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北大教授汪篯为何被逐出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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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汪篯,在北大朗润园十公寓的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年仅50岁。
汪篯是“文革”爆发后,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教授。今天,我们根据北大校友、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资料,和大家说说汪篯教授的故事。

陈寅恪的得意门生

汪篯,1916年生于江苏扬州,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当年清华300多名新生中,他的入学成绩总分名列第二,而且数学独得满分100分。1939年,汪篯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师从陈寅恪,地点在昆明西南联大。
1947年,汪篯辗转回到北平,请求做陈寅恪的助手。半年后,经陈寅恪与傅斯年、胡适等人的沟通,北大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寅恪的助手。在两年多的岁月里,汪篯吃住都在陈家,协助陈寅恪完成了着名的《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的学问有多高?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评价是:“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又是如何评价汪篯的呢?1948年5月17日,他在写给北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信中说:
“汪君自借住弟处以来,于今行将一载,弟深知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来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
能得到陈寅恪如此高评价的人,可见不是一般的才子,而是可能成大家的栋梁之才了。

被逐出师门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汪篯受时代大潮挟裹,跟当时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共寄予希望。
1950年2月,汪篯加入中共;1951年冬到1953年底,他在中央马列学院二部学习两年,由一个传统的历史学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
1953年,中共中央所属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由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得知这个消息后,深受陈寅恪赏识的汪篯,以为自己一定能把老师请来。于是,他自告奋勇地跟有关领导提出,由他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
1953年11月21日,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满怀信心地前往广州,并像往常一样,住进了陈家里。当晚,他说明来意,劝说陈寅恪接受委任。汪篯特别谈到,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陈寅恪一听到这就火了,立即把他痛斥了一番,谈话不欢而散。
第一次谈话后,陈寅恪就不再见汪篯了。后来陈寅恪夫人说:“您不见他不行,他是中央派来的,总得给个回话。”这么一劝,陈寅恪才在汪篯临走前与他再谈了一次。
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向汪篯口述了他《对科学院的答覆》。他说:“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接着,陈寅恪提出自己任职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毛公指的是毛泽东,刘公指的是刘少奇。
对于陈寅恪所提条件,中共肯定不会答应,他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而汪篯此去广州,不仅没能请来陈寅恪,而且从此以后,不再被陈寅恪认作是学生。

残存陈氏治史态度

汪篯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他的历史研究。但是,他毕竟师从陈寅恪,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陈寅恪倡导的治学方法。
1964年前,他招了几届隋唐史研究生。他要求青年教师和学生,学习中国古代史,必须练好基本功。他很反对有些人典章制度没有弄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没有搞清楚,就写文章。在历史事实的考据上,他要求青年好好向前辈学习。他撰写的一些隋唐史论文,考订扎实,逻辑缜密,颇得陈寅恪真传。
汪篯还接受出版社委托,审阅了不少文稿。他对沈起炜着《隋唐史话》不仅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而且核对了所有材料。对《辞海》隋唐职官部分的条目,他也根据《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逐条进行研究,全部改写一遍。对《魏征传》的译文和注释稿也遵照中华书局的要求,按时完成了审阅,并为再版的《魏征传》撰写《魏征年表》。
汪篯本来还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关于均田制、唐太宗、武则天的研究,以及完成中华书局委托的《贞观政要注释》和《唐六典校注》的审校工作。可惜,这些都没能完成。

一瓶“敌敌畏”

中共建政后发动的政治运动一场接一连,包括所谓第一次“史学革命”、第二次“史学革命”,让汪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
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中共高度简化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都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都被否定。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汪篯因为反对浮夸学风受到批判。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也倍受摧残,体重从原来的150多斤一下子减到不足100斤。
1966年“文革”爆发后,汪篯无端被牵连,日子更难过。
在中共最高层,首先被打倒的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中的“陆”是中宣部长陆定一。
之前,陆定一策划出版《魏征传》。魏征何许人也?唐太宗时大名鼎鼎的谏议大夫,专门跟皇上提意见,曾犯颜直谏唐太宗两百多次。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很难过,流着泪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陆定一策划出版《魏征传》,被认为意在提倡魏征敢于向皇帝讲真话、敢于向皇帝直言相谏的精神。他被打倒后,参与审阅《魏征传》的汪篯被认定是“同党”,北京大学第一个被揪出来开刀祭旗的,就是他。
那是1966年6月初,当时,汪篯身体已经很不好,在家卧床休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竟然跑到他家门口,在房门上贴了深揭猛批他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第二天,学生们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散落在地下。
这可了不得了,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指责汪篯仇视“文革”,故意搞破坏,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领导那里。工作组领导命令汪篯必须当面向学生认错,并回去把地上的大字报贴好、复原,重新贴到他家的大门口。
汪篯不得不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
6月10日晚,汪篯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一咕噜,全喝下去了。不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在家中嚎叫,以头撞墙。邻居听到凄惨可怕的叫喊声,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家门,外人无法进入。
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汪篯已经气绝身亡。
汪篯死后,被中共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汪篯之死,开了“文革”中北大教授(教师)自杀的先例。后来自杀的还有:西语系教授俞大絪、哲学系教授沈乃章、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等。
据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北大至少71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