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当时中共第二号人物、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与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一起，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该报告称：“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报告对林彪的处理意见是：“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林彪是毛亲自选定、被写进中共九大党章的接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为什么要“反党”？他为什么要“篡党夺权”？
据《炎黄春秋》副主编刘家驹介绍，他曾应中共“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之约，撰写《林彪传》。为此，他深入采访了近百人，获取大量可信的史实，最后证明：
“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根本不是什么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
毛所说的林彪的“三大罪状”
为了打倒林彪，1971年8-9月间，毛在“南巡”过程中跟一些党政军高官谈话时，谈到了林彪的一些问题，关键有三个：第一，搞突然袭击
毛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毛所说的庐山会议，是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
据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高文谦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问林准备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务院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林着重讲了毛的“丰功伟绩”，肯定了毛的领袖、元首、统帅地位，以及以毛思想为指导“非常重要”，其中有一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批评。但林按毛的要求，没有点张春桥的名。
林讲话前，跟毛通过气，不存在对毛搞“突然袭击”问题。
1970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公报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
如果林彪在会上对毛搞突然袭击，讲了对毛“大逆不道”的话，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决不会这么写。
第二，想当国家主席
毛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在宪法中载明设国家主席，没有任何错。一个国家应该有国家元首，这是常识。
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在开幕式讲话中没有提及。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毛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都赞成设国家主席。
后来被称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上的发言，都没有“要求设国家主席”。
还有一个被称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黄永胜，没有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更不可能在会上坚持“要求设国家主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提出，如果毛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毛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打手——康生。
林彪长期受疾病折磨，不仅不想当国家主席，甚至连接班人也不想当。
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
以军委办事组为例：“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参加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军委办事组’改组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个以林彪的‘老部下’组成的清一色‘办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头’之嫌。但那是毛主席钦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赖的‘接班人’，因此这个‘清一色’倒可成为抵挡一切‘复辟’梦想的一道屏障。”
“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两头’：上头靠毛主席掌舵，下头靠有个可以办事的工作班子挡挡军内日常事务。”
“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
第三，鼓吹“天才论”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了毛是“天才”。其实，这是自1940年代以来中共高官对毛歌功颂德的一惯做法，林彪只不过重述了一下而已。
比如，毛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打手康生，在1958年夏，就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意即毛思想不仅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而且到了“顶峰”。
1959年12月，康生还讲，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意即毛比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厉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达到了“最、最、最”的程度。
这不是说毛是天才是什么？但毛从来没有因此要打倒康生。
从以上事实看，毛讲的林彪的三大罪状不成立，它们不过是毛为了打倒林彪找的三个藉口而已。
毛打倒林彪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毛、林的真正分歧发生在中共九大前。1969年4月，中共在北京秘密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召开前，毛决定由林彪在会上作政治报告。
九大的政治报告，先由陈伯达起草了一个，但被毛否定了；后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了一个，得到毛的认可，经毛修改后定稿。
1973年8月24日，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十大上作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周的这句话点明了毛、林的根本分歧在于，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也就是说，林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九大以后，结束文革，发展生产。
林的这个想法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想法背道而驰。
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分歧公开化，突出表现在：林彪以及一些军队将领反对张春桥。
张春桥是毛的御用文人，是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的吹鼓手。
1967年1月，张春桥在毛的强力支持下在上海掀起夺权风暴。此后，张一直支援造反、夺权，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都受过“造反”、“夺权”之苦之害。
张春桥支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组织“红纵”，“红纵”险些要了军队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上也曾遭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九届二中全会上，得知张春桥不赞成在宪法修正案中写上国务院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赞成加上毛“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许多军队将领以捍卫毛的名义纷纷“炮轰”张春桥，但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
其实，宪法修改草案总纲已经谈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张春桥反对在国务院工作中加上以毛思想为指导，本没有错。张反对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也没有错。
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不过是借题发挥，表达对张春桥的不满。
毛认为，反对张，就是反对毛。尤其那么多军队将领反对张，使毛感到他的绝对权力受到威胁。
毛是怎么把林彪逼上绝路的？
大体是经历了五步曲：第一，抛弃陈伯达
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以捍卫毛的名义反对张春桥的人之一。毛首先将陈伯达抛出来。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因此将陈伯达打倒。毛还讲：“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
陈伯达担任毛的政治秘书长达31年。正因为此，毛才让陈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增补陈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九大上，毛让陈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
但是，就因为陈一时没有顺从毛的旨意，就被毛全盘否定。
毛全盘否定陈，是根本说不通的，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否则，怎么解释毛让陈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中共政治局常委？
因为起草九大报告的关系，九大前后，陈伯达跟林彪走得较近。毛打倒陈伯达，实际上是做给林彪看的，给林彪敲警钟。
第二，逼黄、吴、叶、李、邱认错
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扩大成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吴、叶、李、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都没有反对毛，都拥护毛，都没有提设国家主席，只不过以捍卫毛的名义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而已。黄没有出席九届二中全会。
毛以其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要黄、吴、叶、李、邱认错，他们不得不认错。
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领导人，毛压他们认错，实际是压林彪认错。
第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毛后来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毛的这些做法意在削弱林的军事指挥权。
如上所述，林因为有病，长期当“甩手掌柜”，本来就不恋权。毛的这些做法，皆出于毛的疑心，只能让林彪倍感压抑。
第四，拒绝与林彪见面
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但最终还是没见到毛”。第五，给地方党政军高官“打招呼”
1971年8-9月间，毛“南巡”28天，约见各地党政军高官，讲话13次。毛说： “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这些讲话，概括地说，就是以“瞒天过海、无限上纲”的方式，给林彪“扣帽子”，“打棍子”，把林彪往死里打。
毛的这些讲话，与毛打倒刘少奇之前向一些党政军高官“打招呼”如出一辙。
1971年9月，林彪在北戴河度假，得知毛的讲话后，深感不安。他本来身体就很不好，经不起折腾。9月13日晚，他在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的催促下，在山海关，上了一架三叉戟客机。
这架客机要飞向哪里？起飞后飞机上发生了什么？这架飞机为什么飞到了蒙古？为什么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现在都是谜。
1996年，国防大学着名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教授在参加“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时说：“毛在北京时，没有同林彪讲，没有在中央谈过，却到处讲要搞掉林彪。听众面很广，势必要传到林彪耳朵里，事实上传到了。林彪作何感想？彼时彼地，他感到没有出路，于是铤而走险，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
结语
1966年文革爆发后，毛泽东先是利用林彪打倒毛亲自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后，又利用江青、张春桥等打倒他亲自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毛为什么打倒了刘少奇又打倒林彪？
根本原因在于：毛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忠实信奉者。
1959-1962年，在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折腾下，中国出现饿死4000多万人的惨剧。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特大人祸。
当时中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吃饱饭。
但是，1962年9月24日，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之后，毛象着了魔似地发动一场接一场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先后打倒了“习仲勋反党集团”，“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直到打倒“林彪反党集团”。
打倒林彪后，毛也没有住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临死前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打倒被称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共第二把手，如果不是林彪而是另一个人，毛也会疑心重重，搞阶级斗争将他打倒。
说到底，毛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都是“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遗传下来的魔症发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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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