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4月25日讯】《华盛顿邮报》近日发表的调查报导,揭示了中国病毒实验室管理糟糕,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问题,其中详述了甘肃兰州布鲁氏菌泄漏重大事故的来龙去脉。报告认为,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安全设施不达标,而导致病毒泄露,或是新冠疫情爆发的原因之一。
近日,《华盛顿邮报》(简称“华邮”)的两位资深调查记者乔比·沃里克(Joby Warrick)和大卫·威尔曼(David Willman)共同撰写的一篇调查报导,深入探讨了COVID-19疫情爆发的原因。
这篇题为《中共实验室安全问题蕴含新的大流行危险》的报导指出,萨斯疫情过去后,中共为了与欧美争夺生物科技霸权,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建实验室进行病毒研究,但安全设施与培训没有跟上,导致事故频出。如果放任中共实验室的安全问题不解决,再度发生一场大流行疫情的情况就难以预防。
在这篇报导中,两位记者特别讲述了2019年7月下旬甘肃兰州发生的布鲁氏菌泄漏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后中共官方曾竭力掩盖,但希腊传染病专家乔治斯·帕帕斯(Georgios Pappas)经过实地调查后,在《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发表报告,揭开了这个泄露事件的来龙去脉。
据《华邮》的报导,兰州生物药厂布鲁氏菌泄漏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该公司在生产兽用布鲁氏菌疫苗过程中使用了过期的消毒剂,使得大批细菌未被消毒剂杀死就通过废气排出。废气中包含的易于雾化的病原体借着东南风扩散,飘向了附近的居民公寓楼和兽医学校。
病菌泄露事故发生后,制药厂并没有对附近的居民发出警告,导致生活在药厂下风的人们没有任何机会来保护自己。
在接下来的几周中,首先是附近兽医学校的学生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症状:关节疼痛、发烧、异常疲劳,学校研究部的实验室小鼠也开始生病,甚至发生了孕妇分娩出死婴等十分反常的现象。
甘肃省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当时接受过测试的7万人中,有一万多人的血清呈阳性。但兰州卫健委声称,那只是抗体呈阳性,并非感染布鲁氏菌病。
帕帕斯说,这起导致一万多人被感染的病菌泄露事件“在官方数据中找不到(相关资料)”,“好像这些患者从未存在过”。
在中共官方的舆论镇压下,兰州事故在全球媒体报导中几乎销声匿迹,因为中共官方将此事轻描淡写描述为一个小事故,声称该事故不会导致人得病。
《华邮》的报导指出,兰州事件的来龙去脉为研究人员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提供了一个认知线索。美国和国际科学家、议员对中共病毒事件的多次调查都聚焦到了中国实验室事故的严重问题,中国的病毒实验室安全问题不解决,这样的泄露事故就有可能再次出现,从而引发另一场疫情大流行。
《华邮》的报导进一步指出,在萨斯(SARS)疫情之后,中共当局为了在生物科技方面赶超美国和西方国家,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建造了数十个实验室,并鼓励包括基因工程、实验性疫苗和治疗学领域的尖端研究,其中就包括于2018年开始全面运作的武汉病毒研究所BLS-4级别的病毒实验室,在那里对最致命的病原体进行研究。
然而,快速兴建的实验室并没有完善的安全保护措施。调查显示,中共实验室存在安全设备短缺、员工缺乏安全培训的问题,甚至存在将经过试验的动物非法出售;被污染的实验室废物被冲入下水道等等现象。
根据《邮报》调查的资料,尽管武汉BSL-4实验室最初是根据法国设计建造的,但中共官员逐渐将法国合作伙伴拒之门外,并用当地未经在BSL-4条件下进行过测试的物资取代了一些昂贵的、具有安全功能的物资,这些包括密封材料、空间过滤系统和监视设备等。
2018年,美国科学家在访问了武汉的BLS-4实验室后曾经指出,武毒所“严重缺乏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以便安全地经营这个高风险等级的实验室”。
另一份调查报告则提到,2019年10月一名中国检查员在访问武汉大学运营一个BSL-3实验室后,曾在报告中披露,“实验室里有很多碎片”,实验室条件“拥挤而混乱”,“实验和起居区……没有分开”,以及“化学垃圾和家庭垃圾混合在一起”。而武汉大学的这个BSL-3实验室与武汉病毒所相去不远。
报导引述专家们的观点指出,安全设施和制度的不达标问题因中共的官僚机制而加剧,因为中共的野心导致苛刻目标的设定,问题一出现就反射性地掩盖,并阻止任何公众了解缺陷。而这就是中国的实验室为什么会出现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