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海外媒体在广传一个消息：习近平正在酝酿一大军事怪招。这个“怪招”是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对此，我不想做任何评论。
9月13日，我在大纪元上发表《习近平的九个决策错误源自哪里？》。今天，我再来谈一谈习的另外九大决策错误及其根源。
第一，留用江派三要员的决策。
对现任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习有一个决策是：留用江派三要员——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赵乐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沪宁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韩正任国家副主席。
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江派，又称以江、曾为首的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良、忍”的信仰，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不计后果，无所不用其极。
其中最邪恶的是，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来的最血腥、最野蛮、最残暴的大屠杀。
江泽民、曾庆红，以及江派要员，个个手上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
赵乐际、王沪宁、韩正，都是以江、曾为首的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要员。
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而是佛法。自古以来，迫害佛法罪大无边。
赵乐际在大瘟疫正在全中国、全世界蔓延的2020年5月、6月两次部署对法轮功的迫害。这表明：赵乐际坏无底线，罪大恶极。
王沪宁作为江、曾提拔重用的“最高智囊”，是为江、曾迫害法轮功提供“理论”支撑的。
王沪宁被美国着名媒体人Hugh Hewitt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在我看来，王沪宁是当今“中南海最大的奸臣”。
韩正是江、曾在上海迫害法轮功最重要的帮凶。
习留用赵乐际、王沪宁、韩正，只会使中共的内政外交滑向深渊。
第二，军队高级将领任用方面的决策。
突出表现在习对李尚福（上将）、李玉超（上将）、徐忠波（上将）、刘光斌（中将）、张振中（中将）等的任用上。李尚福是今年3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
李尚福是国务院所属部委中级别最高的军队将领，是中共党、军队、国家领导人之一。
但是，到8月30日，李尚福便“失踪”了。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9月15日对大纪元透露：李尚福是9月1日被捕的。之后，军委装备发展部共抓了8个人，其中6人是副部级，2人是局级。这8人都是李尚福指认的。
李尚福曾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路透社9月22日报导，李尚福失踪，是近期习近平随行高官神秘失踪案中最新的一例。10位知情人士表示，李尚福因在军事装备采购中的腐败问题正在接受调查。
也就是说，李尚福被习提拔重用为中共党、军队、国家领导人不到半年，就因贪腐被查。
7月31日，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楼授予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火箭军政委徐西盛上将军衔。
这表明：原火箭军司令员、上将李玉超，原火箭军政委、上将徐忠波已被解职。
李玉超被习提拔重用为火箭军司令员，晋升上将仅1年半，“当选”二十届中央委员仅9个月，就被解职了；徐忠波被习提拔重用为火箭军政委、晋升上将仅3年，“当选”中央委员仅9个月，就被解职了。
李、徐两上将为什么被解职？综合海内外媒体报道，他们因贪腐被查。
习提拔重用的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前火箭军副司令、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也因贪腐被查。
火箭军是习2015年军改后成立的科技含量最高的新军种，掌管携带常规武器或核武器的短程、中程、远程、洲际导弹的发射，是习对台湾、美国、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战略威慑的王牌军。
火箭军司令员、政委、副司令的选拨任用，按理说，应该是非常慎重，优中选优，政治上可靠，值得信赖的。
但是，李玉超等人被习提拔重用的时间都不长就被拿下。这说明：习识人、选人、用人都存在严重问题。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军事问题高级专家Dennis Wilder表示：“如果国防部长和火箭军领导人被免职是因为贪腐，这表明习近平选择高级官员的审查程序存在严重缺陷，并表明尽管习近平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腐败运动，但腐败在体制内仍然很普遍。”
第三，设立“雄安新区”的决策。
2017年4月1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共同发布关于在河北雄县、容城、安新设立国家级的“雄安新区”的消息。报导称，这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设立“雄安新区”是习当政后最重要的决策之一。
但是，这个决策是错误的。雄安境内的白洋淀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也是华北平原最大的天然大型平原洼淀。白洋淀上游来水，主要有拒马河、小清河、白沟河、萍河、瀑河、府河、唐河、孝义河、潴龙河等。
也就是说，“雄安新区”是“九河入洼地”。这里应该是“泄洪区”，而不应该建“雄安新区”。
第四，“国进民退”的决策。
