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9月06日讯】大家好，欢迎收看要闻快评，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点赞、订阅和分享！
中共官方抽样调查表明，中国乡村债务总额惊人，再加上地方债务隐藏的巨大危机，难免让人要质问，这些债务怎么偿还，到底存在什么隐患？今天请来三位专家为我们深度分析解读，他们是时事评论员秦鹏、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和政经评论员杰森博士。
中共官方调查：中国乡村债务巨大
根据中共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表明，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中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千亿元人民币，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到130万元，其中主要债务来自于村庄建设项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说，中央政府为了保障建设项目的政策要求，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但是，很多村庄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了村级债务。
王赫：“ (中国)它那是五级政府组织，中央是地、县，然后到下面的乡镇。那个乡镇财政，他们基本上是乡镇财政管，这个乡镇财政都是由县政府来进行管理的，基本上是事实上没有独立的财政。”
王赫：“ 它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按照中共的法律来说的话。但是呢，现在这里面，中国有500万的乡村干部，有70万个农村，那么他们的平均负债130万，总共总负债接近1万亿，9千亿人民币，这么大一个债务。”
秦鹏：“ 中国搞项目分级来承担一部分支出的这个做法，它其实主要来自于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了四万亿之后。当时是中央出一部分钱，地方出一部分。这之后，很多项目建设，也采取类似方法，这个也成了地方官员做政绩及参与者个人捞钱的方式。”
秦鹏：“各地就上了很多的有用的和没有用的项目，很多的项目实际上就是纯粹的形象工程、浪费钱的和捞钱的。”
秦鹏：“这些项目当然有一些还是给农村带来了改善，比如村村公路。这种情况下，这个村里出于部分，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切合中国国情的。但是对某些地方来说呢，它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长期负担。”
秦鹏：“因为中国的这个各地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有的地方它可以呢是通过自己的这个经济，或者呢通过卖地，以及其他方式来逐步的偿还债务。但是相当多的这种农村，它是没有什么收益的。有的村的一年的收入，它不过呢才几万人民币，它不可能偿还这些债务的。”
王赫：“ 所以这就是目前整个中国农村里面，对中共当局来说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这么大的债务，除了东南沿海一带发达地区，他们有些什么村集体，他们有自己的收入。但是对广大的中西部农村，这就是个灭顶之灾。”
王赫：“ 那谁来为这个债务承担责任？在这个债务怎么追责追下去？所以现在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根本就没有钱来理这个事情。”
王赫：“ 而且村级债务面临的是，中国本质将近40%的农村人口，大概有45亿人在农村生活，这笔债务摊在他们头上。”
乡村建设沦为官僚“肥肉”？
黄岩教授还指出，建设工程就是一块“肥肉”，各种利益主体参与到这些项目的建设中，上级政府要政绩，村委要面子，村干部要利益，是村级债务形成的内在动机。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曾被中共官媒称为“中国最富村庄”，近几年多次被传出高额负债。2018年三季度，华西集团总负债高达369.3亿元，最后被贱卖。
王赫：“但是这项目呢，有很多都没有经过市场的可行性的论证，结果一投过来，都成了什么呢？一个陷阱，赚不到钱，还亏了进去，那么这里面就形成大量的债务。”
秦鹏：“正常社会的官员们他们的权利是来自于选民的，有选票，以及呢是选民们来监督，来去保障这样的一个村镇建设。它所做项目的时候基于呢当地的需要，在实际的操作中呢，也是能够尽量的去避免这种贪腐。”
秦鹏：“实际在操作中是应该呢，通过这种公开的招标，村民的监督，或者呢是村民是自己来出工出力施工的方式来去解决。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减少花钱，以及呢减少这样的一些黑箱作业的这种情况的。”
秦鹏：“ 因为中共体制它其实是把这个官员的政绩观都给异化了。”
秦鹏：“ 这种项目它在实际的操作中是村庄干部给关系工赚钱，然后一起贪腐来一起做的。”
秦鹏：“ 所以呢,在地方上就形成了更多的这种利益追求，所以也才会导致建设那么多有用和没用的项目，而且呢有的项目的这种造价、这种浮夸非常严重，质量也很差，那么豆腐渣工程也很普遍。”
王赫：“共产党上台之后，毛泽东说的要把农村搞社会主义运动，要把它变成是共产党，能够建立劳务统治的，他干了个什么事情了？就是把传统乡村自治的给彻底摧毁掉了。”
王赫：“ 这时候整个乡村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它这一块一直没有有效的制度设计，也没有有效的政策，就一直是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成了整个中国经济列车上的一个巨大的包袱，一颗定时炸弹。”
