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3月30日讯】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就业形势雪上加霜。近年来，大陆多地建筑业发布“清退令”，超过60岁的农民工一律“禁止雇用”。据统计，未来有将近8000万名超龄农民工，将面无工可打、无地可依、退休与养老的困境。
近年来，上海、天津、江西、四川、广东等地发布了“清退令”。其中上海最先施行，2019年，上海禁止60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2022年4月，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3亿人，平均年龄41.7岁，50岁以上占比27.3%，将近8000万人。对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而言，继续就业、退休与养老的困境，近在眼前。
今年3月28日，腾讯新闻发表文章，题为《“清退令”背后：8000万超龄农民工，无工可打、无地可依、无休可退》，描述了这些超龄农民工的现实困境。
陆媒报导，今年2月，为了继续打工，一位64岁的老建筑工谎报年龄，办了假证。一大批超龄农民工流向了零工市场，像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样，做起了“日结”。
该文报导了一位出身于农民工家庭的劳工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王欧的讲述。
王欧表示，五六十岁的农村人，孩子外出读书或打工，还没结婚生子，需要他们继续积累财富，为房子、彩礼或将来的其它开支做准备。老家年轻人中男多女少，这些年彩礼节节攀升，成为父母一代人的沉重负担。他们同时还面临其它的压力，比如家人的疾病等等。
王欧说，与其说是超龄农民工自主选择了“不退休”，不如说是他们对子女的责任、对养老和对生病的隐忧，迫使他们在别人颐养天年的时候，继续不停工作。
王欧表示，这与当前的社保制度有关。“像我父母这样的农民工，几乎都没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的人会自己缴新农保。以江西为例，最低档一年300元，最高档一年6000元，绝大多数人交的是最低档，60岁后一个月只能领100多元。这样低的标准，如果不继续打工挣钱，怎么维持生计？”
还有医疗保险，农村有新农合，费用每年都在涨，一年交360元，报销的比例是有限的。王欧说，“2014年，我爸第二次脑出血，进了ICU，自费花了十几万，家里的钱花光了，病没治好，人也去世了。”
王欧表示，城里没活了，回家种地是退路。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工人老家的地被征用了。尤其前些年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出来以后，大量远离城郊的农民也被征地，搬进楼房，离原来的耕地越来越远，失去了继续务农的条件。随着农业机械化、集约化的发展，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的投入，即便有地，回家没太多事可做，回报率也低。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年龄过大的农民工，干重体力活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有些地方上就干脆“一刀切”，给他们划定一条年龄线，对越线者一概不要。
郑风田说，比起青壮年农民工，这类群体的事故发生率确实会高一些。 但“一刀切的做法有些简单粗暴，地方上也有推卸责任的嫌疑，对这类群体下清退令，迫使他们离开建筑工地，折射出多方面的现实困境”。
江西抚州市一位包工头表示，他多次用过6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一些农村，儿女结婚、给孙子办生日宴时，很讲究排场。一些农村老人上了年纪，但自我感觉身体还可以，就想出来多挣点钱，他们很敬业。
他表示，现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70后是主力军，80后不算多，90后很罕见。他现在正在用的农民工，最年长的已经有70多岁。用超龄农民工也是无奈之举。年轻人不愿来，有的宁愿在家打牌也不愿来建筑工地打工。
据潮新闻报导，“我干工地干了一辈子，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我身体还健康，为什么就不能干了。”去年底，家在安徽阜阳的老陈最终还是被公司辞退了，可他想不清楚，自己身体很好还能干，为什么就被“清退了”。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表示，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是最早出去的一批，也是最受建筑行业“清退令”影响的人群。他们最先出去打工，做的也是最苦最累的活。他们只有干得动干不动、愿不愿意干的概念，没有法律上“超龄”的概念。
中国经济低迷 失业率高
目前，中国经济低迷，各行各业失业率高。中共国家统计局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6至24岁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已接近25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的4倍。而中国经济在2023年持续下行，1-2月官方公布的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了4%，显示失业人数在增多。
大陆《新京报》3月18日报导，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资料显示，2023届大专院校毕业生人数将达1158万人，比去年增加82万人。北京高校的毕业生数量约28.5万人，均创历史新高。同时，北京市毕业生情况有了新变化，硕、博士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越大学生。
中国经济塌缩，大量高学历人士找不到工作，最近“孔乙己文学”在互联网爆红。许多网友借用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自嘲寒窗苦读多年，却找不到一份好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目前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白先生告诉大纪元，由于现在经济下行，就业环境等整体状况都不好，读研究生毕业的都很难找到工作，整体的大趋势是年轻人都在躺平。
2020年是中共宣称的“脱贫建小康”的收官之年。但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两会”答记者问时，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一句话泄露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经济窘境。
过去三年，中共实施严苛的《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目前国企和私企巨头也频频裁员、降薪，中小企业更是密集倒闭。制造业用工量锐减，令许多相信中共“经济复甦”谎言、返城打工的农民工陷入绝望。
2月22日，曾在香港报业任职的资深媒体人颜纯钩在脸书发文《农民工返乡是大凶兆，基层政权将最先崩溃》指，四十年来，中国农民工数以亿计，他们的生活与观念基本上已经城市化，早已习惯城市的繁华，对农村的耕作生活完全没有了概念，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文章说，中共的乡镇政府正面临空前财困，基层党官在减薪遣散潮之下自身难保，难免对上躺平对下苟且。中共“维稳”力量又主要集中在城市。届时青壮年农民人多势众，村官势孤苟且，上级政府鞭长莫及，乡村“维稳”势成空言。
文章最后说，中国经济衰退难以逆转，意味着农民工谋生之路将越来越渺茫。最终，乡村火药库一旦引爆，中共政权的瓦解将从农村开始，那时中南海无力回天，就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时候。
（记者唐正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