十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被中共折腾到崩溃的边缘。最重要原因是，党垄断经济。党垄断经济的结果是：全国只有两种所有制，一是国家所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都是党所有制。
党所有制的突出表现是，人、财、物、产、供、销，经济的一切领域、环节、末端，都是党领导。
党领导的恶果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再管，越管越死；如此恶性循环，到最后，经济活力被窒息。
1978年12月，中共为了自救，被迫搞改革开放。
什么叫改革开放？就是把被中共束缚的死死的老百姓的思想松绑一点，手、脚松绑一点，把被中共管得死死的人、财、物、产、供、销松绑一点，把紧闭的国门打开一点。
一句话，民进国退。虽然中共的权力在经济领域仍然无处不在，但是，就因为这一点点地松绑，民营经济立即呈现出巨大活力。
中共对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有一个说法，叫“五六七八九”。五是指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六是指贡献了60%以上的GDP，七是指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八是指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九是指占全国企业数量的90%以上。
但是，习上台后，逐步向党垄断一切的做法回归。习主导通过的十九大党章明确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习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国进民退。
“2019秋季新莫干山闭门研讨会”上，曾任全国工商联农产商会代表的蔡晓鹏说：“民营企业你觉得过得好吗？我觉得过得不好。我有两个群，有2000多个民营企业家，没有一个说好的。”
2020年末习对民营企业开展新一轮监管整顿以来，民营经济一路受到重创。孙大午等民营企业家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监狱。
据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讲，近期，中共释放了2,200多个民营企业家，放出来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么多民营企业家被抓。
2020-2022年，疫情三年，中国经济受打击最大的，是民营经济。
近些年来，民营经济确实“退”了。国有经济“进”了吗？
经济学者老蛮在《2023年前八个月经济回顾》一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具体数据后，说：中共经济已到了股市、汇市、楼市、债市“四市齐杀”的地步。
老蛮写道：“在经济学看来，只有一个国家的内部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迭加金融危机，同时对外发生了主权信用危机，三种危机同时发生，才会出现‘四市齐杀’的局面。要凑齐这些危机条件，可以说极其艰难，甚至可以说属于‘完美危机’模式。”
为什么“国进民退”搞到“四市齐杀的”地步？
因为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习搞的国进民退，实际上，是党的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
第五，修改宪法任期限制的决策。
2018年3月11日，中共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国家元首任期制，是共和国重要的制度基础，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共和国的重要标志，被现今绝大多数共和国采用。
“中共国”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是共和国，国家元首就应该有任期限制。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是终身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即使毛后来没有国家主席的头衔，毛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由于毛将“中共国”党政军最高大权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上，毛因此成了名符其实的独裁者。毛一个接一个的重大决策错误，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场接一场的大灾难。最大的一场灾难，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十年浩劫”。
文革结束后，鉴于毛独裁到死带来深重灾难的教训，1982年，邓小平主导宪法修订时，特别作出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留下的遗产很少，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认为是一个。
习2018年修改宪法关于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其错有三：
（一）违背了共和国国体的要求。
（二）是文革后政治体制上的一大倒退，为恢复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打开了大门。
（三）就中共而言，中共的最高实权掌握在中央军委主席手中。中共党章对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国家主席只是一个虚职，礼仪性的。正因为此，邓小平不当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当国务院总理，不当国家主席，但必须当中央军委主席。
习修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除了为习赢得骂名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时，就有外媒戏称习为“习皇帝”，“终身主席”、“国王”等。
很多曾对习寄予希望的改革派人士，从习修宪开始，对习大失所望，或不再抱希望。