王赫：“在农村，整个中国都是村长，几个人说了算，特别是2019年，中共搞了一个政策叫什么？村书记兼任村主委，村主任。过去村主任是属于农民一人一票，裁选出来的，搞了20年。结果2019年，上面一纸文件就把它废掉了。就是那个村主任和村书记一肩挑。”
王赫：“而村主任和村书记一肩挑的这样的人，很多都是属于什么地方豪族，地方豪强势之力，很多都是黑社会的。而这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拿手的工具。”
王赫：“所以它目前那个村集体，这个基层政权的运行的问题使中共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它的整个基层都已经腐烂了。从政治上，从经济上，从官民关系上，包括环境上，所以这个问题都是非常的糟糕。”
地方财政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地方债务问题，目前也是危机四伏。8月2日，大陆的《经济观察报》记者发表文章“财政局长这半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近距离走进四个地方财政局长的工作日程，透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地方财政内幕。杰森：“昨天晚上我在研究中国新闻时，无意中看到一篇中国经济观察报记者杜涛最新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财政局长这半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篇文章可真把我惊到了，我一口气读了两遍，文章中披露的很多中共区县一级的财政内幕信息，和我个人渠道了解的这个级别的内部信息高度吻合。”
杰森：“这篇文章采访和讲述了四个中国中部和中西部不同地区的区县级的财政局长，在2023年上半年的遭遇。文章中这四个财政局长的名字用的都是化名。”
杰森：“文章从化名为陈康的这位县级财政局长讲起，8月20日早上7点半，陈康就匆忙赶到了办公室，他发现办公室外面早已经排了一长队的人在等他，杰森，1:56, 这半年来陈康对这个场景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人都是来向他要钱的。”
杰森：“现在县领导也知道他们县财政危机的程度，从云里雾里走进人间，不再逼他搞什么新投资项目了，现在县领导对陈康的财政局唯一要求就是确保三保，这里的三保指的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杰森：“2023年上半年，确保这三保对陈康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根本原因是地方财政收入大跳水，支出却大涨，主要是因为政府人员扩编，而且退休人员的比例在不断增加等因素造成。”
王赫：“那么现在按照那个国外的一些金融机构的估价，大概有60多万亿。那么现在地方正式的债务，一般债和专业债加起来有30多万亿，合起来大概就是差不多100万亿。就相当于中国GDP去年是120万亿，相当于80%占了GDP的80%。这么大的一个债务，而且这个债务里面呢，它的利息很高。每年光是还这个债务的利息都超过1万亿人民币。”
杰森：“第二个财政局长是一个化名李健，一个经济开发区的财政单位的负责人，李健表示他2023年的主要任务是干三件事，而每件事都蕴藏了大量中共体制运作的内幕，第一件事就是清除他们开发区内部的空壳公司，所以这些账面上挂着巨大债务的一个个空壳公司，就成了李健的一个个噩梦和定时炸弹。”
杰森：“采访的四个财政局长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的还不是手里没钱，入不敷出的问题，多人提到他们平时四分之三的精力其实都用在了，应付中共体系中目前连绵不绝的各种检查、巡视和审计上。”
杰森：“这就是习近平在中共官员体系中成功建立起来的一个内卷机制。中共的每个官员都被卷在其中，谁也逃不出去。其实，习近平的这个内卷机制卷的不光是中共的官员，这个机制一旦形成，中国没人是安全的，因为它可以随时卷到任何一个人群的头上。”
秦鹏：“地方债和村级债务的主要区别有几个，一是规模不同，村级债的规模不到1万亿，地方债则是高达64万亿。”
秦鹏：“第二是来源不同，村级债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税收体制改变之前，大概有3000亿，它的主体是间歇性债务，而地方债主要都是这种间歇性债务。”
秦鹏：“第三是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当地甩包子的方法也是存在巨大的差异。地方债是省市县各级官僚通过一些公司来完成的举债行为，它在法律上其实是可以通过公司破产来赖账的，它也可以通过发行地方债来转嫁这种风险到普通的有理财需求的那些居民们，或者转嫁给地方的银行、信托公司等等。”
秦鹏：“那么一旦对公司或者个人形成了债务，地方政府就可以通过收税和卖地来偿还。地方官员很少会因此被起诉，以及被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飞机或者坐高铁。”
秦鹏：“但是村级债务基本上就是村委会来承担，它没有办法把包袱甩出去。村官们经常败诉，变成了老赖，所以村官是更难当的，也导致有些地方很多人不愿意去当村官。”
秦鹏：“虽然有这些差异，他们共同的之处都是存在大量的形象工程，存在官员为了政绩和捞取个人好处，大干快上各种项目的问题。”
王赫：“所以这些债务里面它为什么能够维持下来，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就滚了这个东西击鼓传花一样，看谁最后倒霉，什么时候能爆。”
王赫：“就是说现在地方债，它不光是个地方债的问题，它跟整个金融机构密切相关，有地方债务危机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有金融危机，那么又导致整个中国经济要彻底炸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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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