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中央文革小组18名成员的厄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5月28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主要依靠他亲手组建的超级权力机构——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顾问:康生。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又补充了四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郭影秋是华北局的代表;郑季翘是东北局的代表;杨植林是西北局的代表;刘文珍是西南局的代表。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在文革前期整人的工具,但是,到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18名成员,在不同时期,全部成为挨整对象。
下面,我就根据海内外公开发表的资讯,对18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厄运作一简要介绍。

江青

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曾被称为“文革旗手”,自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1976年10月6日,毛去世不到一个月,江青被毛生前选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江青被控犯四宗罪:(1)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2)阴谋颠覆政府;(3)反革命宣传煽动;(4)诬告陷害。
1991年5月13日深夜,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内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陈伯达

从1939年起,陈伯达就是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笔杆子。
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增补为中共政治局常委。1969年3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是毛泽东30多个秘书中官职最高的一个。
但是,到了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翻脸,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9月,陈伯达被隔离审查。
1971年9月13日,陈伯达被关进秦城监狱。1973年中共十大上,陈伯达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刑18年。

张春桥

张春桥是毛赏识的极左理论家,毛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急先锋,毛1967年发起的全国夺权斗争的急先锋,也是个心狠手辣的整人者。
十年文革中,张春桥最大的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毛不仅让他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让他当了九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元老李先念曾讲:“张春桥就是政治局的‘恶霸’,他说的东西我们根本不敢反驳,也不容反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句话是他的,哪句话是(毛)主席的。”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作为江青的同伙,被华国锋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以与江青相同的四项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姚文元

姚文元写的、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毛发动文革打出的第一发炮弹。
因为替毛发动文革立头功,姚文元35岁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38岁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39岁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总管。
在文革中紧跟毛冲锋陷阵十年后,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作为江青的同伙,也被华国锋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以与江青相同的四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王力、关锋、戚本禹

此三人都是毛赞赏的笔杆子,是毛发动文革的极左理论的炮制者、宣传者、解释者、执行者。
但是,到了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上海对中共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王、关、戚三人先后被投入秦城监狱。王力、关锋被关秦城监狱14年,但没有判刑;戚本禹后来当成“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判刑18年,在秦城监狱被关押18年。

康生

康生是毛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随着毛泽东的政敌刘少奇等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康生的官越做越大。
从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73年的中共十大,康生被毛提拔重用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的四届全国人大上,康生被毛提拔重用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亡。
但是,十年文革结束后,康生被中共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公布其罪行的决定。
中共元老陈云称:“康生是鬼不是人。”

王任重

1953–1966年,毛泽东到武汉数十次,都是先后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出面接待的。毛游长江20次,王任重陪游19次。
1966年5月毛组建中央文革小组时,在四名副组长中,王任重排名仅次于江青;当时本来应该全国六个大局各有一名代表,但实际只有两名代表,一是中南局的王任重,二是华东局的张春桥。
但是,到了1966年末,王任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仅半年,且身患肝病,身体极度虚弱,仍被毛打倒;后被关秦城监狱七年。
当时揭批的王任重的“罪行”有四:(1)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2)与江青等对着干;(3)是国民党CC系特务;(4)反对毛主席。

刘志坚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刘志坚是作为军队代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之后,他还担任了军队文革小组组长。
但是,仅仅过了七个月,1967年1月,刘志坚就被打倒。
刘志坚先是被关押北京市顺义县3个月,受到多次批斗;后被押回北京市西城区拐棒胡同的家中看管,一直被关押到1974年9月29日,前后被关近8年。
刘志坚被打倒的真正原因是:毛不满意他根据老帅们的意见总是对军队的文革设立各种限制,被认为压制造反派。

谢镗忠

谢镗忠在文革前任军队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因与刘志坚一起参加了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陪江青看了30多部电影、3场戏、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
当他的上级、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时,他也成为小组成员。1967年初刘志坚被打倒,他也随即被打倒。

穆欣

穆欣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原因是,他此前任中共重要喉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党组书记多年,也是中共的笔杆子之一。
1967年9月6日,穆欣突然被戴上“特务”的帽子抓了起来,被关到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期间,被押到北京的大中学校轮番批斗。
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关进秦城监狱。从此,一关就是七年多,1975年5月14日才获准出狱。
据《穆欣自述》,他被关秦城监狱的直接原因是得罪了江青。

陶铸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被增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陶铸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
但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到1967年1月4日,陶铸就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了。从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即他是保毛要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的。
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遗体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处理,身分为烈性传染病人。

尹达

尹达是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紧跟毛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被纳入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7月,他搬进钓鱼台与陈伯达等人住15号楼。但不久,他就因为压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群众造反,被中央文革抛弃。8月底,尹达被历史所揪了回去批斗。

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这四人分别作为中共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西南局的代表,他们主要在当地参加文革,在北京的时间很少,只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会议,很快被打倒。其中,最早被打倒的是郭影秋,时间是1966年7月,他被诬陷卷入所谓“二月兵变”。

18名成员都遭厄运 三个原因

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18名成员都遭厄运?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是毛泽东维护他的绝对权力的工具。毛需要你时,可以让你喊打喊杀;毛不需要你时,可以随时让你当替罪羊,王、关、戚就是这样的典型。
第二,中共内斗是一个逆淘汰过程,即但凡有一些人性的人,都会被服从党性、泯灭人性者淘汰掉。像王任重、刘志坚、陶铸等,他们之所以很快就被淘汰出局,皆因为他们都还一些人性在。
第三,他们都受善恶有报天理的制约。比如,毛的妻子江青在文革中害人无数,必遭恶报。又比如张春桥,十年文革结束后,他的女儿张维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再比如陈伯达,他晚年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极,负罪很多。”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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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