第六，提前27年终结香港“一国两制”的决策。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这场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1997年7月1日中共收回香港后，不断蚕食香港的自由与自治，经过22年的积累，香港民众与中共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极值，终于爆发出来了。2019年11月24日，在中共对反送中运动持续升级暴力镇压5个多月后，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揭晓：在18区452个议席中，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民主派获389席，支持中共的建制派仅获59席。这个结果是香港主流民意最真实的表达。
习如果顺应香港主流民意，就应该正面回应香港反送中民众的合理诉求。但是，习没有这样做。
2020年大瘟疫大爆发之际，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提前27年终结香港“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变成“爱党者治港，一切听从党指挥”。香港的“三权分立”，变成“警权至上”。香港的自治不复存在，香港的言论自由等基本自由被全面限制。
香港，这个曾经对中共改革开放作出中国其他所有城市都不能替代的重要贡献的“东方之珠”，光华不再。
第七，“一带一路”的决策。
2013年9月，习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将其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战略，开始在世界各地大举投资。到今年9月，习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整整10年。结果怎么样呢？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中国”一带一路”评级》报告指出，中共的投资给世界带来七大问题：
（1）国家主权受到侵蚀；（2）投资合同缺乏透明度；（3）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造成债务危机；（4）脱离当地的经济需求，不向当地工人转移技术；（5）地缘政治风险；（6）负面的环境影响；（7）巨大的腐败风险。
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成了世界最大债主。但是，大瘟疫过后，许多国家要求中共减免债务。对中国来说，许多投资可能打水漂，收不回来了。
9月10日BBC的报道中，记者问：“一带一路失败了吗？”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回答：“可以大致判断，失败了。”
第八，“大撒币”的决策。
2021年初，我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习“大撒币”的问题，其中写道：“近四年，中国合计对外援助达到60365亿元人民币，其中，对俄罗斯援助款是4000亿美元，委内瑞拉650亿美元，印尼500亿美元，拉丁美洲1180亿美元，巴西100亿美元，厄瓜多尔120亿美元，非洲600亿美元，安哥拉74亿美元，中东国家550亿美元。”
“如果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平均分配给国内3000家上市公司，每家可获得20亿元人民币。如果贷给国内小微企业，可以彻底解决全部1000万户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平均每户60万元人民币。如果用于“三农”，可以一次性实现全部一亿农民的小康目标，平均每户6万元人民币。如果平均分配给每个中国人，每人4378.28元人民币。”
尤其是，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其中2.8亿人月收入仅537元，折合美金为每天2.53美元。他们每天的生活消费支出低于2美元。以联合国确定的每天生活消费支出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为基准，这2.8亿人实际是在国际贫困线下。
在这么多中国人吃饭难、生育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养老难的情况下，习的“大撒币”决策，无疑是错误的。
第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策。
习经常讲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实际上是中共老祖宗马克思讲的“解放全人类”的另一种表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承认人类社会存在普世价值。但是，中共独尊马列主义，不承认普世价值。
马列主义是什么？剥开马列主义的所有“漂亮”外衣一看，里面就是三个字：“假、恶、斗”。
以“假、恶、斗”为指导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只能是：假话横行的世界；超越道德和法律底线作恶的世界；与天、地、人斗，斗得天昏地暗，斗得你死我活的世界。
结语
为什么习的上述九大决策都是错误的？因为天、地、人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运行的。作为当政者，只有顺应客观规律，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百年中共是怎么走过来的？
头28年，不择手段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后74年，以高压和欺骗维持中共极权统治。无论是头28年，还是后74年，都贯穿着一个字血淋淋的字：“杀”。
百年中共一路杀。杀到今天，中共已成为全世界杀人最多的党，欠血债最多的党。
这如海的血债，全都是黑乎乎的负资产。背负着这些负资产，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换成任何一个其他人，其决策都不可能正确。
因为客观规律制约着每一个中共领导人；否则，就没有天理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