又开了几天批斗巫宁坤的大会。
一九五六年二月，党报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报告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要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久，中共天津市委一位干部约巫宁坤谈话，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开大学人事处通知他调往北京一所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巫宁坤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又回到北京。
还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到了。曾痛恨自己与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宁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要求提意见的诚恳邀请。在鸣放的激动中，他还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于是，巫宁坤在各种场合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他说的话，都被指控为对共产党内政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攻击。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在大批判中，巫宁坤的唯一权利是承认加给自己的任何罪名。任何企图解释或澄清事实的努力，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是坚持右派反动立场死不改悔。南开的一位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地揭发巫宁坤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巫高呼“不自由，毋宁死！”她质问巫：“有没有这回事？”巫答曰：“有过。”她立即怒吼：“用美国的反动口号进行煽动！”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还指控他曾说过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群众吼道：“这是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
经过众多同事的无情批斗后，巫宁坤被定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妻子第二个孩子临产前，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巫宁坤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走，关进半步桥监狱（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一个下属单位北京市劳动教养所。此后的三年劳动教养，赶上三年大饥荒，苦难雪上加霜。劳役、饥饿、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的边沿走过。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处上访，要求释放巫宁坤，他会死在劳改营。
三年劳改出来后，巫宁坤作为临时工被安排到安徽大学教书。他把这段时间叫做“暂回人间”。好景总是兔子的尾巴——文化大革命来了。巫宁坤首当其冲，又被揪出来。批斗大会，下放劳动，历史又一次重演。他被单独下放，妻子带着孩子被下放到几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全家在农村苦熬了七年。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